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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1950年-),男,江蘇蘇州人,復旦大學英文系博士,美國馬薩諸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
這是一本介紹我在美國從事人文教育的書,以我自己對人文教育理念的認識、日常授課的教學經歷與體會、個人學術興趣和問題意識為出發點,是我自己的經驗之談。國內教育、知識界人士常有將“通識教育”誤以為就是“人文教育”的,這可能是因為談論“通識教育”的人士自己并沒有從事人文教育的實際經驗,只是在理論層面上隨意發揮。其實,在美國大學的實際課程設置和教學目標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兩種不同的課程。
當然,這是一般而言的,因為美國大學或學院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與之配合的課程設置。但就教學目標而言,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區別則是相當明顯的。我本人從事人文教育20多年,也教授通識教育的課程,僅以自己的經驗來談這兩種課程的關系與區別。在我所任教的大學里,人文教育的所有課程是每個學生都必修的;通識教育課程包括人文教育課程和其他課程,其他各種課程則是每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在一定范圍內選擇的。人文教育包括兩種核心課程:經典閱讀討論(Seminar)和寫作(Composition)。閱讀是兩學年(4學期)的課程(見附錄1-4),寫作是一學年(2學期)的課程。關于寫作課的公共說理(Persuasion and Argument),我已經出版了《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一書,現在這本書則是關于人文教育的經典閱讀的。
人文教育的經典閱讀(又稱“偉大著作”,Great Books)和說理寫作都不是某種特定的專業知識課程。與《明亮的對話》一樣,這本書的目的也是提供一些實例,說明與人文教育有關的一些基本內容和方法。寫作課上的閱讀技能以經典閱讀課上的訓練為基礎,而經典閱讀課上所要求的寫作分析和文字表達能力(學生們寫的essay或paper)則主要是在寫作課上培養的。這兩門人文教育課程之間有著實質性的聯系,它們是否能起到人文教育的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去教,正如前耶魯大學校長吉亞瑪提(A. Bartlett Giamatti)所說,“人文教育是公民社會的關鍵,而教學行動則又是人文教育的關鍵”。
人文教育的經典閱讀——基于教師和學生自由精神和獨立思考的經典閱讀——有兩個基本方面,一個是知識的,另一個是方法的。第一,知識上要知道,學生們有怎樣的知識準備、課程里學習怎樣的知識、形成怎樣的人文認知結構等等。普通的大學生是閱讀能力有限的學生,他們用以閱讀理解和進行討論的是“普通知識”(common knowledge),不是專門知識。普通知識與專門知識之間并無絕對的區別,學生們的基礎教育普遍程度越高,普通知識的程度也就越高;學生們知識準備越好的方面(平時接觸較多的閱讀),普通知識也就越高。例如,我的學生們大多對基督教和民主政治(《圣經》、憲法、公民權利、選舉、陪審制度)有一些知識,可以想象,他們在閱讀有關文本時就會比普通的中國大學生有較高程度的普通知識。人文教育以閱讀和討論為本,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思考、提問、討論、表述的能力——這些是包含在“閱讀”的知識范圍之內,而不是外在于閱讀的。所以可以說,人文教育是一門離不開“閱讀能力”的課程。
第二,方法上要明確,人文教育的閱讀是教育和訓練的結果,不是一個人本能自發或自然就會的,所以也被稱為一種“藝”(art),也就是“閱讀的藝術”。對“藝”的學習和培養需要有恰當的方法。閱讀的“藝”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閱讀方法、技巧的細致訓練和反復運用。另一個是閱讀聯想、想象和創新力的引導和培養。在我20多年的人文教育生涯中,用過學校指定的讀物,自己也選用過讀物,我發現,總是有一些讀物特別能引起學生們的興趣,因此對人文教育特別有用(如本書第一部分中涉及的一些讀物),而另一些讀物雖然非常“重要”,但缺乏這樣的教學效果(如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篇》)。和學習其他的“藝”一樣,不同學生的領會能力、體悟方式、敏銳程度會有所不同,只有小課堂(不超過20人)才能保證每個學生都有近距離接受教師個別指導的機會。
人文課的目的不是把學生培養成“有腿的百科全書”,并不期待他們有一天對任何話題都能無所不知、旁證博引,也不要求他們成段背誦但丁或莎士比亞,更不會用考試去檢查他們是否能熟記那一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或者里斯本發生了地震。在今天的大學里,即使有這種“學問興趣”的學生,也是極其罕見的,我從教這么多年,尚未有幸碰到過。在人文閱讀課上,大多數的學生最感興趣的是發現讀物里包含的“意義”,他們還想知道怎么才能獨自有效地發現和找到這些意義。所以他們很需要方法的指導和訓練。
人文閱讀課培養學生提問的能力,一開始就會向學生們介紹三種基本的提問方式,提出有關事實、闡釋、評價的問題,并要求他們每堂課至少帶兩個問題來參加討論。但是,單單這三種提問方式并不足以幫助他們對讀物提出有意思、有分量、有深度和普遍意義的問題。他們很想知道,那些似乎能自然形成思考和討論興奮點的問題是怎么提出來的。例如,閱讀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第6章和26章時,他們會對“幸運”與“機會”,“武裝的先知”這樣的問題感到興趣。像這樣的問題往往涉及某些觀念的來源與傳承。學生們很想知道如何去通過探尋這樣的觀念來源或傳承,把閱讀的文本與別的文本相互聯系,如何在不同文本之間形成聯系和參照(cross-references)。正在由于這樣的聯想,馬基雅維里所說的“先知”與《圣經》舊約“以賽亞篇”(“大先知書”之一)有了聯系,也激發讀者去了解古代“先知”是些什么樣人物,甚至觸發他們對現代“革命先知”(如列寧、毛澤東、托洛茨基)的種種思考。不同文本間的“觀念參照” 給學生們帶來對文本的思考樂趣和知識滿足。不僅如此,他們有的還會對有關的專家評論和研究變得饒有興趣,并能對這些評論和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
這種性質的提問,聯想和想象才是人文教育特別在學生們身上發掘和培養的。在對學生們提供指導時,我發現他們自己的經驗積累非常重要。教師向他們介紹一些基本的方法原則,這并不能代替他們自己在經常的文本閱讀中所能獲得的經驗體會。我本人就不曾有老師教過我怎么去建立文本間的互相參照和問題聯想。我覺得,學生閱讀的文本種類一定要有足夠的多樣性——戲劇、史詩、小說、宗教讀物、哲學對話或論述、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心理學、人類學和一些被歸類為“科學”的著作。我所任教的人文閱讀便是這樣要求的。
從多樣性的閱讀經驗得出對一些常見“人文問題”的普遍概念(如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人為何受苦、人死后會如何、人為何對某些事情會感覺到神奇、驚詫和敬畏),這是一種必須由每個學生自己來歸納、總結的思考,也需要他們結合個人的人生觀察和體會,在盡可能廣泛的知識范圍內,多角度地反思。人文閱讀課上的每一個學生都是自由思考、獨立判斷的個體,教師不能代替學生完成思考和判斷的過程。每個讀者都會思考到一些他個人認為是重要、常見、普遍的人文問題,與他的知識興趣、問題意識、思考習慣、心理感受方式等特點有關。這使得人文閱讀成為一種很個性化的閱讀,也使得人文閱讀討論和交流特別能激勵產生新的思考、判斷和提問方式。
人文問題要形成“問題”,既不能脫離具體文本提出問題的特定“語境”,又不能囿于這樣的語境。例如,“奇跡”和“神跡”問題很適合在讀《圣經》(如“馬修福音”里特有的三個“神跡故事”)時提出和討論,但又需要不限于這一閱讀,才能觸及對奇跡的現代思考(是否可能、如何理解、有何意義)以及期待奇跡的普遍認識心理問題。又例如,“智慧”問題(智慧是神的屬性還是人的智識)適宜在閱讀多個文本時反復提出,如希臘史詩里的“神諭”(oracles),希臘戲劇中的預言(prophesy),《圣經》舊約的“智慧書”(Wisdom Books), 又稱“圣著”(Writings)、文藝復興時期的“格言”(aphorism)和“警句”(maxim)、卡夫卡的《格言集》(Zürau Aphorisms)等等。
在人文教學中,我發現不需要急于介紹專門術語,而是應該等到學生們自己覺得有需要用專門術語來表述無法用其他概念術語表述的閱讀經驗。例如,學生們在閱讀《圣經》“約伯記”或希臘悲劇《俄狄普斯》時,會覺得這兩個作品都提出了“人為什么遭受苦難”的人文問題,而相互之間則又有同有異;在閱讀霍布斯、洛克、笛卡爾、盧梭時,學生們會發現,他們都對人的“先初狀態”提出某種假設,并以此規定人的某種“天性”;在閱讀蒙田隨筆時,學生們發現他密集地引述古典作品,這個時候便可以向他們介紹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先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又例如,人文課上的文本釋義和倫理釋義中都會涉及“釋義學”(hermeneutics)的概念,這些應該等到學生們對理解和解釋有了經驗體會后才向他們簡單介紹。
對人文閱讀的方法教學來說,最有用的讀物未必都是一般思想史認為最偉大或最重要的著作。人文課是由具體個人教師上的課,所謂“有用”,當然首先是教師自己覺得有用。教師的知識興趣和問題意識對學生的知識興趣和問題意識有直接影響。教師具備并在討論中自然流露的知識準備、學術熱情、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人文氣質、思考和表達方式等等,時時刻刻對學生有潛移默化的陶冶和感染作用。
教授的課堂教育還需要同時調動學生們頭腦的冷靜理解和心靈的熱情感悟,在人文課堂里尤其如此。由于人文課堂上的日常活動是隨時就大家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師生平等的討論,師生關系有些像舊式言傳身教的師徒關系,這個師傅是個“過來人”,他的知識就是他的經驗。學生們是在日常相處中熟悉他的,他們對他有一種特別的信任和親切感,即使在與他的隨便交談中也能感覺到有可以向他學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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