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居然還有很多黑磚窯

來源 | 鳳凰網《風暴眼》

作者 | 呂銀玲

最近，上官正義在磚廠圈子火了。各地磚廠老板、搬磚工頭瘋狂地刷他的視頻、追蹤他的IP動態，生怕下一秒，他就出現在自己眼前，壞了生意。

從湖南、河南，到山西、廣西、云南、湖北……自今年6月以來，不到四個月時間，上官正義跨越多省，舉報27家黑磚廠（公司及個體戶）強迫勞動的情況，解救了超過200名殘障工人。鳳凰網《風暴眼》注意到，近期他更是日夜兼程，幾乎2天曝光一家黑磚廠。

有工人像“水牛”一樣被困在磚廠里，不干活就挨打，工資不見分文，多年來只剩一身傷疤與嶙峋瘦骨。而這只是“殘障人員被強迫勞動”現象的冰山一角。

在奔波的間隙，9月23日，上官正義接受了鳳凰網《風暴眼》的專訪，回想起每一起解救行動的細節，工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歷歷在目。他發現，有專門家族式團伙長期盯梢、拐騙殘障人士，再利用線上平臺和熟人網絡進行交易，形成非法用工的灰色鏈條。他們是如何躲過監管的？為何長期無人發現？他感到不解。

盡管2007年山西黑磚窯案曾震驚全國，多名責任人被嚴懲，但這樣的黑磚廠至今仍未絕跡。從曝光非法代孕到解救搬磚奴工，民間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揭開了隱蔽在現代社會的又一個陰暗角落，令人不禁驚呼：“這竟是2025年的事情？”

越來越多的線索通過網絡集中到他手里，尋親者將最后一絲希望寄托在這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身上，這驅動著上官正義無法停下腳步——“哪有什么俠義不俠義的，說白了就是良心上過不去。”他說。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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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200多名殘障人員，只是冰山一角

風暴眼：您最近一直在各地曝光黑磚廠，能介紹您的行程和發現嗎？

上官正義：是的，最近幾天去了湖北，此前還有湖南、河南、山西、廣西、云南等地。有時候一天跑幾個省，昨天一整夜基本一直在路上。一些黑磚廠平時也在觀察我的IP動態，所以有些時候在確認安全、把事辦完之后，才會在當地發布動態。

業內在密切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其實這樣也好，至少能起到間接的震懾作用。從我解救的人員情況來看，他們失蹤了10年、20年甚至30年，解救后都表示還有更多人在各地磚廠干活，這就印證了這種現象從未間斷，一直存在。

困在黑磚廠里的殘障人員，很多還有一些行為能力，也期待著與家人團聚。我印象很深刻，有個從河北秦皇島解救的人，1997年失蹤，到現在已經28年了。失蹤的時候，村里很多人還沒出生，現在回去早已物是人非，他的戶口都被注銷了，可就是這樣一個在法律上已經“不在世”的人，還是被找到了。不只家人很激動，整個村子的人都輪流去看望他。

今年6月以來，我已經解救了超過200名這樣的殘障人員，涉及27家公司和個體戶。我在網絡上曝光的，只是個別特別嚴重的。有些地方配合解決問題，我就沒發出來——我的目的是解決，不是曝光。

即便如此，這個數據仍是完全沒想到的，而已經解救的人員也只是冰山一角。我最擔憂的是那些仍被藏匿、被長期轉移的人——他們去哪了？怎么找到他們？

風暴眼：找到這些被困的殘障人員時，您看到他們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

上官正義：這些被解救者有個共同特點：體型都極其消瘦，手已經完全變形了。他們這些年超強度、幾乎無休息地勞作，卻沒有得到相應的保障，連最基本的伙食都跟不上，這對他們身心傷害太大了。我記得有個地方，他們夏天煮一鍋面條能吃好幾天。高溫下面條第二頓就壞了，別說放幾天了。但他們是殘障人員，沒有任何自我保護意識。

裝磚的上車區域，頭頂上是鐵皮，雖說用來遮陽遮雨，但夏天接近40度高溫下，在鐵皮底下就相當于在蒸籠里。地表的溫度、剛出爐的新鮮成品磚的溫度，多重疊加，那個熱浪真的很難形容，人站到磚面前，呼吸都困難。

還有粉塵，肉眼能看到顆粒狀的粉塵。磚燒出來之后，周圍基本上是煙塵滾滾的狀態。他們要通過手和鋼夾把軌道上的成品磚抱到車上，這個過程就會產生粉塵。有時候陽光從鋼棚的縫隙照進來，那些微小的粉塵就像小煙囪冒的煙一樣，特別明顯。

這些地方還裝了巨大的排氣扇，讓粉塵無法沉降。工人在旁邊干活，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這大大增加了患職業病的風險。

風暴眼：這些工人的工作時長、勞動強度，您能介紹一下您看到的情況嗎？

上官正義：正常的工人在工廠干活一般是兩班倒，比如從中午12點干到晚上12點，更何況他們這些人。我得到的很多信息都說，他們只能沒日沒夜地干，磚廠生意好的時候，哪會讓他們閑著？說白了，是在多重壓力下被剝奪了正常休息的權利。

我會特別留意他們的身體狀況，比如有沒有挨打，有沒有明顯的傷痕。最近解救的一個人，他一伸手，我就愣住了——他的手已經完全變形了，手指上全是老繭，翻過來看著更嚴重，連肉都沒了，就剩一點皮。

受訪者供圖

風暴眼：您與他們能夠正常交流嗎？有哪些回應或瞬間讓您印象深刻？

上官正義：他們沒法正常交流，有的說話語無倫次，也有少數人能表達出一點自己的情況。比如問他們有沒有錢，他們也能有一些反應。

在湖南臨湘，6月初我關注的第一起涉嫌強迫勞動的磚廠，當天有一個被解救的人在派出所說自己是廣東人，我剛好會說粵語，就用廣東話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說叫劉付某某，是廣東省茂名市某村人。當時旁邊的人問我他說的是什么，我隨口說：“他胡說八道的”。

我心想，一個50多歲的人，哪會叫這種四字名字？結果他可能聽懂了，就在桌子上給我寫，一筆一劃寫得很認真。這時我仍覺得他只是腦子有問題，在胡說。后來核實身份，他的真實姓名、家庭地址，就是他寫出來的信息。

這讓我特別后悔和內疚。他好不容易被發現，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認真說自己的情況，我卻當著他的面說他胡說八道。我發了相關視頻之后，他侄女是凌晨3點給我留的言，看得出來家里人特別著急。

風暴眼：這說明他失聯之前有一定文化水平是吧？解救以后，他的精神、身體狀況可能和從前已經很不一樣了？

上官正義：我的理解是，在那種環境之下，好人都會被折磨出病來。很多人失蹤了十幾二十年，一直都沒有休息。就說湖南臨湘那些人，過年的時候工頭要回家，你知道這些人怎么辦嗎？工頭會把他們“寄存”到其他過年不放假的廠子里面繼續做工，只需要跟對方說“你管他吃就行，我過完年過來把他接走”。

在工頭的世界里，根本沒有“人”這個概念，不然也不會用這種方式對待人家，更不會有強迫勞動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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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平臺買賣交易“大傻二傻”

風暴眼：您說到的這些工頭，他們是什么來歷？商業模式是什么樣的？

上官正義：控制他們的工頭大多是家族式、老鄉式的。目前我們關注到，河南淅川、云南曲靖和昭通、貴州畢節和遵義這幾個地區的人，在全國各地承包裝磚工種的最多。結合已有的案例，每次解救時抓到的工頭，也基本都是這幾個地區的。

他們之間要么是老鄉，要么是親戚老表，比如湖南祁陽磚廠，看管殘障人士的是工頭的老婆，她老公就在廣西磚廠，兩地不遠，他們都是互通消息的，在全國各地有自己的圈子。要是哪個廠子人少、效益不好、出磚少，他們就會把人調到其他廠子去，總之不會讓這些人閑著，而工錢全進了工頭的腰包。

風暴眼：這樣看來，很多當地人、磚廠老板應該都知道這種現象的存在吧？

上官正義：基本上只要用了這些人的磚廠，不管是法人、老板還是股東，其實都知情。這些人在你的廠子里干活，你說不知道，這有點說不過去。我問過當地的工頭和老板，他們說淡季時一個人一天能裝出300塊錢左右的磚，旺季能到500塊。你想，工頭手里養四五個人，一個月就能賺好幾萬。

企業主之所以默許甚至認同這幫人，首先是因為這些人干活沒有怨言，特別聽話，不會惹是生非。可能還有個原因，就是這個工種招不到健康的人——這活實在太辛苦了，所以殘障人員就成了他們壓榨的目標。

不過不光是磚廠，一些水泥生產商、經銷商，還有養殖場這些勞動強度大、特別辛苦的行業，我也曾解救過這類殘障人員。

受訪者供圖

風暴眼：這些殘障人員，是如何進行交易買賣的？

上官正義：有些平臺打著“介紹所”的幌子做這件事。以前他們很囂張，直接在平臺上發帖介紹“大傻”“二傻”，就像企業招聘一樣，明著來；現在可能收斂了，不像以前那么明目張膽。

在湖南的案例里，被抓的工頭就承認，這些人是從專門的網絡平臺上找的。而且他們內部圈子里也會交易買賣，比如山西臨縣鑫宇磚廠的工頭，我們去時他正從外地往回趕，打電話問他這些人從哪來的，他說有的人是在河南安陽花錢買的。

但這些工頭被抓后，大多會說“我看他可憐，在火車站或者路邊撿垃圾，就把他帶回來了”。這種說辭太冠冕堂皇了，其實查起來不難，就看工頭有沒有給這些人發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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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之后，有人緊急轉移逃竄

風暴眼：大部分案例中，您舉報后，官方后續處理情況如何？

上官正義：其實我只是協助有關部門解決問題的輔助力量。我在多地報警后，得到當地的支持，個別省份開始搞排查。但比較遺憾的是，凡是我到現場報案的，都能找到殘障人員、抓到工頭；可我沒去的地方，私下把線索轉給當地，往往找不到殘障人員。甚至有時候我到當地現場報警，警方還沒趕到，工頭就已經逃竄了。

比如廣西欽州貴祥磚廠，我先到現場接觸了磚廠老板，也看到了那些殘障人員。但在報警后，我在車里等著警察來，就看到工頭從生活區沖到搬磚區域，讓殘障人員趕緊逃竄，現場最后只留下一個人。

還有廣西百色平果市的解救案例中，我私下把線索轉給公安，結果時隔20天左右，屬地才去了現場，說問了老板，老板表示沒有殘障人員。我隨后又得到線索，在屬地去之前，老板就已經讓這些人藏匿到后山去了。

后來我發了一條微博，把時間線列出來，質疑當地反應遲緩。之后當地又聯系我，說成立了多個工作組，找到8名殘障人員，抓到了工頭。

現在我最擔憂的問題，是真心希望有關部門能解救殘障人員、打擊犯罪，而不是讓排查流于形式。否則其實是在驅趕這些工人，驅趕之后反而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和隱患。

受訪者供圖

風暴眼：有些家屬也提出疑問，疫情期間全民核酸檢測，為什么當時黑磚廠里的工人沒有被查出來？

上官正義：這確實是大家都想不通的問題。而且磚廠是個特殊行業，管它的部門其實很多：自然資源部門負責監管取土、用地是否合法，人社部門負責規范用工，應急管理部門負責安全生產等排查，生態環境部門負責環保合規，還有屬地的鎮、社區也會查。這些部門隔三差五就去檢查，看到那些人的狀態，難道沒發現問題嗎？

特別是湖南岳陽艷飛磚廠，它前身是如斯磚廠，2020年就被查出強迫14名智障人員裝卸磚塊。再比如湖南冷水江明桓磚廠，2017年8月，里面有個殘障人員死亡。后來查到死者是云南人，最后磚廠只賠了35000塊錢。這么多年一直還在用殘障人員，他們為什么這么膽大？可能覺得成本太低了——35000塊錢，一個人兩個月創造的收益就賺回來了。

如果按正常的死亡賠償標準，怎么可能才賠這些？有些地方找到人之后，壓根不告訴家屬他們被迫勞動的實情，只說“我們發現你家人在流浪，你來接走吧”，這種情況下，家屬要是能拿到三萬多，可能都覺得慶幸，哪還會追問其他？

風暴眼：這些工人后續要拿到自己的工資和賠償，會面臨哪些困難？

上官正義：我現在每去一個地方，都會給當地有關部門建議，先凍結工頭和工廠的資金，防止被轉移。

有的地方就算廠子沒錢，政府也愿意先行墊付，按照國家最低工資和最高工資標準的折中數額，家屬來領人的時候先給一部分，后續還會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家屬起訴要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工資是應得的，先解決，精神損失賠償再走法律途徑，這就很好。

很多殘障人員的家庭條件本就不好，他們失蹤這么久，家里可能兄弟已經結婚成家，日子也不好過，有的父母都去世了，誰來養他？要是能追回勞動報酬，他回家后至少有基本的安置保障。

比如艷飛磚廠解救的河南商丘的一位工人，家里拿到了9萬多，加上數千慰問金，對家屬來說，會覺得有關部門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可要是沒這筆錢，工人回家連房子都沒有，買床被子、買個風扇都需要錢，根本沒法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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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拐賣成年男性納入刑法”

風暴眼：您每天收到諸多線索，是怎么梳理、跟進的？

上官正義：我只是個輔助有關部門的老百姓，身后有千千萬萬的好心人主動提供線索，而且線索都特別精準，一查一個準，這都是大家合力的結果。這些精準的線索，基本上都是磚廠內部人或身邊人提供的——他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雖然業內一直關注我的動態，但即使我到了現場，他們也不會發現。有的地方，工頭當著我的面刷我的抖音，聲音還挺大。他們也想不到手機里的人就在眼前，因為都抱著僥幸心理，所以也就大膽妄為。

還有一些尋親的家屬一直和我站在一起。有位叫杜后琪的父親，孩子被拐之后一直杳無音訊，現在差不多也該20歲了。有一次我們在磚廠發現過20來歲的年輕人，他就想跟我一起去看看，說不定里面有他的孩子。沒辦法，只能到處多試試。后來他常和我一起到一些磚廠，幫著開開車，搭把手。對那些殘障工人，他特別能感同身受，會聯想到自己的孩子，總是念叨“造孽了”。

受訪者供圖

風暴眼：在這些解救過程中，您遇到過阻撓或者威脅嗎？

上官正義：遇到過。那天在冷水江明桓磚廠，我一個人去的，解救了16個工人。當時磚廠的人還很囂張，有人威脅要打我。找到人之后，老板趕緊讓那些殘障人員往后山跑，我沖進去把人攔下來，一邊吼一邊大聲呵斥，“別跑！”這時候磚廠的人圍上來我問：“你干什么的！”一直阻撓，直到警察制止了他們。

這磚廠還有緬甸人長期在里面干活，這次在湖北也看到了緬甸人，這些屬于“三非”人員。當下不管是外籍人員還是國內人口，磚廠有多少人，一統計就該清楚。緬甸人跟我們長得不一樣，一眼就能看出來，可還是有人把他們藏匿在里面。

風暴眼：您評論區有很多人還在尋親，您對他們有什么想說的？

上官正義：大家關注這個問題是好事，只有關注了，這類問題才可能慢慢減少。凡是有親屬失蹤，特別是殘障人員失蹤的，直系親屬一定要到有關部門報案并采血。這樣才能精準、快速地找到家人。我評論區下面，好多人在找父親、找舅舅、找叔叔、找鄰居，大家一起努力，或許這些人還在某個角落等著我們去找他。

此外，買賣男性、強迫勞動這些行為情節惡劣、社會影響大，但現在刑法第240條只將針對婦女兒童的特定情形認定為拐賣，成年男性沒有被納入。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把拐賣成年男性納入刑法，和拐賣兒童犯罪同等對待，對拐賣殘障人員的行為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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