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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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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唐以來揚州、潤州江面上的瓜洲規模逐漸擴大,最終同江北揚州相連,揚州濱江土地的增加與長江江面的收束使該地區政區變化頻繁。江中沙洲時期,瓜洲分屬于揚州、潤州,并岸后以江為界,全屬揚州。唐末以來揚州濱江區域逐漸發展,北宋初年通過割縣與升州,揚州一分為二,長江兩岸形成昇、潤、揚、真四州兩兩相對的地域結構。南宋時期,瓜洲在某些時段遙隸鎮江,以江為界與跨江遙隸代表著濱水區域兩種不同的地域結構,后者重視對長江水域的控制,因此在宋廷構建江防體系與元軍圍困揚州的過程中凸顯出來。
關鍵詞:沙洲;瓜洲;濱水區域;地域結構;政區
歷史時期長江中下游河道中存在過許多沙洲,沙洲坍漲靡常,其生長機制、土地利用方式、對長江水文的影響等一直是歷史地理學界關注的重點之一,既有成果較多集中于歷史自然地理,探討沙洲生長發育的機制,或涉及沙洲的產權及引發的社會問題,時段上多聚焦于明清。唐代以前,長江口在揚州以下,時潤揚間江中有許多沙洲,最終瓜洲形成較大規模并同揚州相連,而在瓜洲并岸后的數百年間,其所處濱江區域的政區存在多次變化,這一情況尚未見有充分關注。筆者擬以唐宋時期瓜洲為對象,梳理其發育過程與所涉政區變化,進而討論沙洲發育對濱水區域地域結構的影響。
一、從漲沙到中唐并岸的瓜洲歸屬
嘉慶《瓜洲志》載:“漢以后江中漲有沙磧,形如瓜,故名瓜洲。”該敘述比較模糊,由于沙洲的成型并非一朝一夕,其初生何時不得而知,但至遲到唐代,瓜洲已有一定規模。《新唐書》載開元十四年(726),“潤州大風自東北,海濤沒瓜步”;《舊唐書》則記為“沒瓜步洲”;《舊唐書·永王璘傳》又載裴茂陳兵于瓜步洲伊婁埭;同書《玄宗紀》記齊澣開伊婁河于“揚州南瓜洲浦”。按南朝任昉云“水際謂之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而訛也,則“瓜洲浦”即為“瓜洲步”,早期瓜洲尚無定名,上述諸名稱名異實同,都指潤、揚間的大型沙洲。唐代以前,瓜洲上游百里已有瓜步這一地名,鮑照《瓜步山楬文》云:“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是山處長江折角,拓跋燾曾陳兵于此以窺建康。瓜洲早期以“瓜步”為名,表明二者間存在聯系,但二地相去百里,在史籍中當時并沒有這么大規模的沙洲,比較合理的情況應該是這一江域內存在一個沙洲群,呈串珠狀散布于江流之中,一直延伸到潤揚間。劉宋時謝朓于南京見“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初唐張若虛在揚州見“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都表明南朝隋唐以來,該段江中確散布著許多沙洲。
瓜洲處于這一沙洲群的東段,故也有“(瓜步)沙尾”之名,到開元二十五年(737),或因漲沙,或是諸沙洲合并,瓜洲已有較大規模。時漕船自潤州北行過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為解決舟船迂回過遠的問題,潤州刺史齊澣于瓜洲開伊婁河25里,并在河口置埭。此舉使漕船可橫穿瓜洲,直達揚子津,航程縮短又無風波之虞,歲減運錢數十萬。此時的瓜洲東西至少達30里,南北達到25里。從紆匯60里來看,瓜洲與北岸間尚存在一條夾江,按伊婁河長25里,為使航程縮短,這條運河必定端直,而北宋蔡居厚說潤州大江原與今楊子橋為對岸,瓜洲并岸后“楊子距江尚三十里”,可推知開河時此夾江寬約5里。
在沙洲積漲的同時,北岸揚子津以南的土地也在不斷淤積,在兩者共同作用下,瓜洲最終同江北連成一片。齊澣修伊婁河時,瓜洲“遙隸潤州,故澣得以改置漕路”,而到唐代宗時期,時任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張延賞以“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故“奏請以江為界”。這次行政隸屬的變動可作為瓜洲并岸時間的下限。查張延賞大歷二年(767)“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后任揚州刺史,不久以母憂去職,“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建中四年(783)仍在四川。故瓜洲由潤州改隸揚州的時間當在大歷二年至大歷十四年的10年間,沙洲并岸不晚于此。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右丞元琇判度支,條奏韓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18里正是當時潤揚之間的江面寬度,表明改隸以后這塊原沙洲確歸入揚州揚子縣。
在大歷改隸揚州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瓜洲“遙隸潤州”的情況。據前文梳理,開元二十五年瓜洲南北寬25里,其北端距北岸5里,南端距南岸約18里,從道里上看理當同北岸更緊密,何以當時遙隸潤州?由于缺乏史料,只能略作推測,合理的解釋或如今日崇明島之情況。今崇明島的形成較為復雜,是由復數沙洲合并發育而來,其中的永隆沙和興隆沙由于最初離崇明島較遠,歸南通市管轄,且在與崇明島合并后仍隸南通。瓜洲源于潤、揚間的沙洲群,其中眾多沙洲最終形成了瓜洲,這一沙洲群的南端距長江北岸30里,距南岸潤州18里,因此其中南部的沙洲當屬于潤州,且在諸沙洲合并為瓜洲后仍然如此。這種推測也表明即便是最終形成的大規模的瓜洲,最初很可能也分屬兩州,遙隸潤州不代表整個沙洲的情況,但齊澣置埭的河口“邊江舟航湊會之地”是由潤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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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洲并岸后,揚州城與長江的距離由此前的10余里增至40里,舊揚子渡口為沙洲所阻,在沙洲并岸前,這里是唐代揚子縣的治所揚子鎮。印志華根據揚州出土墓志確定古代鄉里之位置,并據此推測諸縣的轄境,指出揚子建縣不獨分自江都縣,后還割隸了江陽縣的部分土地,到晚唐時期揚子縣北界西起今新河灣至湯汪街道一帶,南界濱江,縣域廣闊。
濱江的瓜洲鎮與白沙鎮繼揚子鎮興起。瓜洲上早有聚落,并岸以后漸為南北襟喉,村、渡、館、市齊全。《元和郡縣圖志》載:“瓜洲鎮,在縣南四十里江濱。昔為瓜洲村,蓋揚子江中之沙磧也。”可見至遲到元和年間,瓜洲已設鎮。寶歷二年(826),“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船沒于金山之下,正與瓜洲南北相對,故此處的“瓜步鎮”不太可能是遠在百里之外的瓜步,而是瓜洲,此時瓜洲、瓜步仍然混稱。大致同一時期,瓜洲鎮西側又有白沙鎮,崔致遠《張雄充白沙鎮將》云:“眷彼古津,實為要路。是成鎮務,乃在江壖,既居使府之要沖,宜假公才而管轄。況兼場貨,可贍軍須。且卷豹韜,共養斬蛟之勇。”特別強調了白沙鎮的重要性。安史之亂后,黃河中下游地區被強藩占據,揚州作為漕糧運輸孔道的戰略地位突出,而唐后期江淮地區的情況又比較復雜,二地設鎮可能就源于此。瓜洲的并岸與改隸改變了江北揚州的地域結構,揚州州治的濱江區位喪失,取而代之的是濱江的瓜洲鎮與白沙鎮。揚州城、瓜洲鎮、白沙鎮成為三角形的三端,瓜洲鎮通潤州以趨浙東,白沙鎮連接江寧與長江中上游,成為揚州溝通長江三渠道中的中道與西道。這一交通體系自唐代以來逐漸強化,并影響到其后續發展。
二、割縣與升州:五代宋初揚州沿江區域的政區調整
五代時,揚子縣與瓜洲、白沙二鎮皆曾改名。楊吳順義二年(922),白沙鎮改迎鑾鎮,南唐昇元元年(937),揚子縣改永貞縣。1964年出土于揚州市邗江區運西鄉鞠莊村薛前莊(今瓜洲鎮西北)的《南唐太原郡王氏夫人墓志》有“保大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微疾終于廣化鎮寢舍”“有男延禧,充廣化鎮遏使、(沿)江褁(裹)運水軍指揮使,鈐轄諸事務”“保大四年正月十四日葬于永貞縣廣化鎮后江鄉附葬塋所莊上”等語,表明至遲到保大四年(947),瓜洲鎮改名廣化鎮,并設有鎮遏使、水軍指揮使等職。
不論是經濟上的渡口市鎮發展,還是軍鎮的鎮官、軍隊的設置,都表明廣化、迎鑾二鎮地位的升高。朱溫曾見鎮將位在縣令上,云“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爾。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遂敕天下鎮使位在邑令下。永貞縣內存在兩個軍鎮,這在動亂的唐末五代或有其合理性,但到北宋以后,則非統治者所樂于見到。尤其是迎鑾鎮,自吳都江都,徐溫、徐知誥居金陵,立國后“改金陵為西都,以揚州為東都”,迎鑾鎮作為金陵、揚州往來要地,重要性迅速提升。于是到北宋初年,宋廷逐步對揚州的州、縣進行調整。
據《太平寰宇記》,揚州初領七縣,后縮減為三,其中“永貞入建安軍”是濱江政區調整的關鍵事件。同書“建安軍”條載迎鑾鎮“建隆三年升為建安軍。雍熙三年,仍割揚州之永貞縣以屬焉”。但《元豐九域志》對迎鑾鎮升軍及永貞割隸的具體時間記載不同,稱迎鑾鎮升建安軍在乾德二年(964),永貞縣隸建安軍在雍熙二年(985)。核《續資治通鑒長編》載“(乾德二年八月)庚申以迎鑾鎮為建安軍”,則當以《元豐九域志》記載為準。到至道二年(996),揚州六合縣改隸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1013),永貞縣改名揚子縣,同年,因“筑圣像成功”,建安軍升為真州,至此真州轄揚子、六合兩縣,治揚子縣。與升軍升州的迎鑾鎮相比,廣化鎮則逐漸完成軍事建制鎮到經濟市鎮的轉化,更名回瓜洲鎮,原先的鎮遏使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以收取稅收為主責的文官監鎮,如酒稅官、鎮監官等。
雍熙二年永貞縣“割隸”建安軍,對于這次割縣需要加以考證。唐末以來的永貞縣以揚子鎮為州治,縣南瀕江,瓜洲鎮、白沙鎮皆處縣域。割縣以后,《元豐九域志》載江都縣轄揚子鎮、瓜洲鎮在內的七鎮,天圣年間袁康任江淮發運使“歸老于揚州之瓜洲”,到南宋初年鄭興裔云:“(漕河)西南自儀真江岸,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十五里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站船塢,北行三十里亦至楊子橋。”綜上可見永貞縣改隸建安軍時只劃割了縣域之西境,縣之東境(南起瓜洲濱江,北過揚子鎮)則劃歸江都縣,其東、西境的分界線約在石人頭(今仍存,在古運河畔,去儀征約18公里,距揚子津約6-7公里)。伴隨著縣域的一分為二,永貞縣的縣治也存在遷移,縣治舊在揚子鎮,割縣以后則以白沙鎮地為縣治,而舊縣治所在地的揚子鎮歸江都縣,是以真州有揚子縣,揚州江都縣有揚子鎮。
依上梳理,嘗試繪出真、揚境內“推定縣界”,作分別對應永貞縣隸建安軍前的雍熙元年(984)與建安軍升真州后的大中祥符六年政區示意圖如下。需要說明的是,相較于譚圖,筆者將真、揚州界適當東移。譚圖原繪州界較靠近真州州治,然從儀征江岸起東行40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15里至楊子橋,州界當在更靠近揚子鎮的位置。又譚圖北、南宋圖皆繪陳公塘于揚州境內。查熙寧九年(1076)有“揚州陳公塘”的說法;紹興四年(1134)“拆毀真揚堰閘及真州陳公塘”;又淳熙九年(1182)錢沖之云“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置司真州,歲借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乞于揚子縣尉階銜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考慮其位置當在石人頭西,以在真州境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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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揚州濱江區域的政區調整是對瓜洲并岸以來該地持續發展結果的肯定,也是對其地域結構的重新構建。真州從揚州分出后,揚州的漕運地位漸被真州取代,這已是學界共識,如樓鑰云:“維揚、楚、泗俱稱繁盛,而以真為首。”但這并不意味著揚州的衰弱,而是一種區域內部的此消彼長,因為“揚州”實際上包括了真州與揚州。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唐末五代以來揚州南部濱江區域快速發展,揚州才有了分為二州治理的必要。在建安軍升州過程中,宋廷通過析縣分屬的方式達成了真、揚各占有一條出江河道的局面,一方面鞏固了真州溝通長江中上游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確保了揚州由潤州通往東南的交通,借此形成了昇、潤、真、揚四州兩兩相對的地域結構。《宋會要輯稿》載北宋真、揚商稅,熙寧十年(1077)真州在城達53536貫,揚州在城與瓜洲鎮合49539貫,在酒曲與鹽歲額上,真州城也與揚州城加瓜洲鎮相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宋初對這一區域政區調整的合理性。
三、南宋瓜洲遙隸鎮江的現象與合理性
北宋真州從揚州析出后,瓜洲鎮屬揚州江都縣,《方輿勝覽》載:“瓜洲渡,在江都縣南四十里······介于江、淮之間,南之瀟湘,北走秦、隴。”《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諸將)弒(完顏)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其行政歸屬似乎沒有疑問。不過,在某些記載中,瓜洲又與鎮江聯系密切,乾道四年(1168)鎮江都統軍王友直奉詔修筑瓜洲城的行為并不能代表行政關系,但寶祐四年(1256)五月,趙與訔以朝議大夫總餉兼鎮江知府,至順《鎮江志》載:“是時,瓜洲遙隸鎮江,宮人給官會三十萬,使修瓜洲城壁。”既被列入《雜錄》,可以推測“遙隸鎮江”的政區變化是較為短促和臨時的。
瓜洲與鎮江的緊密聯系,自南宋初年已有端倪,如建炎元年(1127)九月,趙萬陷鎮江府,知鎮江府趙子崧“棄城渡江保瓜洲”。紹興二年(1132)八月,吳表臣奏論當時長江的重要渡口,其略云“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吳氏將江北的宣化與瓜洲分別系于建康、鎮江之下,從其表述來看,這種關系當為行政關系。
相較于揚、潤以江為界的政區界限來說,這種跨江遙隸顯然是特殊的。由于史料不足,這種遙隸具體在何時,為何種情況很難考證清楚。問題在于,宋廷為何要以瓜洲遙隸江南,此種政區的調整在當時的背景下有何合理性?周振鶴曾指出:“在政治因素之外,軍事因素也是對政區的分劃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一則因為軍事行動直接與政治目的相關,二則由于國防治安方面的特殊需要。在軍事因素的作用下,政區的幅員、形狀、邊界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表現。”瓜洲遙隸鎮江為此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案例,從當時的局勢來看,瓜洲遙隸鎮江,至少有以下幾點合理性。
首先是構建江防體系。瓜洲在軍事防御體系上同鎮江更密切,而與揚州離心,這在南宋初年的戰爭中就有所體現,時真、揚已下,但瓜洲仍在堅守,最后陷落。南宋對于北方政權的軍事態度有防江和防淮之爭,真、揚沿江是淮防的最后一道防線,但在時人眼中該線設防伴有棄淮守江之意,如張浚云“欲驅兵卒但于江干建筑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而持守江論的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王埜則認為“江面幾千里,調兵捍御,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游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淳祐初年,瓜洲北揚子橋有警,王埜“急調湯孝信所領游兵救之而退”,王埜的江防體系是以鎮江中心,將瓜洲濱江地區也納入其中,因此才能對瓜洲北揚子橋的軍務有迅速的反應。
其次是利于江淮的糧草供給。物資運輸是影響政區變動的一個重要經濟因素,南宋時,駐扎于江淮地區的軍隊多借長江以南的糧草供應,瓜洲新倉是“江東綱”的集散地,糧草不至則誤軍期,而以長江為界的政區架構給糧草的交割造成困難。乾道元年(1165)二月十三日,淮南轉運判官韓元龍奏:“淮東路逐年收買鎮江諸軍一半本色馬草二十五萬束,赴鎮江府北草場交納······本司照應,本路所買馬草,系是茭草,八、九月內收刈,十月始干。裝發之間,潮水不應,隔江阻閘,艱于津發。若不別行措置,竊慮遲滯,有誤支遣。欲于瓜洲鎮置場交受,令鎮江府諸軍用船過江前來就支,止是一水,委是快便。其監官令瓜洲監鎮或監閘、巡檢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揮別差官一員同共收納。就用鎮江府北草場合干人兼行管干,更不別置官吏。”獲得批準。從奏文看,淮東路收買的馬草在瓜洲交納較之鎮江更為便利,倘若加之瓜洲遙隸鎮江,則糧草轉運的效率會進一步提高。黃榦曾云:“京口之有瓜洲,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洲也。”“淮浙往來之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軍隊過江與戰爭物資的后勤運輸。
最后是便于津渡管理。瓜洲渡是長江下游重要渡口,南宋初年受戰亂影響,大量民眾由此南逃,“揚州士民,南渡入浙甚眾,日不下數百家”。南北對峙時,防范北來奸細成為津渡管理的重要任務,淳熙二年(1175)詔“自今揚州瓜洲渡、鎮江西津渡,并令本處巡檢兼監渡”。淳熙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知鎮江府司馬伋言:“鎮江府沿江一帶私渡頗多,除西津關、瓜洲岸系官渡外,其余私港不惟般載違禁物貨、銅錢過江,仍恐透漏奸細。乞除炭渚港、高資東西港、丹徒東西港、諫壁港、大港共七處許本處土豪經營······其余私港三十余處,并不許私渡。”司馬伋討論鎮江府沿江渡口,卻將北岸瓜洲列入其中,且所述諸渡,只瓜洲岸一處在江北,其余沿鎮江江岸東西分布,瓜洲渡與江南諸渡是一對多的關系。有意思的是,不久淮南運判徐子寅乞罷真、揚等地沿江私渡,雖然提到瓜洲官渡,卻無提及南岸渡口的情況。兩相對比不難發現,即便瓜洲或未隸鎮江,也極為鎮江官員重視,倘若瓜洲渡歸鎮江管理,兩州間的渡江河段將成為鎮江內部水道,在南宋嚴查渡江的背景下,不易在河中形成管理真空區,也可以避免遇事兩地因統轄界限不明而相互推諉的情況。
瓜洲遙隸鎮江可能是短期且臨時的,但它卻反映了另一種地域結構,相較于以江為界的政區劃分,跨江遙領的模式更重視對水域的控制。前文所述政區調整的合理性,其實質都是加強兩岸聯系,使北岸、長江、南岸成為一個整體,以此為基礎構建江防體系,便于軍船、糧船往來,便于水道的管理。這種地域結構,在南宋末年的戰爭中又得到體現。當蒙兵將戰略重心移向長江中上游,順流向下攻克建康、鎮江等地后,揚州的宋軍仍在堅守,蒙軍遂以瓜洲鉗制揚州,《元史·阿術傳》載:
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至元十二年)四月,命阿術分兵圍守揚州。······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時諸軍進取臨安,阿術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術控制之力為多。
蒙軍的舉措卓有成效,數次擊退了宋軍的進攻,甚至后來宋帝由此北上,揚州守軍也無法將之奪回。“庭芝水路即絕,必從陸出”,也就是說,對江北與江南的交通而言,揚州城事實上無足輕重,關鍵是瓜洲等沿江重要渡口,元軍順長江而來,控制長江及兩岸要津后就切斷了揚州軍隊南下的可能。后來文天祥與苗再成在真州欲南渡勤王時,認為要先“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洲”,后以“灣頭、楊子橋合兵攻瓜州之三面”,瓜洲城克復,則可舟師直搗鎮江,事實上也將瓜洲作為其戰略的核心之一。上述事例表明,盡管瓜洲與揚州城相距不遠,但與后者不同,前者同長江及江南聯系密切,這種地域結構的差別是沙洲并岸帶來大量土地后逐漸形成的,也成為南宋軍事背景下該地政區變化的最主要原因。
結語
中唐以來瓜洲漸并同北岸揚州相連,這一自然地理現象引發了唐宋時期揚州濱江地區政區的頻繁變化,這些變化包括重新劃界、政區新建與升降、地名更改、治所遷移。無論是宋初永貞縣的析縣還是南宋瓜洲遙隸鎮江的失載,都表明地理總志、地方志并不能完全體現政區,尤其是縣及縣以下政區短促復雜變化的全貌。總的來說,唐宋時期揚州濱江政區變化可分以下三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中晚唐時期,瓜洲規模擴大并同北岸相連。瓜洲由復數沙洲合并而來,這些沙洲分屬兩岸,所以形成的瓜洲也分屬兩岸,直到瓜洲并岸以后以江為界。這一時期的政區變化相對比較簡單,距離是決定沙洲歸屬的主要因素之一,當沙洲成為濱江土地后,則依從山川形便。
二、五代宋初,揚州濱江區域政區調整。沙洲的并岸帶來了大量土地,揚州城失去濱江區位后,白沙鎮與瓜洲鎮逐漸發展起來,最終真州從揚州析出,得到六合縣與永貞縣之西境。這一時期的政區變化,主要是出于濱江地區發展后重建濱江地域結構的需要,真州從揚州析出后,二地經濟相當,分別處長江北岸交通之要區,體現出宋廷對政區的平衡。
三、南宋時期,瓜洲短時間內遙隸鎮江,這在南宋軍事背景下有其合理性。瓜洲的積漲與并岸使江面收束,從曹丕臨江嘆“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到陸游“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變化十分明顯,作為天塹的長江無疑是政區的天然分界線,但當其江面收窄后,這一界限就不再穩固。以江為界與跨江遙隸實際代表著濱水地區兩種不同的地域結構,后者重視對水域的控制,因此在軍事氣氛濃郁時通過政區變化而凸顯。
作者:黃彬琦,王旭
來源:《中國地方志》2023年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楊 琪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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