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盡的情才——顧頡剛與殷履安的抗戰家書情

原作者：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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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蘭之歿，予僅哭兩次。獨至履安，則一思念輒淚下，今日又哭出……”“履安死后我竟然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有生以來從未有如此之傷心者也。”

妻子殷履安病逝后，顧頡剛在日記中所流露的，不僅是對繼室的深厚感情，這份情感更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史學研究。

2023年7月，由顧頡剛女兒顧潮編注多年的《顧頡剛殷履安抗戰家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收錄顧頡剛和殷履安夫婦在抗戰時期的家書194通。從中可以看出這對伉儷在亂世之中的真情流露，以及面對國家危情和家庭復雜生活時的相沫以濡。在書信中，顧頡剛面對殷履安，無論是評事還是論人，無論是對于國事、戰事還是家庭瑣事，幾乎都是暢所欲言的，可見他是把殷履安當成知己的，而不只是傳統的夫妻或者“婦人之見”。

1、生活照顧，超出想象

顧頡剛的原配夫人吳徵蘭是出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由不得顧頡剛做主。在與原配相處之時，顧頡剛雖然心有戚戚，但到底也沒有違反傳統規訓，盡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個人愛好和學術方面，兩人還生育二女。

可是吳徵蘭因病早逝（1918年8月去世）。顧頡剛當時與葉圣陶、王伯祥、郭紹虞等關系極好。王伯祥考慮到顧頡剛身心寂寞，就為他介紹了一位才女，殷履安。

殷履安與顧頡剛合影，1920年于蘇州

殷履安是一位上過新式學堂的女性，與葉圣陶是甪直同鄉，她畢業于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這所學校就位于甪直鎮上保圣寺內。當時葉圣陶就在這所學校執教，而且殷家后人中也有葉圣陶的好友。聽聞王伯祥和葉圣陶介紹殷履安是一個新式女性，顧頡剛頗有好感。

甪直殷氏也是名門望族，從明代中期起家于天津衛，祖上出過大將軍。到了清代遷居甪直鎮，家族中人能文能商，人才輩出。其輩稱為“福履綏之，人文丕起”八個。殷履安即在其中，而且被家中安排上學，并不因為是女性而受歧視。

殷家出過畫家、詩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甪直鎮上的殷家祠堂還曾被旅游部門改建為葉圣陶筆下的“萬盛米行”景點。殷家還富收藏，顧頡剛作為殷家女婿，曾為殷氏珍藏的“文徵明書卷”題跋，文中“甫里殷氏，予外家也”。

殷履安若是繼續就讀，其前景恐怕將不可估量，只是他于1919年5月嫁給顧頡剛后，便全心全力照顧丈夫，并且在其學術研究上幫助較大，如抄寫文稿、編寫書目、尋找藏書和寄書等。至于在生活上的照顧，更是使顧頡剛為之感動。

殷履安與顧頡剛合影，1937年4月17日于北平中山公園

1932年寒假，顧頡剛從執教的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趕赴杭州探望父親，順道去南京、蘇州、上海走動訪學、探友。殷履安不能隨行，就把顧頡剛送到火車上，還為他提前準備好了食物，“我在車上的食物，只買了兩毛錢的面包，夾著你為我煮的雞子、牛肉同吃，吃得不為不飽，可是你為我豫（預）備的東西到現在還剩有一半。謝謝你，為我端整得這樣豐富。（1932年1月23日顧頡剛致殷履安）”

因為殷履安知書達理，能夠協助顧頡剛的學術工作，因此找書、寄書也是常事。“《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前買來為呈父大人，乃忘記帶來。書在中間靠門第一架之中見，請你檢出，掛號寄來。（1932年2月12日顧頡剛致殷履安）”

即使是家族之間的瑣事，顧頡剛也會“遙控”指揮殷履安及時辦理：“有一件要事你勿要忘記，就是潘博山祖母的禮。他們開吊雖尚有一月，但此信到平恐已需十天，由平寄蘇或需六七天，要趕快辦了。我請你把來訃交趙先生作一挽聯或誄文，請起潛叔寫之。（1932年2月12日顧頡剛致殷履安）”

潘家與顧家都是蘇州望族，相互有姻親關系，潘博山，即藏書家潘承厚，有藏書樓名“寶山樓”。潘博山弟弟為版本學家潘景鄭。潘博山是顧起潛（廷龍）之妻兄。顧頡剛是顧起潛族侄，兩人雖然隔輩分，但意趣相投，頗為交好。信中提及要殷履安在京辦理在蘇州的潘家后事，并說請趙萬里或顧廷龍幫忙寫挽聯或誄文，可知顧頡剛在家事方面對于殷履安的信任和依賴。

顧頡剛致殷履安書，1932年2月1日

顧頡剛在外奔走，殷履安極為關心他的身心，“你失眠和心臟病發，切不要勉強作文，雖文債不了，心里不定，但究屬身體要緊，他們催做只得不理……（1932年5月3日殷履安致顧頡剛）”顧頡剛長期受失眠癥困擾，因此殷履安總是叮囑他注意身體，寧愿停筆休息。而她身在北京，也會為在南方的顧頡剛郵寄口蘑和香菇，幫他打理在京發表文章、薪資、稿費等，及時寄錢給顧頡剛。

當顧頡剛說要給她買衣服時，殷履安則極力推辭：“紡綢和大綢均不要買了，因不急用，我有衣服，不要做；沒有余錢就別買，以后要用可以再買的。我忘寄給你一件直羅長衫，你回來如天熱要穿，可買紡綢做一件長衫好了，最好不要白的，因你肢窩汗多發黃，有淡灰色的買些材料自己做，切不可買現成的，趁紡綢便宜的時候。（1932年5月11日殷履安致顧頡剛）”

殷履安勤儉持家，常使得顧頡剛為之不安，而且對于此前結婚匆匆，而沒有較為隆重的婚禮，也讓顧頡剛一直想要補償妻子。“我和你結婚之后，未作蜜月旅行，應當補行此典禮。（1932年5月13日顧頡剛致殷履安）”

殷履安在京一邊治病（患有盆腔結核），一邊為顧頡剛處理文稿謄寫，以及來往事務，如她在1932年5月17日致信顧頡剛時提到，“沈雁冰的母死，派來一訃，（鄭）振鐸、（郭）紹虞和你合送十元”。

殷履安致顧頡剛書，1932年1月31日

又有寄贈書事宜，1932年4月27日，顧頡剛從杭州致信在京的殷履安，讓她在住處取出《古史辨》第三冊若干份，備送給一共七人，而且開出名單，請殷履安代寫“某某先生評正，弟頡剛贈”字樣，直接寄去。可見就連這種簽名代筆事宜，也都有殷履安代勞了。

2、納妾的問題

從顧頡剛與殷履安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兩個人幾乎是無話不談盡情傾訴：“我不懂為什么胸中總是想不盡的話，現在又要向你吐了。（1932年4月27日顧頡剛致殷履）”

什么話題都可以談，即使是納妾的事情，1932年3月份，在中山大學執教的顧頡剛致信殷履安：“我說納妾，原是向你開玩笑的。你竟說’寧成全你而犧牲我’了。履安，我謝謝你的好意，只是我也是自愿犧牲的一個人呵！”顧頡剛還說，以前男人不受貞操的責任，現在時代風氣變了，除了一班落伍的，或者是胡鬧的人外，即使是法律不禁止，但還是應該守住道德和良心。因此他的態度很明確，有了妻子，即使是不能生育，也不會納妾。

顧頡剛致殷履安書，1932年5月2日

可是，這件事還是為殷履安所關注，并在后期一再提及。

1937年11月1日，殷履安致信遠在西部考察的顧頡剛，“你要失眠癥不發，只要有一個女人陪伴你，減少寂寞，心得安慰就可得眠。我想我寧愿犧牲一己成全你，如有湊巧的人，不妨娶一個妾。因為我家人口太少，我不能替你生一個兒子，這是終身之恨。”就此，編者顧潮在問下作注：“母親為父親之失眠癥擔憂，卻難以前去陪伴，則寧愿犧牲自己以成全父親，勸其納妾。”

作為一位就讀過新式學堂的新女性，殷履安因為個人不能為丈夫生個兒子，以及擔憂丈夫路上寂寞失眠，就生出讓他納妾的想法，此舉實在說難以評論。在1937年11月10日的信中，殷履安又提及納妾事：“我上信勸你的話，你就聽了我吧。為你身體著想計，不得不變通辦法，我是絕不責你的，你能信我的話嗎？否則你太苦了。”

難道殷履安真的像是《浮生六記》里的蕓娘，甘愿為丈夫沈三白納妾嗎？還是說其中另有隱情？當顧頡剛在1937年年底想要去香港避難（抗戰）時，殷履安則是心情復雜，“我并非單顧北平的家而不顧你啊！我之愛你甚于愛己，你是我生命所依，哪能不顧你呢？……你來信常提起失眠，我顧念你的身體，所以叫你納妾，奪我之愛豈我所愿，但時局如此，沒有法子啊！”

顧頡剛，1936年于北平

這樣的信文使得顧潮女士也頗為感慨，作為殷履安的非親生女兒，但她仍能感覺這位母親的心里復雜，一方面愛父親勝過愛自己，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讓父親納妾，“她對父親的深情令人感動！不過母親內心仍是矛盾，不希望納妾成為事實，故多次表示只要路通，’我一定來’”。

殷履安因為先天性患病，無法生育，顧頡剛的父親為此曾有所意見，因為顧頡剛前妻育有二女，家中渴望能生個兒子傳宗接代。殷履安對此也覺得負疚，“我之不能生育，是為父親最不歡喜，但要我陪他，而叫你納妾，豈我所愿。至若你一定要納妾，則我決不阻擋，因我不能生育，實在對不起你啊！不過照你來信，也有種種困難，恐怕不易實行。（1938年2月11日殷履安致顧頡剛）”

直到1942年12月份，顧頡剛到重慶中央大學執教時，殷履安還在致信給他提及納妾之事。只不過是抱怨男女不平等，女的到了三十歲就難嫁出去了，男的可以到四十歲還可以有二十歲的女子嫁給他，甚至還可以重婚、納妾，這種事情應該有女參政員出來說說公道話。可是一聽說顧頡剛為此算過命，還說自己命里有兒子，馬上又改了口：“相面算命的，竟有這樣的準，真奇怪！莫怪你要相信了。你命里要娶姨太太，假使我不讓你娶，而你又自己不娶，豈非不準了呢！（1942年1月1日殷履安致顧頡剛）”

1938年2月于渭源，后排右起第六位為顧頡剛

當然顧頡剛納妾這件事后來是不了了之，畢竟兩人伉儷情深，而且殷履安又及時趕赴重慶與之團聚。只是遺憾的是，殷履安于1943年5月就在重慶病逝了。

3、開書單，“逼”妻就讀

顧頡剛的女兒顧潮曾在《我的父親顧頡剛》書中提及，殷履安和父親因為生活緣故多次分居兩地，兩人通信頻繁，顧頡剛在信中除了談及生活瑣事外，更多的還是談到做學問，他覺得殷履安天資聰穎，而且又好學，就非常支持她繼續學習，為她推薦書單，教她報名參加函授班。如1932年4月27日，顧頡剛致信殷履安：“（王）伯祥、（葉）圣陶均為開明書店的中學函授學社教員。中學講義全份只十余元。我希望你請馮先生去索一份章程，報名入社。你沒有進中學，我總對你抱歉。”

到了同年5月4日，顧頡剛又在信中督促殷履安學習的事宜，問她函授章程索取了沒有，要她學習英文，甚至希望兩人能用英文寫寫信，即使是去了國外也可以應付口語。

1932年3月13日，顧頡剛致信殷履安，希望她能盡快融入京城學人圈，對于健康和學習都是有好處的，這個圈子里有顧廷龍、鄭振鐸夫婦、容媛（容庚妹妹）等，七八人可以組一個團體，可以來回游覽京城景點，提前安排好日程，或乘車或騎驢皆可。顧頡剛以為，殷履安應該是本性活潑的，因為她早期作文曾引用顧炎武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覺得“匹婦之身”可以共肩重責。

1935年8月在北平成府蔣家胡同寓所，右起：顧廷龍、顧頡剛、顧誦詩、殷履安、潘承圭、顧誦芬、顧自珍

盡管殷履安只讀過高小，顧頡剛仍然相信只要她“好學”，就會有一天達到他理想中的“新女性”的標準。他為妻子提供了大量書單，甚至讓她去鄭振鐸借書看。并督促她在學習時，不要盡信書，以免上了古人的當，還有不要迷信什么傳統的天地君親師一套，要學會尊重自己，才會認真做事。做學問必須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不能成為鸚鵡或是留聲機。

顧潮寫到：“他（顧頡剛）清醒地知道，履安要走到這一步是障礙重重的，因為她是一個舊式家庭的媳婦。”顧頡剛不希望殷履安再重蹈前妻吳徵蘭的覆轍，不可過于軟弱，要敢于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其次才是別人家的妻子。

1919年年底，顧頡剛從北京回歸蘇州，臨走前特贈送殷履安一個文房墨盒，并刻上文字以贈：

“履安固厚我，井臼操勞，弗克常有書至。余以積念之深，每不諒而怨焉。今值冬假將歸，因刻文墨盒為贈，甚愿履安于幾案之際，拂拭之頃，感物懷人，知我延企之情有如所寄：鏤金者書，鏤骨者思，金猶有爛，情思無變；遂乃受督哀憐，就茲有染翰，濡煙既飽，揮灑如心，扇我以溫詞，照我以朗抱，使我狷介之性長得潤澤于和愉美適之中，不以行遭逢拂逆，抑郁悲傷。是則我之精神胥賴履安為闔辟之矣，豈特綢繆于相厚之情哉！”

顧頡剛贈殷履安墨盒銘，1919年12月作，1951年書

根據顧潮的回憶，殷履安從此無論身在哪里，都會隨身帶著這個珍貴的墨盒，可是她在戰爭中病故后，就不知下落了。到了1951年，顧頡剛居然還能背出墨盒上的全文刻字。足見他對于殷履安的殷殷深情。

4、國事、家事俱開懷

自從中日開戰之后，顧頡剛和殷履安的通信中也不乏這方面的言論，兩人都覺得在此種復雜大時代下，必須放下小我的利益，多為國家民族考慮，多家忍耐相思。而在家事方面，兩人也是暢所欲言，不管是家里的窩心事，還是心里的委屈，也都敢于直言不諱，可見兩人的知己之交。

1932年2月1日，顧頡剛在杭州致信在京的殷履安，其中談及日軍在上海節節逼近，“除了與他決一死戰外更無辦法。人民就是受了大損失，只要與國家有利，亦是值得。現在美國軍隊亦已在滬與日軍沖突，戰區之擴大直至顧間事。”蘇杭距離上海很近，因此顧頡剛擔心自己不能及時北歸，就囑殷履安如果日軍因為遷怒美國人，就會對燕京大學投擲炸彈，他讓殷履安及時做好撤離準備，必要時入城去親友家躲避，至于說家中藏書不必顧及，只要把他的重要筆記帶走即可，“在此大時代中，我們的犧牲算得了什么！”

“履安，這是我們為國為家無可奈何的痛苦，你我就忍受了吧！你不要怨我對你無情，只因我侍父親之日已短，而和你過日子的時候正長，你我之間只能犧牲一點了。”這是1932年2月6日，顧頡剛在杭州致信殷履安，他想要多陪伴父親和繼母，不得不與殷履安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雖然自己也處于“燕巢之幕”之境，但他還是叮囑殷履安盡快理好避難物品，以便隨時做好逃離準備。

顧頡剛日程第十五冊封面

在后期的信中，顧頡剛還提到在上海的抗戰行動進程，并提及杜月笙雖然作為幫會人士，卻不肯屈于日本人勢力，甚至對日本人耍詐，謊稱給兩百萬元，結果自己卻拿這筆錢組織義勇軍加入抗戰，使得日軍腹背受敵，因此顧頡剛對妻子說：“上海地方是民族意識極發達的地方，是死得最后的一處地方，觀此益信。”就此，顧頡剛還囑咐殷履安，我們不能直接參與衛國戰爭，但該出力也要出力，“如燕（京）大（學）派捐，希望你寫得多謝。因為如果亡國，錢多亦無用也。”后來，殷履安在回信中告知顧頡剛，派捐時燕京大學老師捐了十二元，她也代捐了同樣數目，至于說多捐一些，待下次再說。

后來，慰問軍隊直接從大學教授的薪資中扣除百分之十，對此顧頡剛夫婦堅決響應，甚至還以孩子（指過繼來的和官）在校捐獻零花錢為榮。殷履安有一次看到別人為慰軍捐款五十元，可是自己存款不多沒有跟進，而感到愧疚。

當學校舉行紀念活動時，殷履安也是及時向顧頡剛匯報，如1932年3月10日：“明日校（燕京大學）中開抗日陣亡將士大會，我替你送一個花圈，因為省得托人做挽聯，又要寫。”

1937年3月禹貢學會同人合影，前排左起：???、張子玉、吳志順、張維華、馮家升、顧頡剛、陳增敏、史念海、趙貞信；后排左起：???、欒植新、馮世五、童書業、韓儒林、李秀潔、顧廷龍

除了為戰事擔心外，兩人也在信中為家事擔憂。顧頡剛一再“吐槽”繼母為人性狹隘，待人較為刻薄，說就連家里保姆都是做不久的。而殷履安則為生計愁，特殊時期，減薪、捐薪，物價上漲，家里開支不夠，就連一條看門的小黑狗被人毒死了，殷履安也會傷心半天，甚至覺得失去了安全感。

顧頡剛回復殷履安說，我既然留在南方，你那里小狗又死了，你真是太可憐了，我何嘗不想立即飛回去呢，畢竟我在父母親家也是一個“客人”。可是眼下危機時期，既不能撇下疼愛自己的老父親，又要在杭州忙著償還“文債”，因此自己也很是為難。在信中，顧頡剛還提及一些名人軼事，如對于陸小曼前夫王賡，當時先是為日本人搜捕，后又被當時政府所捕，顧頡剛很是為王賡耿耿不平，認為他是冤枉的，甚至是被人利用了。

對于殷履安，顧頡剛總是在信中充滿著感激之情殷履安自嫁他之后，卻從未寄望他能進入仕途，“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沒有虛榮心，不教我入政界。……假使你存些勢利之見，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臺以為自己的光寵，朝晚在閨房中強聒，我也未必不會心頭一軟，滑到了那邊去。可是你始終無一言及此，使得我還能獨善其身，專心學問。這件事看似平常，其實正不容易。我們二人，至少在這’淡泊’上面是有共鳴的心弦了！（1932年3月29—30日顧頡剛致信殷履安）”

1943年5月26日，顧頡剛在給殷履安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忘記帶失眠藥，請她趕緊幫忙寄一些應急。同時提醒她近期空襲警報的事宜。1943年6月5日，顧頡剛在這封信后附言：“此為我與履安最后一書，廿七日渠接此書尚到予辦公室尋覓防空證，至廿八日而疾作，三十日而長逝矣，痛哉！”由此可知，殷履安是1943年5月30日病逝的。

殷履安致顧頡剛最后一書，1943年5月27日

顧頡剛在日記中曾寫道：“（殷）履安死后我竟然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有生以來從未有如此之傷心者也。”

應該說，在顧頡剛漫長的一生中，殷履安始終是他心頭的“白月光”，無論是在學術方面，還是人情往來，以及操持家務方面，殷履安于書生顧頡剛來說都是極佳的選擇。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稱贊殷履安說“夫人賢德，尤所少見”，又說“其兩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處，慈孝之情，亦逾尋常”。殷履安的早逝，是顧頡剛內心深處永遠的痛楚和遺憾。而對于這位在抗戰期間病逝的才女來說，更是顧頡剛后期治學的一大損失。萬幸的是，二人在戰時留下的諸多家書，成為后人回溯那段艱難歲月的珍貴史料，為這段往事留存了鮮活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