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女兒尖叫著從夢中醒來：“媽媽，又要掉炸彈了”

戰爭爆發之初，拉莎·阿布·賈拉爾位于加沙城西部的家就毀于以色列的炮火。兩年多來，她和家人一直顛沛流離，或寄人籬下，或擠在幾平方米的帳篷里。

9月中旬，以色列以清剿哈馬斯最后據點為名，對加沙城發動地面攻勢。拉莎再次舉家南逃。在加沙中部努塞拉特的流離失所者營地，拉莎通過通信軟件與《中國新聞周刊》分享死里逃生的經歷、戰爭中的日常，以及兩難抉擇。

由于以色列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加沙，當地記者成為報道這場戰爭的主力。在一次來信中，拉莎寫道：“我既是見證者，也是承受者。當我寫流離失所，饑餓或失去的時候，我寫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36歲的拉莎是記者，也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最小的孩子6歲，最大的12歲。除了照顧孩子的溫飽和學習，拉莎竭力在無常的戰時維持生活的秩序感，為孩子們編織一張小小的安全網。關于轟炸、死亡、回不去的家，孩子們有很多問題。拉莎坦言，有些問題她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幾個月前電腦壞了以后，手機成為拉莎唯一的生產工具。在電力緊缺、網絡信號極不穩定的條件下，拉莎陸續用手機回復了數千字的內容。她說，希望他們的經歷能被聽到，而不是就這么被埋在廢墟底下。

《中國新聞周刊》將這些通信整理成文如下：

孩子們用沙子做了一個蛋糕

“成了……協議真的談成了。”

當地時間10月9日清晨，努塞拉特營地的帳篷里，丈夫的驚呼聲將我從睡夢中喚醒。他側耳貼著手機，聽著廣播里傳來的消息，聲音顫抖。我迷迷糊糊睜開眼，以為還在做夢。但他臉上的笑容，真切得讓人發顫。我猛地抓起手機，搜尋網絡信號，想要親眼看到那些文字。當標題終于加載出來時，我忍不住大喊：“結束了！”

沒過多久，帳篷外就傳來此起彼伏的歡呼。營地里的氣氛變了很多，孩子們也嘰嘰喳喳地說著“戰爭結束了”。這場漫長的噩夢，也許終于到頭了。

高興之余，我的心里還是忐忑不安，生怕政治上再生齟齬，或哪一方破壞協議，我們又會被拖回到戰爭里去。我們努力說服自己和平是可能的，但過去的傷痛又時時提醒我們，這一切，轉瞬便可能再次崩塌。

3月18日年初停火協議遭撕毀的那個夜晚，我們一家睡在加沙城的平房里。突然，劇烈的爆炸聲和玻璃破裂的脆響將我震醒。天花板塌了，墻裂了，眼前煙塵彌漫，嗆得人幾乎無法呼吸。孩子們的尖叫刺進耳膜：“媽媽，我們要死了嗎？”我張不開口，因為自己也在顫抖。我在煙霧里找丈夫，找了一會兒才看見他從陰影里出來，手里拿著濕布，讓我們捂住口鼻。抱起孩子，我們光著腳就往外跑，什么都沒帶，只有心跳得快要炸開。

隔壁那間我們平日睡覺的房間完全坍塌了。墻就倒在孩子們常睡的床墊上。那天我們臨時起意擠在靠廚房的小房間睡覺，因為那里暖和些。就是這樣一個決定，救了全家的命。

我們跑到街上，目之所及都是毀滅的景象。爆炸聲沒有間斷過，天上好像下著火。鄰居的房子變成了廢墟，火舌從破碎的窗戶里往外躥。人們徒手刨著瓦礫，呼喊親人的名字。后來從廢墟底下挖出了五具遺體，有一個小姑娘只有8歲，小小的身體蓋滿灰塵。新聞里說，那天夜里一共死了四百多個巴勒斯坦人。

自那天以后，我沒有再睡過一個安穩覺，每晚都能聽見無人機在頭頂嗡嗡響。墻一抖，就又想起那一次爆炸。我8歲的女兒沙姆常常尖叫著從夢中醒來：“媽媽，又要掉炸彈了。”有一個晚上，她嚇得尿了褲子。

現在又停火了，我想回到加沙城。但我得等一等，等瓦礫堆被鏟平，等道路疏通，等未爆炸的危險物被清走。我不想讓孩子們再受那份驚嚇了。

當我坐在帳篷里，想著下一步該做些什么時，我的孩子們給了我一個驚喜——他們用沙子做了一個蛋糕來慶祝停火。孩子們可能都已經忘了雞蛋是什么味道了，但他們沒有忘記慶祝的意義。

10月9日，加沙城西部，拉莎的孩子們用沙子制作了一個蛋糕，慶祝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今晚吃頓清淡的”

9月中旬，以色列地面部隊進入加沙城前夜，我們逃到了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在西邊的一處流離失所者的營地落腳。

每次被迫搬家，我們能帶的東西都很有限：一口鍋、一條毯子、幾件衣服、身份證件，還有孩子們的筆記本，他們把這些本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們能帶的就是身上背得動的，或者用小車拉一點。以色列切斷了燃料供應，雇一輛車可以說是天價。

每次搬家都像是把生活清零，從頭再來。年初停火的時候我們添置了一些家具，那時我們以為戰爭就要結束了。再次逃離加沙城前，我們不得不把它們低價出售。當時周圍的鄰居都在處理家具，有人把家具從樓上扔下來，摔成碎片，當作燒飯的柴火賣掉。

在努塞拉特，我們一家七口就擠在一個幾平方米的帳篷里。這里帳篷貼著帳篷，隔壁說什么做什么都聽得清清楚楚，就跟他們住在我們帳篷里似的，沒有什么隱私可言。

帳篷很簡陋，就是薄薄的布搭起來的，擋不住寒氣侵襲，也擋不住雨水沖刷，蟲子更是肆無忌憚出入。我們盡量收拾出一小塊地方，用來睡覺和歇腳，從家里搶救出來的那點家當和衣服也都堆在那兒。腳下是沙土地，坑坑洼洼的，一場雨下來水就從地面滲上來，我們只能趕緊把被褥和衣服墊高，不然全濕透了。

這里沒有自來水，水車隔幾天才來營地一趟。一來，我和丈夫就趕緊把家里能裝水的桶啊盆啊都灌滿，喝的、洗的、做飯的，都靠它。要是水車晚來幾天，我們就得走很遠的路去找水。

以色列在開戰時就切斷了加沙的電力供應。我們現在用電全靠一塊蓄電池，有時候用破舊的太陽能板給它充充電，或者找有小發電機的鄰居幫忙。這塊蓄電池用來給手機充電，或者點亮夜里的一盞小燈。

每天天剛破曉時我便醒了，一來是天氣未及晌午時就已經熱得讓人受不了，二來是實在睡不踏實。鄰居也已經開始忙碌了，有的找水，有的生火烤餅或煮茶。

我的一天從和面開始。12歲的大女兒賽伊達會來幫忙，然后把面團拿到附近的公用烤爐去烤。那就是個簡陋的泥爐子，大家排著長隊，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揉面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戰前，那時候每天早上都會有面包送到家門口，都是加沙城那些自動化面包房烤出來的。

3月初以色列對加沙實施全面物資封鎖后，食物短缺、物價飛漲。市場上沒有水果和肉類，僅有的幾種蔬菜也非常昂貴，大多數人都負擔不起。以往有聯合國機構定期向流離失所者發放糧食救濟，有時能領到一袋面粉或一點大米，有時是罐頭，但全面封鎖期間我們只領到過一袋面粉。在最饑荒的那幾個月里，我們被迫與鄰居交換來獲取生活必需品，比如，拿一點油去換幾片面包或一小袋糖。一直到8月，封鎖開始松動，食物價格才有所回落。雖然價格依然很高，但比幾個月前便宜多了。

多數時候，我們的早餐就是拿罐裝奶酪配扎阿塔爾（Za’atar，中東家常香料，類似中式的五香粉），就著茶水吃下。正餐則靠救援發的罐頭充饑，鷹嘴豆的、金槍魚的，配著早上自己烤的餅。運氣好的時候，能煮一鍋穆賈達拉（Mujaddara），就是洋蔥扁豆燜飯，材料簡單，但能果腹。要是實在揭不開鍋了，我就給孩子們泡茶配餅干，然后告訴他們：“我們今晚吃頓清淡的。”

就算這樣，我也盡量讓帳篷里這張小桌子有點家的氣息。我把食物盛在干凈的塑料盤子里，把孩子們喚過來圍坐好，然后我們一同禱告，盼著有一天，能重新坐回家里那張餐桌上吃飯。

“媽媽，我好像把以前學的都忘干凈了”

戰爭開始之前，我的孩子們都在加沙城念書。

大女兒賽伊達當時上六年級，是班里成績最好的學生，她說長大了要當醫生。她的弟弟妹妹們也都上小學了，每天早上都穿著干凈的校服、拿著五顏六色的筆記本，高高興興地去上學。我心里盼著他們都能考上大學，過上比我們更好的生活。我總是告訴他們，學習是他們這輩子最好的武器。

10月21日，加沙地帶汗尤尼斯，巴勒斯坦教師們在自己家中為兒童授課。圖/視覺中國

可戰爭一起，他們的學業就中斷了。許多學校先是被改作避難所，后來又被炸成廢墟。課本、書包，連同我們的家，一并化作灰燼，什么都沒剩下。

最讓我心碎的，是眼看賽伊達一點點失去那股子勁頭和盼頭。她曾經那么喜歡讀書，現在卻對我說：“媽媽，我好像把以前學的都忘干凈了。”

我盡量讓孩子們在這種環境下還能學點東西。每天我都會找時間，陪他們溫習數學、讀書識字。有網絡的時候，就用手機給他們放些簡單的教學視頻。這些雖然比不上學校，但至少能讓他們的思維保持活躍，也讓他們知道，教育這件事還沒徹底斷掉。

在停火協議宣布前，孩子們的安全始終是壓在我心里的一塊石頭。帳篷周圍到處都是危險，比如空襲、無人機，還有在這人滿為患的營地里肆虐的疾病。

所以，我們給孩子定下了規矩。首先，我不讓他們走出帳篷太遠，尤其是日落之后。夜里沒有照明，什么也看不清。如果他們要去打水或者取餅，必須有爸爸或者哥哥姐姐陪同。

我們在帳篷里辟出一個小角落，堆放毯子和必需品，一旦遇到轟炸，就往那兒躲。我們管那里叫“安全角”。其實加沙哪有安全的地方，但有這么個角落在，孩子們心里總歸能踏實些。

我一遍遍叮囑他們，要是聽見附近有爆炸聲或者什么可怕的動靜，千萬不要慌，立刻回到我身邊來。如今連我最小的孩子也懂了，一遇到要跑要躲的情形，便會死死攥住我的手。

至于衛生，盡管缺水，我還是盡量讓他們保持清潔。省下一點水給他們洗手洗臉，夜里多蓋點，別凍著也別染上病。

孩子們會問很多問題。8歲的女兒沙姆問我：“媽媽，咱們什么時候能回家呀？我的小床是不是被燒掉了？”10歲的大兒子擔心他爸爸失業了，還能不能把被炸毀的房子蓋起來。大女兒賽伊達已經進入青春期，關于加沙發生的事，我會和她解釋得更多一些。有一次她問我：為什么打仗會死那么多小孩？為什么沒人管？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有些話我來來回回地說，比如“好日子會回來的”“媽媽在你們身邊”“這一切不怪你們”“害怕的時候，深呼吸，然后把心里話說出來”。說這些是想讓孩子們明白，恐懼不必壓抑，更無須為此愧疚。我也鼓勵他們寫作和畫畫，把心里想的宣泄出來。有時候還會一起唱歌，或者在睡前講講故事，好讓他們平靜下來。

我們盡量保持固定的作息，什么時候溫書學習、什么時候玩、什么時候吃飯，都有個大概的時間。這份規律能給孩子們些許安定感。我還會給每個孩子安排力所能及的小任務，讓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很能干。

說實話，這里沒有什么能真正保證他們安全。但我必須讓他們相信，媽媽能護他們周全。這種篤信和安心，是我現在能給他們的最寶貴的東西了。

“我們經歷的這一切，是有人在意的”

手機現在是我和外面世界聯系的唯一紐帶，也是謀生的工具。我做記者已經13年了，幾個月前電腦壞了以后，所有文字都是在手機上敲出來的。再加上網絡時斷時續，充電也成了難題，每篇稿子都要耗費數倍于往常的時間和心力。

我在帳篷里采訪、寫稿、改稿。孩子們的嬉鬧聲、小販的叫賣聲、頭頂戰機的轟鳴，都混在一起。有時候我會在帳篷中央掛一塊舊布簾子，稍微擋一擋，雖然是自欺欺人，但能暫時營造一種隔開外面紛紛擾擾的錯覺。

新聞工作對我來說，早已不只是個職業，這也是我抵抗的方式，是我向世界發聲的途徑。我寫別人的故事，可每個故事里都能看見自己的影子。

我覺得母親和記者這兩個角色，在我身上其實是彼此成全的。為人母，讓我的筆觸更多了幾分血肉溫度，能更真切地理解那些受訪母親心中的痛楚。而記者的身份，又給了我直面恐懼的勇氣，時時提醒我，活著是為了見證和發聲。

不過話說回來，撫養五個孩子的同時，還要做記者的工作，真的太難了。這是兩份都不能耽擱的責任，每時每刻都在互相拉扯。我常常一邊盯著火上的鍋，一邊寫東西；在幫孩子洗衣服的時候，也總在想稿子的事。

有些時候，我覺得自己真的要裂開了。有幾回采訪進行到一半，附近突然響起爆炸聲，我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有時候我會扔下一切沖過去，緊緊摟著孩子們，然后再回到電話前，強作鎮定，繼續工作。這種撕裂感很痛苦，但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的底色。

即使失去了很多，日子還得往下過。我們也還是人，得把人樣兒守住。我試著從細微處尋找希望和力量：靠網上募集到的善款，我給營地里的困難家庭發放過幾次食物，看到小孩子們拿到吃的高興得又蹦又跳，我心里特別滿足；早晨灑在被子上的陽光、剛出爐的面包的香氣、鄰居遞來的一杯茶或者一小塊糖……這些微不足道的瞬間，一點點累積起來，撐著我走下去；國外的朋友讀了我的報道后發來信息，或者是讀者留下的只言片語，都在提醒我：我們經歷的這一切，是有人在意的。

此刻我所期盼的，是重建能早日開始。我不想再聽空洞的政治承諾，我想要的是尊嚴、安全、孩子們能上的學堂，還有能看病的醫院。我希望這份停火協議能開啟一個新的階段，讓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生存與生活的權利能得到承認，不必再惶惶不安，不必再流離失所。

發于2025.11.3總第121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一名加沙母親的“來信”

記者：陳佳琳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