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一生頗具爭議，有專家評：搞僵與中國的關系，是最大失敗

“您真的認為撤回專家就能讓中國低頭嗎？”1960年7月的一個深夜，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舉著電話聽筒的手微微發(fā)抖。電話那端傳來赫魯曉夫不容置疑的聲音： “這是給中國同志的清醒劑！”隨著聽筒里傳來忙音，契爾沃年科望向窗外長安街零星亮起的路燈，這場改變國際格局的決裂已然拉開序幕。

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莫斯科紅場上的人群里既有悲痛者也有暗自松口氣的干部。赫魯曉夫正是在這種復雜氛圍中開啟了他的執(zhí)政生涯。這位烏克蘭礦工出身的領導人，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展現(xiàn)出驚人的魄力。當時莫斯科的居民區(qū)里流傳著這樣的對話： “聽說要建五層高的預制板樓房？” “總比咱們八戶擠在地下室強！”到1958年，全蘇聯(lián)已有超過5000萬人搬進這種被稱為 “赫魯曉夫卡”的簡易住宅，盡管隔音差得能聽見鄰居打鼾，但確實讓整個蘇聯(lián)的居住條件實現(xiàn)了歷史性跨越。

農業(yè)領域的改革更顯戲劇性。赫魯曉夫在1954年視察哈薩克斯坦時，突然抓起一把黑土揚向空中： “這樣的沃土不種糧食，簡直是對上帝的褻瀆！”隨后展開的墾荒運動，五年內將蘇聯(lián)耕地面積擴大近四成。不過當他在1962年堅持要在北極圈內試種玉米時，農業(yè)專家們私下?lián)u頭： “總書記對玉米的執(zhí)念，就像小孩迷戀糖果。”這種違背自然規(guī)律的決策，最終導致西伯利亞大片新墾土地因肥力耗盡淪為荒漠。

在國際外交舞臺上，赫魯曉夫時而揮舞核導彈恫嚇西方，時而又在聯(lián)合國脫下皮鞋敲桌子。但真正動搖蘇聯(lián)國本的，是他在處理社會主義陣營關系時的剛愎自用。1959年戴維營會談后，赫魯曉夫曾得意地向政治局委員們炫耀： “美國人開始學會尊重我們了。”然而這種與西方 “和解”的姿態(tài)，反而加深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猜疑。當他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代表團橫加指責時，彭真當場拍案而起： “蘇聯(lián)同志要當老子黨，我們絕不答應！”

最具爭議的當屬對斯大林的批判。1956年2月25日深夜，當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秘密報告中歷數(shù)斯大林罪狀時，會場內鉛筆落地的聲響都清晰可聞。有位經歷過大清洗的老將軍在散會后喃喃自語： “早該說真話了，可這真話來得太突然。”這種全盤否定式的清算，既釋放了長期壓抑的社會情緒，也動搖了蘇聯(lián)立國的意識形態(tài)根基。東歐各國共產黨最先感受到沖擊，波蘭駐蘇大使曾私下感嘆： “就像突然被告知父親是個殺人犯。”

在軍事科技領域，赫魯曉夫的決策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大力支持科羅廖夫的航天計劃，1957年斯普特尼克衛(wèi)星升空時，全世界都為之震動。另一方面又武斷裁撤海軍水面艦艇，認為 “導彈時代戰(zhàn)列艦不過是浮動棺材”。這種偏執(zhí)的軍事改革，導致蘇聯(lián)海軍直到古巴導彈危機時仍缺乏遠洋投送能力。當美國軍艦封鎖加勒比海時，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暴跳如雷： “我們的艦隊在哪里？！”

對華關系的破裂堪稱最嚴重的戰(zhàn)略失誤。1960年8月，當最后一批蘇聯(lián)專家從包頭稀土礦區(qū)撤離時，有位老工程師偷偷塞給中國助手一疊資料： “這些數(shù)據或許對你們有用。”這種民間的情誼與官方的決裂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后中蘇論戰(zhàn)公開化，《人民日報》發(fā)表的 “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字字如刀地剖析著赫魯曉夫路線的偏差。直到1969年珍寶島沖突爆發(fā)，兩國關系徹底滑向對抗深淵。

耐人尋味的是，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中國： “他們就像倔強的學生，總想證明自己比老師聰明。”這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恰恰暴露了其大國沙文主義的思維定式。而中國領導人始終強調的平等原則，在二十年后獲得了歷史驗證——當蘇聯(lián)深陷阿富汗戰(zhàn)爭泥潭時，中美關系正常化徹底改變了冷戰(zhàn)格局。

1991年12月25日，當蘇聯(lián)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時，莫斯科街頭的老人中流傳著這樣的嘆息： “如果當年沒和中國鬧翻......”歷史沒有如果，但赫魯曉夫執(zhí)政時期留下的教訓至今發(fā)人深省。從推廣玉米種植的冒進，到處理盟友關系的專橫，這位改革者始終困在理想與現(xiàn)實、革新與守舊的矛盾之中。正如俄羅斯當代史學家索科洛夫所言： “赫魯曉夫砸碎了斯大林的神像，卻沒能塑造出新的信仰。”這種歷史局限，或許正是導致其改革功敗垂成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