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徽省博兩批元代金銀器看元代社會的況味｜訪古

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翟德芳

?在壽縣看完中國楚文化博物館之后，我驅車繼續南行130公里，到達合肥。到合肥的主要目的是看安徽省博物館。新建不久的安徽省博物館很是漂亮，對來訪者也很貼心，甚至職工餐廳也對參觀者開放。我在博物館里看完了凌家灘以及同雙墩、禹會村、明中都等有關的文物之后，發現博物館的通史展廳里有兩個展臺陳列的是元代的金銀器，仔細看去，發現其中一部分是在合肥孔廟大成殿附近發現的窖藏物，而另一部分則是范文虎墓的出土品。

范文虎我知道，他是南宋投降元朝之人，官至尚書右丞相。我前些時候剛完成《筆記中的元明微歷史》一書，對元代的社會生活挺感興趣。這個展品單元中，上世紀50年代出土的這些文物在說明元代社會生活方面還是很有價值的，所以這里就寫一下它們。

合肥孔廟元代窖藏

1955年10月10日，安徽省一家建筑公司在合肥市區蓋宿舍樓、挖墻基底槽時，將合肥市小南門內原孔廟大成殿西的一棵直徑達0.45米的大槐樹拔除后，在樹根底部發現一個用銅盤覆蓋著的大陶甕。甕已被挖破，露出里邊的金屬器。上報到博物館后，文物干部到來進行了清理。從所存的碎片觀察，大甕為敞口，鼓腹，平底，口徑40厘米。甕內裝著一些精美的、保存十分完好的元代金銀器。甕口用一個大銅盤覆蓋，埋藏細致，陶甕和大樹樹根緊密結合，判斷是在埋藏后植樹。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章仲英造”金把杯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章仲英造”金杯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銀把杯

甕內所裝的金銀器包括金杯、金碗、金碟、銀果盒、銀壺、銀高足碗、銀盞、銀碟、銀勺、銀筷子等。這些金銀器完全是用手工制成，器物上可看出捶揲后留下的細小痕跡。金銀器物上有制作匠人的名稱，明確了這批器物是元文宗至順四年（1333）廬州丁鋪所造，制造者是名為章仲英的匠師，推測應是當時蒙古貴族所用，甚至是進貢朝廷之物

出土金器中的金把杯，也稱“海棠式金卮杯”， 口徑7.5、底徑4.8厘米。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側有柄。杯內底一側有“章仲英造”四字陰文楷書。出土時為一對，當是宴會中等級最高的人使用。銘文“章仲英造”位于杯底右側，標識醒目。一件菱花形鳳紋銀果盒，表面鏨刻了包括茶花、石竹花、春菊、凌霄花、梅花、牡丹、荷花、萬壽菊、桃花、蓮花、海棠等多達20種花卉圖案，蓋上有兩只鳳凰飛舞在花叢中，姿態生動飄逸。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銀匜

范文虎墓及其隨葬品

范文虎墓是1956年4月12日安慶糖廠在安慶東郊棋盤山建筑廠房起土時發現、因而發掘的，根據出土碑文，可知此墓是范文虎與其妻陳氏的合葬墓。范文虎葬于大德五年(1301)，陳氏葬于大德九年。墓室為磚筑，券頂，長4.5米，寬5米，雙室并列，中間有隔墻。范文虎殮以朱漆棺，棺底以大木墊托，四角置鐵牛、鐵豬。棺槨之間和槨外墓室中皆用松香灌實。槨前立石壙志一方，槨外木柜中隨葬金銀錢和飾物，棺內有玉帶、玉印、玉圭、銅帶頭、木笏和小銅佛等。陳氏有棺無槨，棺下用桐油拌石灰鋪底，棺四周用石灰米汁灌漿，極其堅固，棺內有金冠、金花、金飾和銀釧等。

范文虎墓出土銀飾

范文虎墓出土的火珠紋金發笄

陳氏棺內出土的纏枝花卉紋金發冠長13.7、寬9厘米，由五塊金片扣合而成，頂部、底部兩端共三塊金片，分別與左右兩側的橢圓形金片相扣合，形成一個橢圓形腔體，用來套在發髻之上，底部兩端的金片中央各有一圓形孔，用以固定發簪。頂部及左右兩塊金片均飾纏枝花卉紋，每個花卉中央花蕊處均有鑲嵌寶石的痕跡。同出的一組金銀飾品包括金花9件、金錢28件、金十字9件、銀手釧2件、銀飾6件。金花和銀飾有樹形、火焰形、牛角形等。此外還有一對玉環，作數股扭絲形，名絞絲玉環。

范文虎墓出土的纏枝花卉紋金發冠

范文虎墓出土的金十字

范文虎墓內出土的玉器，除了玉帶外，一件貫耳玉瓶系仿古銅器造型，玉質晶瑩溫潤，顏色白中閃青，為優質和田玉料制成。一件心形活環玉墜，上有活環，下為心形玉墜，環與墜可分可合，構思精巧。一件虎紐玉印，印體上端橫臥一個匍伏虎形紐，玉料本有黃色沁，工匠巧妙的將沁置于虎背上，可謂“俏色巧作”。此外還有代表其高官身份的朝笏、玉帶板等。

范文虎墓出土的金飾

墓主范文虎先仕南宋，后降元，其一生敗戰連連，變節投敵，但卻官運亨通，降元后累遷至平章政事、尚書右丞，成為“南人”之中入元官職最高者。關于他的生平，《新元史》有傳，《宋史》、《元史》、《續資治通鑒》、《懷寧縣志》均有記載。

藏品反映的元代社會生活況味

元代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異族的統治，對中原社會帶來了明顯的變化。宋代以后，金銀器的使用逐漸從上流社會進入了酒樓菜館以及家境殷實的普通人家，制作精良的器物甚至成為家居陳設，從實用器上升為藝術品，也因此出現了一批專事金銀器制作的作坊和技術精湛、注重品質的工匠，比如上文提到的“廬州丁鋪”和“章仲英造”。

合肥孔府窖藏出土銀碟

元朝政府對金、銀的使用嚴加管理，并制訂了專門制度。公元1282年，元廷頒布法令，規定工匠只能用顧客帶來的金銀打造器物，成器后要在器物上鑿記匠人的姓名。也正因此，孔府窖藏金銀器的制造者章仲英才能為后人所知。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銀玉壺春瓶

元代金銀器繼承了宋代的傳統，又接受了異域的影響，一方面講究造型，不作裝飾，或者只在局部略加裝飾，如孔廟窖藏中的銀玉壺春瓶；另一方面則是紋飾華麗繁復，有花卉瓜果、人物故事、鳥獸魚蟲等多種題材，如范文虎夫人陳氏的金冠，這一趨向對我國明代金銀器風格的演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總體說來，其工藝的精湛同唐宋時期的皇家產品還是有所不如。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折沿金蝶

合肥和安慶已經大體上算是江南，由此我也聯想到了元代江南之人的社會地位問題。以前讀古人筆記，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監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眾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明葉子奇《草木子》記：“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后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后求之者眾，亦絕不與南人。”

前者是說元朝廷派員到江南賣官，召集富戶，讓大家買官，但這些人的家產已經被朝廷搜刮凈盡，被拷打威逼也不肯買；后者說元朝廷的要職都是蒙古人占據，漢人南人萬中只有一二，還都是并不重要的位置；后來開始賣官，起先還賣給南人，后來求官的太多，有錢也買不到了。

合肥孔廟窖藏中的銀碟

從這兩則筆記中可以看到元朝時南方人的生活狀況。合肥孔府窖藏不知何人所為，看范文虎夫婦墓的隨葬品，同其朝廷二品大員的身份并不相合，也就是一般的官僚地主的水平。推測范文虎作為南方人的降官，盡管做官到了二品，大概也逃脫不了被歧視搜刮的命運吧？

圖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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