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征 | 儒家對歷史連續性的思考

大一統與正統觀念涉及在時間和空間的視野下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統治合法性的理解，它們既是中國歷史哲學的重要觀念，也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關鍵概念。歷史上儒者在面對不同時代問題時，通過對大一統和正統等觀念的詮釋，深刻地影響了王朝的政治實踐和秩序建設，使得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特征。

根據眾多學者的解釋，“大一統”的“大”，本義并不是作為形容詞，用來形容地理疆域上的大范圍統一以及政治上的整齊劃一；而是作為動詞，表示“張大”“尊崇”之意，即“以一統為大”。那么“以一統為大”是什么意思呢？

儒家文本中對于“大一統”的闡釋最初來自《春秋公羊傳》。《春秋》經文寫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對此解釋道：“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字面上，“大一統”是直接針對“為何強調周王之正月”的解釋。生活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指出：“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春秋稗疏》）可見，大一統的含義首先指向歷法的制定，一年的時間始于正月的確定。在周天子衰微、諸侯紛爭的時代，諸侯應奉行周歷，張大周文王確定的歷法，由歷法上的統一指向對周王的尊奉。

漢代何休對經文進一步解釋道：“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意思是，開端、根本具有統領總體的意義。王者受命于天，世間萬物都以他為中心聯系在了一起。天子通過重新確定正月初一，從而賦予萬物、百姓一個人文意義上的時間開端。此時間意義上的開端彰顯著天子需要擔負起建構人間秩序和彰顯價值的責任，建立起囊括中國與四夷的天下秩序。王者改正朔、易服色的行為表明其統治合法性來自上天以及王位具有公共性等特質。根據何休的注釋，“大一統”之“統”字有著開始、開端、根本等含義。江湄教授在《正統論：中國文明的一個關鍵概念》一文中強調：“天下政教號令應該統一于王，于是，從時間上講的‘大一統’義就邏輯地導出空間上講的‘統一’義。”

總體而言，經過漢代儒者深入論述的《公羊學》大一統思想，指向了王者承接天道、從正的層面呈現一統的思路，空間上的一統依附于時間維度上秩序的安頓。可見，“大一統”的內涵包括對政治生活開端、整體秩序端正的重視，立足于天道普遍性而展開的政教生活，德化流行的天下秩序的建立，改正朔、易服色等內容。

董仲舒將“通三統”學說用來豐富大一統的內涵，強調在承認前朝合法性、對前朝制度因革損益的基礎上，尊崇、張大時王的統治權威性。當三統說作為一種歷史理論去解釋歷史現實時，統一天下的秦朝是否有資格成為其中一個統、被納入帝王接續的歷史譜系之中？對這一問題的回應，指向了作為中國歷史哲學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正統論。

正統論是中國傳統史學的重要觀念，主要涉及對繼統之正與否的討論以及如何標記歷史時間等問題。正統問題的出現最初與史書編纂的編年記事有關。史家在記錄歷史時，需以事系年，這就涉及在現實歷史的統系中，以何者為正的問題，正統地位的確定成為編年敘事的首要事務。史學家對政治統治譜系、脈絡的選擇，時常可以體現其對歷史之正的看法及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理解。當歷史編纂不僅在于敘述歷史，而且涉及確立標準以評判政權的正閏問題時，意味著史家將價值判斷引入對歷史現象的解釋之中。對政治家來說，如何裁定前朝的正閏紛爭，并闡釋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其必須面對的問題。正統問題也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家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北宋之前，雖然人們很少用正統這個詞語，卻經常在五德終始框架下討論正統問題。劉歆作《世經》以秦為閏水，強調秦朝處于閏位。東漢以來，人們一方面將具體王朝納入德運中的一德，構建起前后相承的歷史譜系，另一方面訴諸禪讓、國都所在地、統治區域大小等外在條件，以論證本朝的合法性。王夫之看到了將統治合法性問題轉變成政治技術操作的荒謬之處：“蜀漢正矣，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讀通鑒論》）在他看來，五德終始說沒有反映天下相繼的內在道理，王朝的統治合法性并不來自德運的相承。

自北宋歐陽修以來，逐漸興起了一種不同于三統說、正閏說、德運說的正統論。主要是通過對“正”與“統”內涵的探討，將道德原則和現實功業作為判斷標準，以此來評判王朝的統治合法性。關于正統的內涵，歐陽修認為可以將其放在《春秋公羊傳》的“君子大居正”及“王者大一統”中予以解釋。他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后正統之論作。”（《歐陽修全集》卷十六）與以五德終始為核心的正統論相比，在歐陽修的論說下，正統之正從對外在因素的強調轉變為統治者治理天下須符合儒家的政治倫理；正統之統從時間上的承繼不斷轉換成空間上的一統，歐陽修直接采用“大一統”的字面意思。

歐陽修將對正統的探討從史書編纂以及五德終始框架之下剝離出來，并試圖將正統自身的問題意識予以明確，從而實現了正統論論域的巨大轉變。歐陽修之后，正統之辨成為士大夫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正統論的興盛也與人們試圖重構和確認歷史，探索建立在文化、族群等因素上的認同基礎有關。總之，正統論背后呈現出古人對中國歷史連續性、何謂中國等問題的思考，正統論成為儒家關心的重要問題。

盡管歐陽修從“居正”與“一統”兩個層面詮釋正統，但是其視野下的正統仍偏向于統，即當君主“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之后，該王朝仍屬于正統王朝。那么正與統應該以何者為重，后世的正統論大多所爭依舊在統。自正統論形成以來，史家紛繁復雜的論說、統治者的隨意利用，使得正統論成為關于成王敗寇的論說。在王夫之生活的時代，正統論失去了應有的指引作用。王夫之對正統觀念的反思體現著其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理解。

生活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文明傳統的存亡成為其重要關切。王夫之指出：“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讀通鑒論》）忽視對禮樂文明延續的關注，只是將是否有一統天下的現實功業作為王朝正統與否的主要標準，不具有思想上的說服力，對權勢的遷就反而會消解政治生活中的價值因素。

王夫之指出正統更應該強調“正”而非“統”，文明與野蠻是判定王朝正統與否的根據。在他看來，先王通過禮樂教化，在人倫生活的展開之中陶冶百姓的性情。立足于對民眾意愿的實現、對文明的奠基，五帝三王之間形成了一個前后相承的帝王統系。三代以來，著眼于統治者對禮樂文明的保護、對政治教化的責任擔當，事實上形成了承接自先王的正統王朝相傳譜系，“為中國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統，前有所承，則后有所授。沛國之子孫若手授之隴西，隴西之子孫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孫若手授之盱眙。”（《噩夢》）

與漢代儒者對天人關系的理解不同，王夫之批評了三正三統、天人感應以及承接天命而來的改正朔等內容，但王夫之對禮樂文明傳統、共同體生活的關注，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理解，與漢代的大一統學說仍有不少契合之處。

總之，對于儒家來說，君王的統治合法性并不在于現實中的成王敗寇，而是來自他們對天地價值秩序的落實。當儒者將其對于價值理念的思考寄托在歷史進程中的時候，呈現在儒者面前的不再是紛繁復雜的歷史，而是天地之道、價值理念在歷史中具體展開的過程。圣王的出現，使得價值理想與歷史進程的結合成為可能，從此中國歷史才有了真正的開端。這意味著王者建構起了普遍的人間秩序，人們的共同生活也成為可能。

面對先王創制的具體法度崩壞的現實，孔子通過作六經，探尋禮樂制度背后的常道，“法備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讀通鑒論》）。對于后世儒者來說，當面對不同的時代問題時，如何立足于經典詮釋，發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8日

作者：郭征，系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