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邵燕祥先生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中寫下這句話時，聲音沉重，也帶著一種對歷史的決絕。他憶述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的生存處境：不再戴著“黑帽子”的右派，卻仍舊不可能成為真正自由的良民。頭上的帽子，變成了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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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帽子，正是那種模糊的身份：不再是徹底的敵人，但永遠帶著烙印。你不能昂首闊步，只能小心翼翼，生怕觸碰到看不見的禁忌。所謂“茍活”，說的就是這種夾縫中的生命狀態。
讀到這里，我心頭忽然一緊。因為現實中的我，也戴著一頂“灰帽子”。它看不見，卻真切地壓在我的頭頂。
這個標簽，如同一道無形的印記，已伴隨我十年。它不需要明文張貼，卻時時刻刻存在。就像邵燕祥所寫，他被迫“夾著尾巴做人”；而我，也在不斷練習如何在盯控之下維持日常的平靜。
邵先生稱之為“茍活”。這兩個字里有多少辛酸，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
因此，我對《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有了格外深的共鳴。它讓我看到，在歷史的重壓之下，個體的境遇也許不同，但感受卻驚人地相似：頭頂那頂“灰帽子”，使人時刻意識到自身的異類身份，迫使人學會在縫隙中呼吸。
今天，當我重讀邵燕祥的文字，那句“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像一記警鐘。我知道，或許我沒法摘掉這頂“灰帽子”，但至少可以選擇不去粉飾，不去自欺。留下真實的記錄，哪怕卑微，也是對未來最基本的交代。
灰色，不是黑，也不是白。它是一種被壓抑的生存色調。但在灰色之下，依然可以有思考，有文字，有證言。正是這些，使茍活不至于徹底淪為沉默。
或許，每個時代都會制造自己的“灰帽子”。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不再欺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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