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歷史的四個層次，也是錢穆《國史大綱》的四大信念

▲1937年秋，戰火突起，錢穆跟隨北大南遷昆明，教授“中國通史”

提到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很多人都知道，這是族群生死存亡之際，一位思想大師為文化尋根而寫的一部中國通史。

從1940年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該書至今，盡管翦伯贊、呂思勉、傅樂成等著名史家也撰寫過同類作品，但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始終在多個榜單中名列前茅。

比如在豆瓣上，大陸讀者只能買到“不便閱讀”的豎排繁體版，但是仍然有2萬多人打出了9.4的高分。

經典總是讓人忍不住一讀再讀，每一次重讀都會有全新的體悟。翻開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的橫排簡體版《國史大綱》，一眼看完卷首的四句話，再通讀全書，發現這部經典除了有“保存文脈”的價值，還蘊藏著“理解歷史的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認知自覺——了解歷史是國民的本分

錢穆在《國史大綱》敦促讀者具備的第一個信念，質樸而深刻：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的國民，都應該對本國歷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能算一個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國民。

在錢穆看來，這一“國民知識分子”的門檻是放之四海皆準的。

▲錢穆

一個英國人如果不知道《大憲章》和光榮革命，絕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英國人。一個美國人如果不知道制憲會議和南北戰爭，絕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美國國民。同理，一個中國人如果不知道百家爭鳴和焚書坑儒，即便他有很高的學歷或技術，也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中國國民。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很多人對傳統文化仍然一無所知。比如有調查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國人，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能夠分清“封建”和“專制”。

這種自以為是的無知，意味著拋棄千萬年積累的知識、道德和審美，失去自我認知的錨點，成為無根的浮萍。

▲中國現代四大史學家，左起錢穆、陳寅恪、呂思勉、陳垣

在1900年前后，梁啟超、章炳麟、柳詒徵等學者就提出，要重建中國文明，就必須對中國歷史有一全面系統的梳理。陳寅恪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可惜未能如愿。民國誕生過六七部中國通史，而錢穆的《國史大綱》，被公認為“中國通史的巔峰之作”。

錢穆精通文、史、哲、宗教、地理等多個學科，又具備現代學術視野，出版過上百種著作，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并稱為“中國現代四大史學家”。他還培養出余英時、嚴耕望、辛意云等著名學者。

《國史大綱》對中國歷史演進脈絡的梳理，精準概括、平衡客觀，特別突出思想和知識精英。比如清楚區分了“分封建制與君主D裁”、“士大夫與官僚集團”、“大一統與民間自由學術”，還有“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士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等跨學科視野……

▋第二個層次：溫情敬意——拋棄標簽化的批判

《國史大綱》敦促讀者具備的第二個信念，就是讓國民對本國歷史懷有溫情與敬意。否則只是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能說對本國史有知識。

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明的沖擊、現代轉型的困局，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反思從未停止。

一些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雖然對中國歷史略有所知，但他們普遍存在進步主義的幻覺，以標簽化的批判意識，視中國歷史文化為“現代化的包袱”。

▲1919年北京，五四運動現場

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知識分子以為“新必勝舊”，高喊“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等口號，將舊道德、舊文學全部打倒。結果導致空前的價值混亂和文化危機，為后來的秩序大崩壞、文化大毀滅埋下伏筆。

100年前這種標簽化的批判風氣，與今天的輿論環境如出一轍：長期封閉的國人，突然被拋入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對走向墮落激進的西方，徹底失去辨別能力；對國際國內環境的不滿，使國人將傳統文化視為“罪魁禍首”。

比如，提到科舉，就斥為“皇權收買知識分子的工具”，卻不知士大夫階層是傳承文脈的中堅；提到鄉紳、宗族就視為惡霸、家長制，卻不知這種基于血緣的小共同體，恰恰是對抗大一統皇權的最后屏障。

錢穆親歷新文化運動，見證過全盤否定傳統的時髦，卻始終清醒：中國歷史復雜，有黑暗殘酷，亦有光輝創造；西方、日本的現代性，也是從自身傳統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西化，只能是傳統向現代的發展。

這種溫情與敬意，不是盲目美化，而是真正理解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觀點深刻影響了殷海光、余英時等后輩。

殷海光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中國文化的展望》中說：“全盤西化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合理保守舊事物，恰恰是進步求新的動力；社會文化的發展有連續性，我們不能從沙漠上建起新的綠洲，傳統也不可能一掃而空。”

▋第三個層次：謙卑同情——摒棄藐視古人的優越感

《國史大綱》期待讀者具備的第三個信念是：不要把本國先輩的選擇貶損得毫無價值、沒有一處能使人滿意；不要懷著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以為自己站在已往歷史的最高頂點；也不要懷有似是而非的苛責，將種種罪惡與弱點的責任，全都歸在古人頭上。

很多國人知曉中國歷史，對優秀傳統也懷有溫情敬意。但也有人喜歡站在道德、智識的制高點，對古人的眼界嗤之以鼻，對先輩的選擇苛刻備至。

比如，提到閉關鎖國，就痛罵皇帝昏庸；提到農民起義，就默認官逼民反。這種“事后諸葛”的姿態，看似深刻，實則淺薄狂妄——它將復雜的歷史簡化為“蠢和壞”的審判，將多維度的人物扭曲為單一的意識形態符號。

事實上，每個人的視野有其局限，每個選擇有其苦衷；評判不應非黑即白，而是要帶著同理心去審視、理解古人的處境。

就連批判傳統最激烈的魯迅，也要大聲疾呼：“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司馬遷的《史記》是偉大的通史，也是謙卑同情的典范。他對權貴和潮流不屑一顧，卻對悲劇英雄不忍于苛責，對販夫走卒不忍藐視，甚至對刺客的夢想和悲歡，都充滿了極大的興趣和敬意。

錢穆《國史大綱》完美繼承了司馬遷的謙卑同情。他對歷史人物從來都是就事論事，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力求把握歷史事件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脈絡。

比如論科舉，既指后期僵化，也肯定其社會流動作用；論農民起義，既同情其遭遇，又指出其破壞性。

據說，本書正式出版前，國民黨為了維護革命意識形態，要求錢穆把“錢楊之亂”、“明末流寇”等農民戰爭改用正面詞匯，但遭到錢穆拒絕。

▋第四個層次：歷史責任——守護文脈，啟示未來

顧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期望讀者具備的第四個信念，與顧炎武如出一轍：一個國家的國民，只有具備歷史意識的人足夠多，這個國家才有改進、發展的希望。否則這個國家即便有所改進，也只能是殖民式的強制轉變，國民的苦難仍將卷土重來。

作為一部經典，《國史大綱》的意義既是歷史的，也是將來的：凝聚國民精神，守護文化命脈；汲取歷史教訓，總結歷史智慧，解決當下和未來的問題。

在抗戰最艱難的年代，錢穆在艱苦的條件下寫成此書，他大聲疾呼：“只要歷史不亡，中國就不會亡！”

據其弟子辛意云回憶，當年撤退到大后方的很多青年學生，正是讀到錢穆的《國史大綱》后投筆從戎。

就像顧炎武一樣，錢穆真正擔憂的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文化主體性喪失。這個擔憂在當代已經成真：很多“愛國人士”高呼要恢復傳統文化，卻不知該恢復什么；很多西化學者聲稱要摧毀傳統文化，也不知道要摧毀什么。

新的文化沒有建立，回歸傳統已難覓來路。我們的思考，仍然在錢穆思考的延長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