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羽堯｜我的母親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傳奇

刺殺孫傳芳的傳奇女性

（節選）

口述｜施羽堯

撰文｜李菁

選自｜《往事不寂寞》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圖源｜（同文源）

編輯｜策山

（本文約7300字）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聲槍響，30歲的施劍翹近距離刺殺孫傳芳，以報10年前的殺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俠女”“烈女”頭銜，在此后幾十載中，不斷成為民國時期多種演義故事的女主角。而在兒子施羽堯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充滿慈愛的母親。

家 仇

我的哥哥名叫“僉刃”，我叫“羽堯”，我們的名字組合起來就是“劍翹”，正是母親的名字。

其實“劍翹”也不是母親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蘭，“劍翹”這個名字是她決意刺殺孫傳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時，母親想到家仇還沒報，心里難過，一個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詩：“翹首望明月，拔劍問青天。”從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施劍翹”，也想以此激勵自己。我和哥哥原來分別叫“二利”“大利”，母親也全給改了過來。她說她在世上兩袖清風，沒什么可留下的，就把名字留給兒子吧。

母親刺殺孫傳芳的原因很簡單，就為報殺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從濱，安徽桐城人。他們兄弟四人，生活極端困難，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圍著一個豬頭過年，要賬的人上門，把豬頭取走，他們只能空對著一鍋湯。外祖父最終帶著幾個弟弟出來闖蕩，用了30多年，做到山東省軍務幫辦兼奉系第二軍軍長。

1925年秋，孫傳芳聯系了一些反對張作霖的勢力，與奉系軍閥為爭奪安徽、江蘇展開大戰。張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對抗孫傳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為由推辭，但張宗昌堅持讓他入皖，并允諾一旦攻下安徽，將以安徽都督做酬勞。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雖然他的部隊有白俄雇傭軍和鐵甲車助戰，但仍抵不過孫傳芳的部隊。在安徽固鎮，外祖父被三面圍住，他乘鐵甲車撤退，但孫傳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鐵軌，鐵甲車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隨從全部被俘。

外祖父從固鎮被帶到蚌埠車站孫傳芳的指揮部，雖然有周圍人求情，勸孫傳芳不要殺俘虜，但孫傳芳還是命大刀隊將外祖父斬首。客觀地說，參與軍閥混戰的外祖父也是軍閥混戰的犧牲品。張宗昌名聲不好，有“酒肉將軍”之稱（見《》），外祖父在前線為他賣命時，他還在后方花天酒地。外祖父是在張宗昌手下，從排長、連長、團長一點點提拔起來的，所以他對張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當時軍閥混戰，殺人無數，孫傳芳殺外祖父，殺了也就殺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斬首后掛在蚌埠車站，為了增加羞辱意味，還命人在白布上用紅字寫著“新任安徽督辦施從濱之頭”，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親只有20歲，是家中長女，從小聰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歡，父女間感情很深。聞聽外祖父死得那么慘，母親當時就決意報仇。她當時寫的一首詩里有這樣幾句，從中也可以看出她當時心情：

被俘犧牲無公理，

暴尸懸首滅人倫。

痛親誰識兒心苦，

誓報父仇不顧身！

母親帶著外祖母找到張宗昌，提出三個條件：一、給一筆撫恤金，全家遷往天津，與軍界再不來往；二、希望能夠提拔兄長施中誠為團長；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個堂弟施中權送到日本留學。這些條件，張宗昌都一一答應了。

實際上，母親這番安排也是別有深意，她把復仇希望首先寄托在我大舅施中誠身上。施中誠原本是外祖父弟弟的孩子，因其父親早亡，從小過繼給外祖父。外祖父去世時，他還是一個小排長，張宗昌兌現諾言，將他提拔為團長，后來做到了煙臺警備司令。但他勸母親打消報仇的念頭，說上有老母下有孩子，母親性子也剛烈，寫了一封信，就和他斷絕兄妹關系。

母親的第二個希望寄托在我父親身上。

我父親施國憲，字靖公。他原來在外祖父的手下，也跟外祖父一起被俘，因官位小而被釋放，后來去太原在閻錫山手下任中校參謀。他看中母親并提出求婚，母親答應嫁給他的條件是：必須為自己報殺父之仇。父親當時也答應了。

1928年，23歲的母親與父親結婚，并隨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我哥哥。5年后，我又出生了。這期間母親時常提起復仇的事，父親說：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權位再說。父親在閻錫山手下后來一點點升到了旅長，但對母親提出的報仇之事，始終沒什么回應。母親最終徹底失望，她說：“什么錯誤我都可以原諒，唯一不能原諒你反悔當時的誓言。”1935年初，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倆離開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 刺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母親決心自己動手來報父仇，為此，她寫了一首詩明志：

一再犧牲為父仇，

年年不報使人愁。

癡心愿望求人助，

結果仍需自出頭。

也許是天意，孫傳芳在北伐戰爭中兵敗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聽說殺父仇人竟與自己就在一個城市里，母親趕緊為自己的復仇行動進行一系列精心準備。

母親原來纏過小腳，這樣行動起來肯定不方便，她到處打聽，找到一家可以放腳的醫院。但骨頭都已經長成型了，腳趾要一個一個做手術，把它拉直，然后再長好。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時候不像現在傳媒這么發達，通過報紙或電視就可以熟識一個人的面孔。雖然“孫傳芳”這個名字像根一樣生在腦海里，但下一步是如何“認識”孫傳芳。有一天母親從醫院里出來，路過一個算命攤子，看見攤上有一個玻璃鏡子，上面貼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趕緊停下來在里面找，結果還真發現了孫傳芳，她如獲至寶，買了下來。

可是天津也是個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孫傳芳呢？

母親每天出去尋找仇人，沒時間照顧我們，她就把哥哥送進一所租界幼兒園。這座幼兒園也是條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親那時雖然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時有一筆撫恤金，二來大舅施中誠和父親也時常寄錢來補貼家用，所以我們還能維持一定的生活。

沒想到，這一送又送出一條線索——有一天，哥哥無意中告訴母親，孫傳芳的一個女兒孫家敏跟他在同一個幼兒園。此后，母親就注意在幼兒園留心觀察孫家敏，看她上哪個人的車，車號是什么。通過孫家敏，母親不僅知道了孫傳芳的車牌號，還打聽到孫傳芳經常會在周末出去看電影或看戲，于是，影劇院門口，幾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親終于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門口，看到了孫傳芳那輛車牌號為1093的黑色轎車。她就站在不遠的地方等，一直等到電影散場。過了一會兒，她看見孫傳芳的女兒從臺階上蹦蹦跳跳下來了，后面跟著一男一女，然后三個人一起進了汽車。母親意識到了眼前這個人正是孫傳芳，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她追蹤多年的殺父仇人。但因為擔心傷及周圍無辜，猶豫間孫傳芳已經上了汽車絕塵而去。

這段時間，母親也知道了孫傳芳的住處，但到那兒一看，周圍壁壘森嚴，上面都是電網，門口有警衛，她自己根本沒辦法進去。

1935年農歷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親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聽到了更難過，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觀音寺里燒紙祭祀外祖父。和尚見她跪哭不止，就過來勸慰她皈依佛門。和尚無意中說：“你看靳云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嗎？”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母親一聽，立刻止住了哭聲，追問下去。

原來“九·一八事變”后，孫傳芳由東北遷回天津定居。當時華北局勢復雜，一方面，日本極力拉攏這些舊軍閥，當時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造訪過孫傳芳；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對孫傳芳這些人也加緊監控，警惕他們為日本人所利用。孫傳芳也深知自己所處環境的復雜，所以他公開聲明不被任何政權利用，閉門謝客，深居簡出。曾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云鵬，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勸孫傳芳皈依佛門。1933年，兩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東南角草場庵的一座清修禪院買過來，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規定每星期日居士們來林念經，當時陸續來參加活動的有3000多人。

母親便化名“董惠”，混進了“居士林”，她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孫傳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孫傳芳的活動規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母親特別細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別留心一些細節：比如注意觀察孫傳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從哪個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還給自己專門設計了一件大衣，就為了把手槍安全地擱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親預計下手的日子，但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還沒停。母親想，這種天氣孫傳芳可能不會來了，所以她大衣也沒穿，槍也沒帶，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兒一看，孫傳芳的那個位置空著，而且下面聽經的人也不是很多。母親以為這一天又沒機會了，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她看見有人過來，給孫傳芳坐的那個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識到：孫傳芳可能要來了！沒過多久，披著袈裟的孫傳芳走進佛堂——據說那天孫傳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書房里練書法，吃過午飯，他準備出發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勸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還是出了門。

母親連忙出居士林，租了輛車回家，她穿上大衣，裝好槍和傳單，又匆匆地走出家門。那一年我哥哥6歲多了，看見母親回來，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親也沒多回頭，很快叫了輛車又去了。

15點半，母親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穩定情緒后，她看見離孫傳芳的座位比較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離火爐太近，烤得難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對方點頭同意，母親站起來，緩步走到孫傳芳身后，拔出槍對準孫傳芳耳后扣動了扳機，一聲槍響，孫傳芳撲倒在地，母親又朝他腦后和背后連開兩槍。

槍聲一響，佛堂里大亂，母親站起來大聲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發了一份傳單。上面寫著：

一、今天施劍翹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和傳單一起分發的，還有《告國人書》和一張身穿將校服的軍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從濱。

見孫傳芳已死，母親讓人通知警察局趕快來人，自己決意自首，不想趁亂逃脫。這時孫傳芳的隨從也跑了進來，見孫傳芳已死，而母親持手槍站在原地，也不敢貿然行動。不久，警察到來，將母親帶走。

行刺前，她給家里留了一份類似遺囑的東西：一是告訴家人，留了一筆錢給我和哥哥，以后讓姨母撫養我們倆。二是囑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邊。母親是抱著必死之心去的。

她的復仇計劃，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母親的大弟弟施則凡。母親畢竟是舊社會環境里長大的，傳統觀念很重。她覺得男的是家里的頂梁柱，父親已經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損失就太大了，所以執意自己行動。決定行刺前，她專門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細商議了行刺計劃，包括如何寫傳單等細節。她事先買來油印機，印好傳單以便散發，還特地拍了一張照片，以便復仇成功后給新聞界使用。

母親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確實有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運氣。但如果考慮到這是她用10年時間尋找出來的線索和機會，與其說她幸運，不如說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 由

刺殺事件轟動了天津。當天下午，天津的許多報紙都發了號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報都在頭條位置上刊登了這條消息，一時全國轟動。

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審理。母親在法庭上說：“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后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

那時，支持孫傳芳的一些人也在四處活動，希望置母親于不利境地。孫傳芳雖然下野，但結拜兄弟很多。尤其諷刺的是，當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軍的張作霖作戰而被孫傳芳處死的，但若干年后，張作霖與孫傳芳又“前嫌盡釋”“化敵為友”，共同對付北伐軍，孫傳芳與很多人，包括張學良等，關系都比較近。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母親大多持支持態度，畢竟孫傳芳也是個作惡累累的大軍閥，社會各界，特別是婦女界，也都予以聲援并強烈呼吁國民政府釋放或特赦母親。法庭一審判決母親有期徒刑10年；母親不服，上訴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為7年。母親仍不服，再上訴到南京的全國最高法院。在輿論壓力下，1936年10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母親。

為母親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馮玉祥。馮玉祥并不直接認識母親，但他早年曾與母親的叔叔施從云一道參加過反清運動，他聞訊后立即聯合李烈鈞、張繼等30余位黨政要人，呈請國民政府要求特赦。結果母親服刑不到一年便重獲自由。

出獄那天，媒體拍到了一身男裝打扮的母親（見題圖），其實這也是母親為了保護自己的舉動。孫傳芳畢竟不是一個普通之輩，他還有很多黨羽，母親被特赦后也收到過匿名信和恐嚇信。

母親被釋放，但社會還存在一些猜測：施劍翹哪來的槍，她怎么學會開槍的？等等。外界普遍覺得這么一個刺殺行動，不可能由她獨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實這些疑問，母親在庭審時都曾一一解答過：行刺用的手槍，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朱其平買的，一直暫存于施家；因為從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頭下的槍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裝子彈、如何射擊等。

但是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問。孫傳芳的一位部下曾寫文章言之鑿鑿地說，刺殺孫傳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蔣介石，蔣介石通過施中誠給了母親一筆錢，然后讓母親以替父報仇之名刺死孫傳芳。

這種懷疑也不是空穴來風，比如曾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就因與日本人暗中勾結而被軍統人員殺死。孫傳芳當時也是日本人極力拉攏的對象，蔣介石想除掉孫傳芳也順理成章。沈醉1961年寫過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劍翹是戴笠的座上賓，這更加重了“中統”或“軍統”參與刺殺孫傳芳的懷疑。至今還有一些文章在提及這段往事時，稱它為“民國謎案”，意指母親只是臺前活動，真正的謎底、幕后策劃人還沒有浮出水面。

時至今日，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母親的刺殺行動很簡單，她就是要為父報仇，從沒有其他勢力參與其中。對于沈醉的文章，母親很是氣憤，1963年，她專門寫了一份《施劍翹手刃父仇經過》的說明材料交給全國政協。后來母親的干女兒沈渝麗專門找過沈醉詢問此事，沈醉回憶，戴笠在訓練手下那些女特工時，經常拿施劍翹做榜樣，所以他誤以為戴笠和施劍翹很熟。其實母親與戴笠從無交往，戴笠只是贊賞她的氣度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

現在也有一些人對母親的復仇行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紀30年代，一個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徑報仇，顯然是不現實的；選擇刺殺這種方式，也是特殊歷史時期決定的吧。

母親出獄后，帶著我們與外祖母一起住在長沙的舅舅家。這時，正逢“七·七事變”爆發，母親給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寫了封信，只有8個字：“我要求做抗戰工作。”張治中隨即接見了母親，安排她為湖南省抗敵后援總會慰勞組主任。

施劍翹參加抗日救國的活動

1941年7月，我們一家又輾轉到了四川合川縣（現屬重慶）。那里被日本轟炸得很慘，母親又在那里開始募捐工作，她發起捐獻飛機的倡議。當時母親已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靠著她的影響力，短短幾個月，她就籌集到了足可以購買3架嶄新戰斗機的錢。當時主要負責籌建中國空軍的宋美齡特別感動，為此還特地約見母親，讓母親參加空軍的工作。

余 音

小時候經常有親朋好友上門，都會讓母親講一講當年的故事，我斷斷續續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擺放著外祖父的像，小時候哥哥淘氣，學習不好，母親并不打他，只是讓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漸漸地，我也知道了母親那段特殊的經歷。但若非外人提及，母親很少主動講自己的故事，當年田漢還要為母親寫劇本，但都被母親拒絕。

印象中的母親衣著樸素，生活非常儉樸。我記得她平時連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時也沒有車，走回家腿都腫了，后來改為兩個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學，有時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個人住在大廟里，半夜醒來害怕極了。母親性格剛烈，對我們要求極嚴，但我們也并不怕她。

母親很少向我們提及父親。當年她決意自己動手刺殺孫傳芳，離開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親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坦率地說，母親當年同意與父親結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為自己報仇。結婚之后，父親常年住在部隊，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會成見，她始終未同父親離婚。

1947年，已是少將參謀長的父親到南京開軍事會議時，順便看母親，但母親一直對他冷淡。母親后來又讓我小舅舅帶我去見父親，那時母親沒有收入，她列了個清單，希望父親給我們兄弟倆買些食品、衣服之類。我記得那天穿著布鞋去見他，雖然和父親10多年沒見過，但父親見了我并不親熱，未置一詞，也沒給買任何東西。相比之下，父親對大哥比較好，哥哥比我大5歲，在父親身邊生活過幾年，長得也像父親。

這應該是我們父子的最后一次見面。太原戰役前，母親曾寫信勸父親和平起義，但被父親拒絕，不久他被解放軍俘虜，關在濟南解放軍訓練團。那時我已進華東軍政大學學習，母親讓我寫信勸他，以為這樣效果會更好。但父親的回信不到50個字，說得很冷淡：你進步了，以后別來信了。

上世紀60年代初，父親那批戰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釋放前他試探性地寫信給母親，說想重回那種“有妻有子”的生活，母親堅決不同意，她向父親提出離婚。那時候離婚要開組織介紹信，她到北京市政協去開，組織上說：現在他馬上就要被釋放了，你不能再把他推到另一邊去。母親沒離成。之后來消息說父親病重，讓母親趕緊去，母親沒去，不久我們收到了濟南來的父親的遺物，母親又給退了回去。父母親的恩怨就這樣徹底結束了。

當年母親一怒之下，寫信與兄長施中誠斷絕關系。她把孫傳芳殺死后，施中誠有些內疚，另外他對外祖母一直極盡孝心，母親后來又原諒了他，兩人又互相來往。1945年，任74軍軍長的施中誠，在湘西大會戰中親臨前線指揮，同日軍三個師團血戰雪峰山下，斃敵數千，重創日軍先頭部隊。1945年12月，74軍接收衡陽一線日軍投降時候，蔣介石指名要他發言，也是威風一時。第二年，施中誠任南京警備司令。南京解放前夕，施中誠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后來做到臺北警備司令。1959年離開臺灣，偕妻長住美國洛杉磯，1983年逝世。

上世紀40年代，母親曾籌款為貧苦孩子辦了一所小學，學校以為辛亥革命而犧牲的母親的叔叔施從云的名字命名——“從云小學”。新中國成立后，母親沒了工作，她雖然想盡辦法為學校捐款，但都不是長久之計。1952年，母親將傾其心力創辦的“從云小學”捐給國家，她則從蘇州到了北京，跟姨母生活。

后來，母親當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協委員，每個月有固定的120塊工資，這在當時已經是不小的收入了。

1952年母親被檢查出患了子宮癌，因為摘除得早，病情穩定了幾年。母親后來也成了一名佛教徒，佛教也給晚年的母親很大的心靈慰藉，1979年被確診為晚期直腸癌，由北京醫院院長吳蔚然大夫親自主刀。不久，因尿毒癥合并心力衰竭，8月27日，74歲的母親帶著她的傳奇故事，離開了這個世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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