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蘇軾被貶到黃州。初到之時,他寄居定惠院,晝伏夜出,羞于見人。心情不好打壺酒來喝,卻不敢盡興,生怕酒后失言。
但是沒過多久,蘇軾就開啟了“布衣芒履,出入阡陌”,四處逍遙的生活。他甚至還在袖子里揣著石子,時不時到江邊和人比賽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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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烏臺詩案”的重大打擊之后,這位九死一生的大文豪,究竟是如何走出人生陰霾的?這個答案,或許就藏在他黃州時期創作的一首《滿庭芳》里。
一、《滿庭芳·蝸角虛名》賞析
《滿庭芳·蝸角虛名》——北宋·蘇軾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鐘美酒,一曲《滿庭芳》。
開篇“蝸角虛名”一句,與白居易《對酒·其二》中的“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同是出于《莊子·則陽》的典故。
典故諷刺的是人類為了名利斗得你死我活,殊不知從宇宙的尺度來看,這些行為就像在蝸牛觸角上搶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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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們爭奪的利益,其實也不過蒼蠅腦袋那么丁點兒大。為此機關算盡,甚至搭上性命,實在不值當。
按照佛家的說法,一個人的富貴窮通,冥冥中自有定數。而強弱之分,在道家看來也是相互轉化的,沒有絕對(道家有“柔弱勝剛強”“以柔克剛”之說)。
參透這個道理,你就會明白爭強好勝毫無意義。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何不趁著未老之時,掙脫束縛,活得放縱些、瀟灑一些。
仔細想想,人生能有多少好光景?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們的生命,大半都被風雨憂愁占據。時光如此珍貴,何必浪費在與人爭辯是非上呢?
那么,我們往后余生該怎么過呢?自然是“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的生活多美好啊,且飲千杯美酒,再高歌一曲《滿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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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與王維《終南別業》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二句,那份隨遇而安的禪意可謂異曲同工。
明代潘游龍《精選古今詩余醉》評價此詞:“坡老此篇專在喚醒俗人,故不著一深語。”他說這首詞淺顯易懂,專為點醒世人而作。
不過畢竟是古詞,今人讀來未必覺得淺顯。所以還得解釋一下,蘇軾在這首《滿庭芳》里到底說了什么,又提出了哪些人生智慧。
二、蘇軾《滿庭芳》中的智慧
蘇軾在詞中融匯佛、道二家的思想,給出了擺脫人生困境的良方。首先,他搬出了道家的“躺平許可證”。“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一句,簡直就是老子“柔弱勝剛強”的白話版。
蘇軾年少時在眉山就接觸過道家思想,讀《莊子》時曾經感嘆“得吾心矣”。等貶謫黃州時,對道家的領悟就更透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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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認為,人始終活在“道”的法則之下。就像日月更替、四季輪回,個人根本無法改變。與人爭強斗勝更是徒勞,因為“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強弱本就是相對的。
你強,是因為有人比你弱;你弱,是因為有人比你強。而“物極必反”,強到極點就會轉弱,反之亦然。就像北宋朝堂的“新舊黨爭”。“烏臺詩案”時新黨得勢,舊黨遭貶,蘇軾被流放。
后來宋哲宗即位,舊黨翻身,新黨失勢,蘇軾又被召回。可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時的勝負又有什么意義?
在黃州謫居的那段的日子里,蘇軾就把這種看透世事的智慧化作了實踐。他在城郊開荒種地,并自稱“東坡居士”,每天和兒子一起扛著鋤頭進行勞作。
這位曾經的翰林學士,現在也會為自己種 的蘿卜長得水靈而欣喜若狂。他在給朋友的信里得意地寫道:“某在東坡種稻,一熟得米二十石,皆香滑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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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值得一提的,還是蘇軾在那段時間發明了一道名菜——“東坡肉”。把豬肉切成方塊,慢火少水,待它自熟。
蘇軾笑著說:“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這些事例,都證明了蘇軾當時是如何實踐自己的哲學思想的。
所以我們既然已經知道了,這世上強弱是無常的,又何必較那個勁呢?不如看淡名利、勝負,自己變著花樣好好地生活。
其次,蘇軾在這首詞里還給人們奉上了一段禪宗的“心靈按摩”。與一般理解的佛教不同,中國禪宗講究“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禪宗認為修行不必向外求佛,而要向內找尋真諦,所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禪宗語錄》記載道悟禪師“任性逍遙,隨緣放曠”的思想,蘇軾將其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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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有了“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的灑脫。蘇軾在安國寺閉關,“焚香默坐,物我相忘”,終于悟到:“與其糾結是非,不如醉眼看世界。”
最后,在佛道兩家思想的共同啟發下,蘇軾給出了解決人生困境的具體方案:親近自然,享受生活。以青苔為席,以云霞為帳,幕天席地,與自然融為一體。
“千鐘美酒”一句,看似是道家的逍遙做派,實則暗含了《論語》“樂以忘憂”的思想。這讓人想起李白《將進酒》中“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邁,都是用夸張手法展現作者的灑脫情懷。
那么,蘇軾整首詞揭示的擺脫困境、獲得快樂的秘訣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看淡名利,隨心而活。
結語
其實蘇軾這種思想,與近代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有不謀而合之處。比如詞中“事皆前定”的說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哲學中的“虛無主義”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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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的遭遇都是命中注定,那生命還有什么意義呢?拼命爭搶最后還是徒勞,竹籃打水一場空。面對這種處境,人心該如何安放?
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詩意棲居”的構想,主張通過藝術欣賞、人際交流來超越虛無,在生命過程中發現意義。
加繆則倡導“有限度的反抗”,像神話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樣,在注定的命運中享受過程。但蘇軾提出類似觀點,比他們早了整整九百年。
在這個“內卷”的時代,我們或許學不來蘇軾的才華,但是可以借鑒他的心態:把KPI當作“蝸角虛名”,太較真你就輸了。
這樣既能學習王維“看云”的淡泊,也能效仿蘇軾“喝酒”的豪邁,既要親近自然,也要享受人間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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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命運的無常,加繆說:“在隆冬時節,我終于發現,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而我們的東坡居士則會說:“夏天?就在江南的酒壺里,想喝就自己倒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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