徐泓 | 周學章與許淑文在燕京大學的日子

燕南園64號

文 | 徐泓

許淑文，老燕京人都尊稱她為“周太太”。1945年9月，燕京大學復校不久，她帶著五個孩子搬進了燕南園64號。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許淑文敲開了鄰居61號趙承信教授家的門。趙家的二女兒趙宗平、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看到，開門進來的是一位洋面孔、高個子、身材健碩的中年婦女。這是她第一次見到周太太，后來她在回憶文章中說，周太太有中外混血女人的那種漂亮。

一

許淑文與燕大教育系第二任系主任周學章的愛情故事，開始于周學章在美國留學讀書期間。

許淑文（Ruth Huie），1901年2月27日生于美國紐約市一個中國牧師家庭。她的父親許芹是中國第一代赴美國的移民，1868年，他14歲時便隨幾個親戚離開廣東臺山乘船去美國，奧克蘭信仰基督教的一家夫婦收養了他，并安排他接受神學教育。十多年后，許芹受教會派遣到紐約市華人社區建立了第一個華人基督教堂，并與同在教堂工作的荷蘭裔姑娘Louise結婚，育有三子六女。許淑文是他們的第五個女兒。

這個教堂是大紐約地區華人信徒周末聚會之地，孫中山到紐約后也住在許牧師的教堂中。一次在他離開后，清潔工在廢紙簍中發現了一些草稿，后來確認這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初稿。而在許家人手里，至今還保留著有孫中山簽字的留客簽名簿。

許芹牧師主理的教堂也是華人留學生課外活動的場所，他的家幾乎成為中國留學生之家，當年在紐約的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無論節假日，或是生病休養，都在許牧師家度過。

在這些中國留學生中，有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天津青年周學章，因學行卓越，獲省政府公費留學資助赴美留學，1919年獲歐柏林大學學士，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讀書期間，他來往于教會和許芹家甚多。結識了許芹第五個女兒許淑文，并與之相愛。

1923年11月，周學章與許淑文喜結良緣

美國《紐約時報》的廣告欄，刊登了周學章與許淑文于1923年11月22日舉行婚禮的公告。婚后第二天，周學章便帶著自己的新娘一起回國了。

許牧師的六個女兒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并都與中國赴美留學生結婚，婚后都隨丈夫回到中國。其中二女兒許雅麗嫁給了晏陽初，五女兒許淑文嫁給了周學章，兩位女婿日后共同努力，為中國的鄉村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更成為佳話。

二

周學章回國后，受聘于廈門大學任教授，一年后又任河北大學教授、教務長、代理校長。1926年被聘為燕京大學教育系教授，1935年從高厚德手中接棒，至1941年12月燕京大學被封校，一直擔任著教育系主任。

與此同時，在梳理周學章的履歷時發現，他在1930—1933年、1938—1942年兩次出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這個職務與燕京大學改革學科管理體系有關，1929年校方把傳統的藝術與科學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分為文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和理學院(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首任文學院院長由陸志韋出任，從第二年起就由周學章接班。此時文學院包括中文系、英語系、歐洲語言系、哲學系、教育系、新聞系和音樂系，學科分類更加科學。校方啟用周學章，為燕京大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

周學章同時在教育系也進行了大膽的改革。此時在創系主任高厚德領導下，在傳統教育概論、教育史與教育哲學的基礎上，教育系已經發展為普通教育、幼兒教育和鄉村教育三個專業，周學章充分利用他從歐洲考察所收集的豐富教材，不斷增進燕大教育系的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的實用功效水平。到1941年為止, 教育系的總課程數量從原來的18門課增加到36門課，并在普通教育專業開設了教育心理和教育統計與測驗等新方向。他還充實了幼兒教育課程，調整兩年制幼兒教育專修班為四年制幼兒教育專業(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Education)。幼兒專業新課程包括了兒童心理、兒童繪畫、兒童音樂、教學法等豐富內容。

1935年，以晏陽初為主席的“農村重建中央合作委員會”開始計劃在北京開展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何廉、梅貽琦、陸志韋、許仕廉和 Roberts Lin。燕京大學、北平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為該計劃的主要合作機構。

周學章全力以赴投入鄉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他與燕大的“農村建設訓煉課程委員會”共同計劃與設立一整套新課程，為訓練鄉村教育人才打下了基礎。他在燕京大學教育系成立了鄉村教育專業 (Rur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1936年開始招生。該專業除本科生之外，還設有研究生課程。這個專業的必修課，包括鄉村教育、鄉村經費、教育社會學、農村經濟學、鄉村合作社、農村運動比較、地方政府、鄉村問題討論等。除了在校學習理論，周學章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實踐指導。1937年成功創建了誠孚師范學校和冉村鄉實驗區。學生在四年學習期間有一定實習與實際工作學分要求。到試驗區蹲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實踐能力，也更有利于畢業后的工作。

“積極推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衛生教育與生計教育”，來實現“去貧致富”的教育救國目標 。在反復檢索和查閱有周學章主持燕大教育系的史料時，我發現上面這段表述是對周學章教育思想的概括。如今回望與反思，“推進四大教育”“去貧致富教育救國”，這個提法是多么切中時弊，又多么負有擔當。敬佩我們的父輩，在國難當頭的時刻，為中國教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高瞻遠矚的選擇。

1937年周學章帶領六名職工與學生，在燕京大學附近的貧困鄉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宏偉計劃是辦一個鄉村建設實驗區，藉以實現其“以學校為中心推進鄉村建設”，其創辦經費來源于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他們首先在燕園東門外的成府村辦了一個誠孚初級師范學校，培訓鄉村建設人才，又在北平西郊藍靛廠附近的西冉村開辦鄉村建設實驗區，該實驗區共包括以西冉村為中心的四五個村莊。

星兆鈞（教育系博士生）于1940年至1941年任該項目的主任，據他回憶，當時在冉村進行的實驗：

“[學校教育]：新辦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采用單級復式教學。收容二三年級的學生，共二三十人，由一位教師輪流上課。[社會教育]: 為了掃除文盲，在小學教室里辦了成人識字班，學員們每天夜間來校上課，此外，還裝備了幾個巡回圖書箱，其中購置些通俗易懂農民喜讀的各類圖書。[衛生教育]：為了向農民廣泛宣傳衛生常識，購置一些衛生掛圖，定期在區內巡回展覽、講解，增進農民的衛生知識，改變農民的衛生狀況。[生計教育]：生計教育的重點放在協助村民脫貧致富方面。首先幫助村民選擇各類優良種子，使之多收糧食。再就是推廣優良雞種、豬種，發展副業。”

周學章在辦學的同時，還辦了各種類型的工廠，使學生在讀書外還能學習些實際的技術，并給農民，尤其農村婦女提供了工作機會和一定的收入。周太太兼管著建廠的組織事務，到處尋找制作豆漿和花生醬的最好配方。老燕京的師生都記得，在學生食堂買到香噴噴的豆漿，還有甜咸兩種口味的花生醬，都是來自冉村實驗區的產品。

他們家三個年長一些的孩子，也經常被父母帶著，騎著單車一起去冉村實驗中學建廠。他們回憶：媽媽自行車后面載著一個大圓石磨，由于石磨太重，剛騎上車，車把就東晃西晃，達到一定速度之后才穩定下來。我們三個孩子的自行車后面也都帶著東西，但不記得是什么了。當時覺得自己能做點兒大人的事兒，好像我們也長大好多似的，非常高興，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燕園東校門外的誠孚初級師范學校也辦得有聲有色。規模雖小，但仍然包括三年制師范班和小學教育班。作家冰心就曾在這里參加師范培訓。她說，熱心的老師、精選的教材和獨特風格的授課方式，讓她難以忘記。

在周學章的積極推動下，燕京大學幼稚園、附屬小學、附屬中學逐漸成為燕大教育系的教學基地。周學章十分注重教學實驗，他親自對教學實驗工作進行設計和指導，不少教育系研究生在這里參與教學實驗。燕大幼稚園，也吸引了家政系的師生在這里進行教學實驗。周學章夫婦的五個孩子都是在燕大幼稚園、燕大附小、燕大附中接受教育的。比我們這一圈80歲左右的“燕二代”年紀大一些的哥哥姐姐們，健在的都已經近90歲了，他們中的不少人上過燕大幼稚園，畢業于燕大附小或者附中。

1938年燕大幼稚園家長與孩子們的合影

在燕京大學留存的老照片中，發現一張攝于1938年燕大幼稚園家長與孩子的合影，定格了一個歷史性的瞬間。讓我們一一辨認，把他們從歷史的深處請出來：

照片中共有九位成年人，六位女士，三位男士。

其中有兩對夫妻：周學章、許淑文夫婦（左5與左6）；梅貽寶、倪逢吉夫婦（左8與左4）。他倆是創建燕大的老臣，1942—1945年梅貽寶任（成都）燕京大學校長，倪逢吉任家政系主任。

其他三位女性家長：左2梁思莊，燕大圖書館館員，梁啟超的次女。左7謝冰心：燕大國文系教師，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夫人。左9吳紹鴻：燕大哲學系主任張東蓀夫人。

站在最左邊的高個子、一身洋裝的女士戴克范，燕大幼稚園的教師。她畢業于燕大家政系，燕大教務長林嘉通的夫人。

左3那位男士方貺予，1927年入學燕大教育系，1931年攻讀燕大宗教學院宗教歷史研究生，1933年攻讀燕大農村教育學院研究生。后留校教書。

照片上共有八個活潑可愛的幼童，根據照片上的家長推測，這些孩子們可能是梁思莊家的吳荔明、方貺予家的方晶、梅貽寶家的梅祖麟、周學章家的懿嫻、乃揚，謝冰心家的吳平、吳冰，張東蓀家的應是最小的女兒張宗燁。現在他們都已經是九旬以上的老人，真希望他們中有人能看到這張照片，認出自己。

從燕京大學教育系幼兒教育專業以及它的實驗基地燕大幼稚園，走出了我國第一代學前教育專家盧樂山。

盧樂山（1917—2017），原名盧碧霞，1917年出生于天津一個教育世家，她是著名教育家盧木齋的孫女，南開校父嚴修的外孫女

1934年，年僅17歲的盧樂山考上了燕京大學教育系（學號W34060），并選擇了幼兒教育作為自己的主修專業。她回憶說，雖然燕京大學的幼教專業剛剛創建，但教育系陣容強大，人才濟濟。校長陸志韋先生親自給本科生上普通心理學，司徒雷登的助理劉廷芳講授教育心理學，文學院院長兼教育系主任周學章講教育概論和教育測量學，美國人、教育系創系主任高厚德講授教育史。而盧樂山最有興趣最喜歡的課，還有夏仁德先生講授的心理衛生課。

大四那年，在校內附屬幼稚園實習的盧樂山，切身感受到“墻里墻外的孩子差距太大了”，所謂墻里指的是“幼兒園里的孩子”，墻外指的是“成府街上貧苦人家的孩子”。她說：“如果我們不去主動教育的話，這些窮人家孩子是沒有機會也上不起學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覺得有這個需要。”

于是在老師曾繡香的鼓勵下，盧樂山和同學葉秀英在成府街辦了一個短期半日制的幼稚園。為了讓這些“野”慣了的孩子樂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盧樂山開始嘗試與孩子們建立感情，做家訪，為孩子們洗澡、換衣服，帶孩子們出去玩。成府街愿意把小孩送來的家庭越來越多，年輕的盧樂山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了幼兒教育的意義和樂趣。她1938年畢業，1940年再入燕大教育系研究生院學習，1945年獲碩士學位。1948年赴加拿大留學深造。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教育系在第四任主任廖泰初的帶領下并入北京師范大學，在那里創建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高校第一個學前教育專業，盧樂山長期擔任教研室主任。

話題重新回到周學章。

1941年12月8日（北平時間）珍珠港事變，美國與日本開戰，日軍隨即占領并關閉了燕京大學。12月9日，三名日軍憲兵手持帶刺刀的長槍闖進朗潤園10號的周家，當著周學章的妻女面，將他押上了囚車。后經多方打聽，周太太許淑文才得知，丈夫被關押在北平城里的沙灘紅樓。

與周學章一起被關押的還有陸志韋、洪業、張東蓀、鄧之誠、趙紫宸、劉豁軒、蔡一諤、林嘉通、陳其田和侯仁之等。日本憲兵對他們反復逼供審訊。冬天沒有暖氣，每天只有難以下咽的兩餐還常常不給水喝，條件極其惡劣。周學章身患重病，離不開藥物治療，但仍被不斷地用囚車押往鐵獅子胡同的日軍司令部司法課受審。據周學章的女兒回憶，有時她可以去紅樓門口送換洗衣服。當每次衣服拿回家都需要用開水煮很久，以去除虱子。大約半年之后出獄時，周學章的體重掉了近50斤。

出獄后的生活雖艱苦，但周學章堅決不為日偽所用，幾次勸誘他去日偽控制下的大學任教，都被他嚴詞拒絕。由于經常被日偽跟蹤，周學章迫于巨大壓力，不得不離開北平到天津尋找臨時工作，以減輕家庭經濟困難。在如此處境中，周學章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不幸于1945年1月25日在北平大佛寺東街甲2號家中病逝，終年51歲。他離開的時刻，距離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只有七個月了。

三

周學章和許淑文有五個孩子：周乃文、周懿貞、周懿芬、周懿嫻、周乃揚。他們綜合了父母親的優點，都有健碩的體格，很高的顏值。

下面這張照片攝于1943年，是燕京大學被封之后，他們在城里的家：北平大佛寺東街甲2號。而在1942年以前，他們一直住在燕京大學朗潤園10號。

周學章、許淑文夫婦一家在北平大佛寺東街甲2號家宅中合影

這里的環境仿佛一座有山有水的大花園。周學章經常在家召開全系或部分學生聯誼聚會。每到節日就邀請學生到家中做客，八仙桌一擺就是六到八張，院子里支起四個北平烤肉的架子，師生大快朵頤。

他是一個性格活躍和熱情的好丈夫和好父親。在繁忙的工作中，周學章每天晚上和周末會抽出時間和家人坐在一起，關心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周家的兒女撰文回憶父親和他們一起玩“買賣市場”游戲，由孩子們各自選擇售賣的物件，父親母親扮成顧客，通過買賣交易，一家人其樂融融，還練習了算術加減法。而每年圣誕節時，父親總會扮成圣誕老人，背著裝禮物的大口袋，為孩子們送去歡樂。

1945年9月，周家從城里搬回燕京大學，住進燕南園64號時，已經沒有了男主人周學章。

那個星期天的早上，當周太太離開61號鄰居趙承信家時，趙家的二女兒趙宗平注意到周太太眼中帶淚。她問母親：“周太太為什么哭？”母親告訴她，周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是體育教師，工資不夠花，她有五個都在上學的孩子，他們還不能掙錢幫助家里，燕大的獎學金也不普遍，不好得到，即使得到也不夠多。她求助于當時擔任法學院院長的趙承信，幫她家解困。

那時，周家的老大、老二已經進燕京大學讀書了，下面三個小的在燕大附中上學。經過幾輪斡旋與協調，校方決定送兩個上大學的孩子到美國半工半讀，孩子們的外公外婆家在那邊也可以照應。趙宗平說，果然不久他們就去美國上大學了。但誰也沒想到，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系斷絕，周太太和長子、長女失去了聯系，直到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他們才得以見面。

燕京大學非常重視體育，體育課學生必須選修四年，男女分班上課，男生在男體育館（現在的一體）上課，女生在女體育館（現在的二體）上課。師資方面專門設有體育部，并分男部和女部。周太太許淑文從1930年代初就在燕京大學女生體育部執教，并擔任女部主任。她有很好的專業背景，畢業于美國The College of Wooster體育系，在校期間代表該校參加全美游泳比賽，獲得過幾項第一名。

據周懿芬回憶，凡考入燕京大學的女生第一堂體育課就是身體檢查，拍攝脊椎骨和身體姿勢像，然后因材施教，按身體情況分班上課。母親還開設了一門專門為殘疾學生服務的醫療體育課，讓有殘疾的學生也有機會上體育課，改進健康狀況。有脊椎骨彎曲或腿有殘疾的學生則有專門校正姿勢的體操課，以及墊上運動和各種適合于她們的游戲、游泳、射箭等課程。

許淑文開設的課程有籃球、網球、羽毛球及民間舞等。1939年她組成了燕大第一支女子羽毛球隊，也是當時平津一帶唯一的大學女子羽毛球隊。她還兼任女子籃球校隊教練。1945年燕大復校后她積極開展民間舞蹈活動，吸收男生參加，每周五下午活動一次，大大豐富和活躍了學校業余文化生活。

周懿芬說，游泳是我母親的專長。她組織起男女生游泳隊，把自己大部分業余時間都投入到游泳隊里。早期女校運動館有一個25米長的游泳池，是為教學和訓練用的。后來由于漏水不能再用，學生要上運動課，還有游泳隊的訓練，就必須在炎熱的夏天騎自行車到頤和園游泳，又熱又累非常辛苦。幾年訓練下來，燕大的游泳隊在五大院校比賽中曾獲得冠軍和亞軍。

燕大課外體育活動是體育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校規定，下午四點半以后為課外活動時間，女同學可以到男校體育館或體育場活動，男生也可以到女校體育館或體育場活動。這也是男女生可以在一起體育活動的時間，可以促進互相認識，互相交往，互相幫助，是共同提高的好機會。體育教師要把運動器材準備好，而且都要出來輔導。許淑文總是最早到操場組織學生活動的教師之一。晚上，她還有業余體育課，如土風舞(folk dance，square dance)也是男女生都可以自選的。

很難想象，一個私立的外國教會主辦的大學，竟有如此龐大的體育教師隊伍。出乎意料的是，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一位女士竟然是我的母親韓德常，她身邊坐著的孫以芳，也是我認識已久的阿姨，但她們兩個并不是體育系的呀，我母親是音樂系的，孫以芳是社會學系的，為什么在體育系教師合照中入鏡了？

我回想起母親在燕大音樂系學習時的一段往事：按照音樂系所修學分里“完成一個學期鋼琴伴奏”的要求，母親曾為女生舞蹈課伴奏了整整一個學年。而學社會學的孫以芳酷愛舞蹈，連續幾個學期選修了體育部的舞蹈課，并連任活動小組組長（孫以芳一家兄弟姐妹四人都畢業于燕京大學，她的弟弟孫以亮就是日后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孫道臨）。或許因為我母親和孫以芳當年在舞蹈課上實際擔任著助教的角色，所以被攝入照片中。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許淑文留在北京大學體育部擔任副主任，她繼續體育教學。女兒們感到母親比過去更忙了，“她的社會活動很多，光是游泳裁判就有校級間、市級間和全國及世界游泳比賽的任務。除此之外，她有時做網球裁判。這些工作占據了她很多的時間。但她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努力做到一絲不茍。對同事不論是教授還是工友、同學，永遠是真誠相待，助人為樂。”女兒尤其佩服母親“遭到挫折的時候，總是寬容別人，嚴格要求自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所以她的朋友遍天下。后來的同事們給了她一個尊稱，大家都叫她“周媽媽”。許淑文退休后移居美國。1990年因腦溢血逝世于美國華盛頓，享年89歲。

周學章與許淑文的五個子女，早期出國留學在美定居的長子、長女，學有所成，已成為各自領域的專家，其他三人在母親的支持下，都參加了新中國的體育事業。

二女兒周懿芬，是運動生理學方面的學科帶頭人之一。

小兒子周乃揚，從小打得一手好冰球，后來擔任北京什剎海業余體育學校冰球教練，我國第一批國家冰球裁判，第一個國際冰球裁判。

最有名的是三女兒周懿嫻，被稱為第一代女籃國手，北京女籃功勛運動員。她的主要榮譽有：三屆全國籃球甲級隊聯賽冠軍（1956年、1957年和1958年）、1959年全運會冠軍、新中國籃球運動杰出貢獻獎。退役后，她曾任女籃國家隊主教練、國青女籃主教練等。

周懿嫻2025年 2 月 18日 去世，國 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于 2025年3月18日發布訃告：

中國共產黨員、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退休干部、原國家籃球隊高級教練員（副高級）周懿嫻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5年2月24日逝世，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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