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創新聯合體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模式、挑戰與策略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未來產業變革加速推進，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封鎖、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必由之路。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拔尖創新人才具備多學科的深厚知識儲備，能夠整合不同創新資源解決復雜技術和社會問題，是國家創新體系中最具顛覆性和創造性的“關鍵少數”。如何挖掘和培養拔尖創新人才，不僅關乎國家科技競爭力的整體提升，更是全球各國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關鍵所在。創新聯合體聚焦資金投入大、單個主體難以解決的基礎性和戰略性技術領域，通過各類創新主體聯合攻關，突破傳統的組織邊界和創新限制，有望成為拔尖創新人才跨界集成式培養的重要平臺。從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既往經驗看，強化高能級創新聯合體建設的確有助于解決重大技術瓶頸，構筑梯隊式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

2021年5月，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揮企業出題者作用，推進重點項目協同和研發活動一體化，加快構建龍頭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支撐、各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發展高效強大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

2024年，在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上，總書記再次強調，“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構建上下游緊密合作的創新聯合體，促進產學研融通創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但在實際運行中，各地創新聯合體的資源配置、協同效率和組織管理受到現行體制制約，各參與方在目標、利益和文化上存在結構性差異，影響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深度與效果，阻礙了創新聯合體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作用發揮。因此，如何在創新聯合體中有效整合資源、突破管理瓶頸，構建科教融匯、產教融合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模式，成為當前學術界和實務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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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創新聯合體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重要意義

“創新聯合體”作為產學研聯合的新興模式，通過整合多方資源并發揮各自優勢，促進核心技術的突破與成果的高效轉化，從而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與一體化布局。開放式創新理論主張企業不應僅依賴內部的研發資源，而應通過吸收外部的知識與資源來增強其內部創新能力，并將組織內部的技術創新擴散到組織外部，其核心是跨組織的知識產權流動與共享。創新聯合體正是這一理論的典型實踐，通過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人才流動與知識互補，打破傳統的學術和產業壁壘，促進知識自由流動與技術轉移轉化，在推動技術突破和新產品開發方面表現出極高的效率。此外，知識轉移不僅僅是技術、專利和實物的簡單傳遞，還涉及研究人員實踐經驗與技能的口頭傳授與反復觀察學習，這同樣是不同機構中人才交流成長的重要基礎，而創新聯合體則為隱性知識傳遞提供了理想環境。

“拔尖創新人才”作為各類人才中的翹楚，是前沿科技和關鍵領域中推動重大技術突破的高層次人才。這類“關鍵少數”人才具備深厚的學術基礎、跨學科的知識背景、開放包容的文化氣質，能夠有效整合資源，提出創新性解決方案，并在科技創新的戰略決策過程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精英理論”認為，拔尖人才的成長不僅依賴于個體的智力優勢，還關聯各時段的教育生態和實踐環境的培養。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進一步補充了這一觀點，提出創新人才應具備多種智能維度，在不同的領域展現出創新潛力。因此，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必須打破傳統單一學科的限制，通過跨學科的合作平臺和多樣化的實踐機會，推動人才在多元領域交匯點釋放更大的創新能量，并通過橫跨學術、產業及政策領域的實踐，錘煉出解決“真問題”的硬核能力，掌握創新鏈條各環節的隱性知識，構建系統化的攻關思維。創新聯合體以其特有的組織形態成為滿足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成長需求的實戰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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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創新聯合體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主要類型

2.1 戰略導向：政府推動型創新聯合體

政府推動型創新聯合體以政府為主導，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支持和資源整合，圍繞國家重大需求和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集中力量攻克關鍵技術難題。1986年啟動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以下簡稱“863計劃”），是政府推動型創新聯合體的典型案例。該計劃旨在增強我國在高技術特別是戰略性高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在世界高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力爭在一些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并在我國有相對優勢或戰略必爭的關鍵高技術領域實現跨越發展，為實施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提供高科技支撐。“863計劃”覆蓋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航天技術、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多個重點方向，由中央政府主導組建了體系化、任務型的跨部門、跨領域聯合團隊，以追趕全球前沿技術發展水平為重要目標。在運作機制上，“863計劃”通過設立專項管理辦公室、明確各方責任、制定分階段目標等手段，確保聯合體各參與方的高效協作。高校與科研機構承擔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任務，企業負責應用開發和產業化推廣，政府則通過專項資金、稅收優惠和知識產權支持等措施激勵各方共同參與。企業牽頭承擔的“863計劃”項目比重從“八五”時期的5%發展到“十一五”的30%以上，實現了從初期支持科研機構、高校為主到形成企業、科研機構、高校三大創新主體互動共贏、共同推進的轉變，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初具雛形。“863計劃”歷時30年，不但取得了一大批舉世矚目的科研成果，有力推動了中國高技術發展實現由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的歷史性轉變，更有效推動了高技術成果產業化的道路，凝聚并淬煉了一批優秀的高技術人才。“863計劃”是我國以戰略遠見把握科技革命浪潮的核心舉措，其價值不僅體現在技術攻堅層面，更體現在構建了拔尖創新人才淬煉的實踐場域。該計劃通過設立國家重大需求導向的科研課題，為青年科學家提供了對接世界科技前沿的實戰平臺，通過創新跨部門、跨學科協同攻關模式，培育了科研人才的大局意識和系統思維，形成科研突破與拔尖創新人才涌現同頻共振的創新體系。

2.2 厚植根基：科研機構主導型創新聯合體

科研機構主導型聯合體以研究型大學或科研機構為主導，主要側重基礎研究探索和前沿技術突破。此類聯合體通過鼓勵興趣驅動的科學探索和創新實踐，為大量研究人員和學生提供了廣泛且自由的學術科研平臺。美國國家納米技術計劃（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NNI）即科研機構主導型聯合體。該計劃自2003年12月由美國國會確定為長期國家倡議以來，一直致力于確保美國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NNI在20年間，有超過30個美國研究和監管機構參與，在美國各地創建了70多個與納米技術研究有關的學院和管理中心。到2023年，NNI累計公共研發投資達到約407億美元，成為繼“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后最大的民用技術投資計劃之一。NNI促進了物理、生物醫學和社會科學家之間新的跨學科合作，形成了一個由投資者、分析家和創業公司致力于將實驗室成果商業化的創新鏈。大批博士生、青年研究人員和技術專家受到NNI項目資助并取得了重要進展。NNI參與者能夠接觸到納米及其相關交叉領域最前沿的技術設備和理論研究，并通過工程項目訓練提升實操能力和科研素養。據統計，每年約1500名研究生和博士后接受NNI支持，已產生1200項專利成果，發表了數千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科研機構主導的聯合體模式不僅奠定了美國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也為新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了卓越的科研培養環境。美國于2021年發布了第七版《國家納米技術計劃（NNI）戰略規劃》，重新設定了發展愿景和發展目標，繼續堅持技術研發、商業化、基礎設施、負責任的發展四大方向，同時將教育和勞動力方面的內容單列為一個方向，以增加支持力度，這反映了NNI對教育、勞動力發展及公眾參與在納米技術事業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最新認識。NNI的發展歷程，對于如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合成生物學、可再生能源和適應氣候變化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的創新研發、人才培養和市場化商業轉化路徑起到借鑒作用。

2.3 市場邏輯：企業主導型創新聯合體

企業主導型創新聯合體以科技企業為核心，由企業牽頭聯合高校和科研機構，圍繞市場需求開展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與產業化。此類聯合體強調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高效的校企合作推動技術創新、人才培養與經濟效益的深度融合，彰顯了創新與利潤創造之間緊密且強大的聯動效應。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是企業主導型創新聯合體的典范，專注于與未來相關的關鍵技術，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幫助企業解決在創新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組織與管理難題。作為非營利應用型科研機構，該協會集成了70余家應用研究所，覆蓋材料科學、信息技術、能源等多個領域。弗勞恩霍夫協會通過“合同科研”的方式，確保企業客戶享有其各研究所的研發科技積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隊伍的服務。通過研究所的多學科合作，企業客戶可直接、迅速地獲得“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和科研成果。這種模式的特點在于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密切協同，推動跨行業的創新研發，為企業提供高附加值的技術支持，同時為學生和科研人員創造實踐與學習的平臺。研究人員中，常駐企業內部開發項目的學生和科研人員占比達60%。研究人員在積極參與技術突破的同時，深入洞察企業的實際需求，從而催生出眾多具備市場洞察力和產品轉化能力的杰出創新人才。弗勞恩霍夫協會面向企業合作的鮮明特性，賦予其強大的市場適應力和成果轉化能力。以2022年為例，該協會擁有近3萬名雇員（涵蓋德國合作院校的教授及實習學生與研究生），為企業客戶成功完成逾萬項科研開發項目，年研究經費逾20億歐元，其中約70%直接來源于企業合作項目，僅30％由聯邦和州政府提供。弗勞恩霍夫協會穩定運營70余年并逐步壯大的歷史背景和政府角色定位，及其充分利用工商業成果培養和轉化有競爭力的創新科研人才的獨特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和學習借鑒。

2.4 系統集成：多源流混合型創新聯合體

多源流混合型創新聯合體將企業、科研機構和政府資源整合為一體，通過協同創新和系統集成，解決復雜的跨學科、跨領域挑戰。該模式充分發揮多方的比較優勢，在推動技術突破、知識共享及創新人才培養方面形成了顯著成效。歐盟“地平線歐洲”計劃（Horizon Europe），作為多源流混合型創新聯合體的典型案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跨國協同創新計劃之一。該計劃是“地平線2020”①計劃的繼承與發展，在2020年12月11日獲得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的正式批準，旨在將歐盟確立為領先的知識型經濟體，生產一流的科學和創新技術以確保歐洲的全球競爭力。其2021—2027年的預算高達955億歐元，以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人口老齡化等全球挑戰。作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支持研發和創新的跨國計劃，“地平線歐洲”計劃本質上是歐盟成員國基于共同需求既合作又競爭的產物，涵蓋了生物技術、環境科學、智能制造、能源技術等多個關鍵領域，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的廣泛參與。“地平線歐洲”計劃在所有領域和行業都面向國際申請者完全開放，鼓勵各國科研學者、企業和研究機構與歐洲合作伙伴結成團隊，通過搭建跨國、跨領域的合作平臺，有效整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創新資源，為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提供高度協同的體系支持。參與項目的研究人員不僅能夠接觸前沿技術，還能與跨領域的專家團隊合作，培養全球視野與跨文化協作能力。已經完成的“地平線2020”項目累計投入近800億歐元，支持了數萬個科研項目，覆蓋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累計資助超過20萬名科研人員，其中包含大量青年學者和創新工程師，為歐盟儲備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人才，奠定了歐盟在高科技領域的持續領先地位。歐盟“地平線歐洲”計劃所展現的開放性創新環境，有利于歐洲獲取全球范圍內最新的知識，招募最優秀的人才，從而引領全球科技創新，使歐洲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獲得更多話語權并在新興市場中創造商機，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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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依托創新聯合體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突出問題

近年來，北京、西安、成都等全國多地政府和央企、國企密集組建各類創新聯合體，有力促進了各類創新主體深化合作、協同攻關，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體現了創新人才培養的“市場需求導向、實踐平臺支撐、創新氛圍營造”等理念，加強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北京市采用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項目“揭榜掛帥”模式是一種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解決方案的創新模式，通過政府搭建平臺，企業提出技術需求，向社會各界（包括高校、研究機構等）征集解決方案。該機制有效鏈接了市場需求與科研資源，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同時為企業定向培養了一批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參與者能夠快速提升解決復雜工程問題的能力，增強創新意識和團隊協作能力。陜西省西安市秦創原創新驅動平臺采用的“企業出題、高校答題”模式是一種校企合作新模式，由企業提出研發課題，高校負責組織實施并培養研究生。企業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參與課題設置、人才培養的全過程，確保研究方向與實際應用緊密結合。此模式下，研究生等科研力量能夠在真實的工程環境中學習和成長，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成長為滿足行業需求的高端人才。成都市高新區采用的“中試+”產業科技生態模式關注科技成果向產業化過渡階段，通過建立中試平臺，加強中間性試驗，降低轉化風險。中試平臺的建設和運行需要大量具備跨學科知識和工程實踐經驗的人才，不僅為創新型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也促進了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協同創新，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

從各地實踐可以看出，創新聯合體不是一種穩定的組織形態，而是以任務為導向的產學研合作方式。當前，各種創新聯合體初創期的問題和矛盾比較突出，尚未形成成熟的體制機制支撐。例如，企業支撐國家戰略需求組建創新聯合體的主觀能動性不強，政府支持創新聯合體發展的方式工具較為單一，創新人才的共培、共育、共享缺乏統籌協調機制，對事關國家戰略的中長期基礎性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力度明顯不夠等。

3.1 資源配置不均衡，校企合作深度不足

央企、龍頭企業領銜的創新聯合體憑借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往往能夠獲得國家層面優質資源的集中配置。然而，中小型企業和地方高校受限于資金短缺、技術支持不足及政策缺失，難以吸引優質合作方，因此在創新聯合體中處于邊緣地位。此外，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多局限于項目層面的淺嘗輒止，難以構建以共同目標為基石的長期合作框架。高校以基礎研究為核心，注重理論突破和學術成果產出；企業更關注技術轉化和市場效益，強調技術成果的短期應用。雙方利益訴求的不一致，導致校企合作在技術開發與人才培養上難以無縫對接。企業在吸納高校研究成果的同時，缺乏對創新型人才的長期投入，許多合作項目在完成后即告終止，未能形成持續性的研發鏈條和人才培養閉環。在企業主導型創新聯合體中，由于國有企業資源豐富，研發項目優質，高校往往僅被視為技術支援的配角，而非創新生態的共同塑造者。部分以短期集中攻關為導向的合作模式使得高校師生僅參與技術開發的外圍環節，缺乏深入參與企業核心項目的機會，從而未能充分獲得與實際需求對接的創新實踐經驗。特別是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環節，因缺乏深入實踐訓練及對行業應用場景的深刻理解，高校培育的創新型人才難以快速融入企業技術攻關體系，也難以通過緊密的企業互動來增強創新能力和市場敏銳度。

3.2 人才評價體系單一，人才參與聯合體創新工作動力不足

當前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量化指標為核心的“五唯”現象制約，在部分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中，對人才的評價仍依賴論文發表數量、高影響因子期刊的影響力、項目立項及職稱晉升等指標。評價體系的單一性導致科研人員更傾向于追求發表高水平論文和職稱晉升，而非專注于面向市場需求的技術攻關與應用研究。許多參與創新聯合體的科研人員將主要精力投入學術成果的積累上，而非深入企業項目，解決技術難題，或開展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工作。科研人員難以主動接觸企業的核心技術需求或市場的實際運營模式，從而在技術轉化和產業化實踐中顯露出明顯不足。當前的評價體系未能充分激發科研人員的內生創新動力，部分科研人員對參與長周期、風險高的技術攻關項目興趣不足。這不僅阻礙了創新聯合體在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上的整體進展，還影響了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國家戰略需求服務中的主動響應與執行能力。

3.3 創新聯合體生態建設滯后，跨領域人才培養難

創新聯合體在諸多領域面臨著創新生態體系構建滯后的挑戰，特別是在高科技前沿陣地，跨學科與跨行業的深度交融尚未步入系統性、規模化的發展軌道。前沿交叉學科的合作機制尚不完善，導致跨領域創新難以突破。例如，人工智能與生物醫學、材料科學與新能源等新興學科領域，往往需要多個學科專家的協作以實現技術的集成創新。然而，許多領域的創新聯合體仍以單一學科為主導，缺乏有效的跨學科交流平臺和聯合研究機制。拔尖創新人才的培育實踐機會顯得較為局限，難以滿足人才多維度成長與發展的迫切需求。創新聯合體內部的人才成長路徑仍以學科縱深為主，缺乏跨領域和跨行業的多樣化實踐環境。例如，在推動技術轉化和產業落地的過程中，人才培養往往局限于某一領域的研究路徑，而未能為科研人員提供同時接觸多個領域實際需求的機會；地方創新聯合體在生態建設方面資源不足，難以提供多元化的發展環境。相較于國家級或高能級創新聯合體，地方創新聯合體常因資金、政策支持及平臺資源的限制，無法構建全面的創新生態。這不僅影響了區域內技術創新的協同效率，還導致跨領域的拔尖人才難以獲得充分的學習和發展機遇。

3.4 知識產權和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抑制聯合體各主體合作積極性

創新聯合體內部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益分配機制的不完善，已成為阻礙合作效率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問題。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存在的利益訴求差異，進一步加劇了知識產權方面的矛盾。在技術轉化階段，企業更傾向于快速獲取經濟利益，而高校與科研機構通常優先考慮學術成果的發表和長期聲譽的積累。這種利益分歧常常導致技術轉化過程中的產權歸屬問題無法達成一致，甚至出現法律糾紛或技術轉化項目的流產。地方創新聯合體中模糊的知識產權歸屬界定未能促進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圍。由于政策支持和管理機制的不健全，地方創新聯合體的知識產權分配規則缺乏透明度，導致參與項目的科研人員難以獲得與其貢獻度相匹配的技術轉化收益。知識產權分配的不均衡影響了拔尖創新人才綜合能力的培養。技術轉化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使得部分科研人員的參與意愿減弱，無法在創新聯合體中獲得多維度的實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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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依托創新聯合體更好地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意見建議

從各國發展經驗看，創新聯合體是開展協同攻關、實現科技創新突破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應當以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任務為核心導向，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與產業需求端的緊密結合，推動技術創新實現從市場應用型向前沿技術驅動型的跨越式進展。另一方面，可探索更加靈活多樣的組建模式，全面整合并高效協調各類創新主體的內在驅動力，促進多鏈融合，促成更多成果產出，共同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因此，既要依托國家科技計劃項目或某種類型科創平臺開展任務式、滾動式的持續性任務攻關，也要根據特定任務組織相關力量開展具有一定時間周期的協同合作，在創新實踐中培養多層次多類型的拔尖創新人才。

4.1 聚焦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優化資源分配助力地方創新聯合體發展

通過合理配置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地方創新聯合體有望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為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創造有利條件。

首先，借助專項扶持資金，營造有利人才培養的創新生態。

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著手研究并設立“創新聯合體專項攻關基金”，精準支持中小企業與地方科研院所的合作項目，尤其是聚焦地方重點產業的技術攻關任務。該基金不僅要補貼創新項目研發費用、提供稅收減免和融資便利，降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門檻，更要注重在合作項目中融入人才培養機制，為高校學生和青年科研人員提供實踐機會，為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創造良好條件。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應同步規劃人才培養方案，確保項目在實施進程中能為地方培育出一批精通核心技術、富有創新能力的杰出人才，推動地方產業鏈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級，增強創新驅動力，同時為地方留住人才。

其次，實施“創新聯合體人才專項計劃”，精準引進與培養高端人才。

針對地方經濟特點和產業需求，推出該計劃，旨在吸引國內外頂尖的科學家、工程師及技術專家投身地方創新聯合體。在引進人才方面，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與科研條件、設立專項資助計劃及支持國際人才交流等措施，為培養本地拔尖創新人才提供引領和示范。同時，為促進本土人才的成長，應加強在職培訓與專項培養，圍繞產業需求設計模塊化課程，邀請引進的高端人才擔任導師或講師，開展專題講座、實踐指導等活動，幫助本土科技工作者快速掌握前沿技術，提升跨學科協作能力，加速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此外，建立人才成長檔案和跟蹤評估機制，對參與專項計劃的人才進行長期跟蹤，及時調整培養策略，以確保人才培養效果達到最優。

最后，建立區域創新公共服務平臺，用實、用好“科技創新券”，促進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企業在儀器設備、實驗場地和技術服務等方面實現共用共建。

鼓勵發達地區的龍頭企業和高校與中西部等資源相對薄弱地區的聯合體開展對口合作，在技術轉移和人才交流過程中，組織聯合培訓、學術交流等活動，讓不同地區的人才相互學習、相互啟發，拓寬視野，提升創新能力。通過區域間創新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高效配置，打破地域限制，為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促進地方創新聯合體在人才培養方面實現協同發展，為地方乃至國家的創新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4.2 深化改革人才評價體系，依托創新聯合體精準培育拔尖創新人才

在創新聯合體致力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進程中，急需深化現行人才評價體系的改革，構建多元化、精細化的創新人才評價標準，全面、多角度地評估并激勵人才的成長。

首先，突破“五唯”桎梏，凸顯實踐創新核心地位。

高校、科研機構及創新聯合體應減少對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學術指標的依賴，避免僅憑學術排名評判優劣。轉而建立以實際技術創新能力、產品轉化成果和企業合作貢獻為軸心的全新評價標尺，將評價重點聚焦于青年科研人員和學生在攻克現實難題、推動技術落地生根方面的實際行動與成效，以此引導人才將精力傾注于解決產業一線的瓶頸問題，培育出真正契合市場需求、具備實戰能力的拔尖創新人才。

其次，探索“分類評價”模式，以契合多元人才成長軌跡。

分類評價是樹立正確用人導向、激勵引導人才職業發展的重要機制。鑒于創新聯合體涵蓋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產品轉化等多元人才類型，需量體裁衣式地構建“分類評價機制”。對于深耕基礎研究領域的人才，評價標準應著重考量其原始創新能力、學術探索深度及為后續技術突破所奠定的理論基礎，為創新聯合體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而對于活躍在技術研發和產品轉化一線的應用型人才，則要緊密圍繞其技術創新能力、跨領域協作效率及對產業升級、企業效益提升的實際貢獻展開評價，精確評估他們在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一過程中的核心作用，確保各類人才都能在適配的評價體系下獲得公正評價，沿著契合自身特質的發展路徑茁壯成長，為創新聯合體匯聚多元拔尖力量。

最后，融合多主體視角，構建綜合評估生態。

創新聯合體拔尖創新人才的評估不應局限于單一主體的主觀判斷，而要廣泛吸納企業、科研機構與行業協會等多元力量，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評估體系。企業作為技術應用和市場轉化的前沿陣地，能從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市場潛力等關鍵維度精準評估人才的實踐價值；科研機構憑借深厚的學術底蘊，可對人才的技術先進性、理論創新性進行權威評判；行業協會則憑借行業洞察，為人才的創新成果是否契合行業發展趨勢、能否引領行業變革提供專業參考。多主體評估機制猶如多面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拔尖人才的全方位畫像，使創新聯合體得以依據真實全面的評估為人才設計個性化的培育藍圖，最大化釋放人才創新潛能。

4.3 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倡導跨學科創新生態與產學研融合

在創新聯合體的運作中，跨學科合作與產學研深度融合不僅是推動技術創新的關鍵，更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核心路徑。

首先，優化跨學科創新生態，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在當前全球科技創新背景下，跨學科研究正成為推動科學進步的重要力量。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鼓勵設立國家級跨學科研究院，吸引頂尖科研人才和創新資源匯聚于此。跨學科研究院需采用“聯合創新”模式，由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深度參與，構建起組織化、系統化的跨學科研究體系。同時，研究院應建立完善的資源共享機制，為拔尖創新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先進的實驗設施、豐富的數據平臺及廣泛的國際化合作機會，打造有利于創新人才快速成長的生態環境，助力他們在跨學科領域中不斷突破，提升綜合創新能力。

其次，深化產學研融合，強化人才培養合作。

加大對產學研聯合項目的支持力度，借助復雜技術攻關深化人才培養合作。政府應制定專項政策，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高校長期合作，尤其在戰略技術領域進行攻關。采取資金支持、稅收優惠及知識產權共享等措施，激勵各方深度合作，攻克技術難關。企業應開放成果應用場景，為科研成果的轉化提供平臺，提高成果轉化效率，實現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為創新聯合體開展原始創新、攻關共性技術及培養創新人才提供多元社會資本支持。高校要聚焦國家和區域戰略需要，積極融入創新驅動平臺建設，依托國家各類科技創新平臺建設，匯聚創新資源、對接產業需求、引入金融資本、培育創新生態，與領軍企業、科研院所開展務實合作，建立校企深度融合創新聯合體。政府則主要負責引導創新聯合體的組建，出臺相關政策文件，在資金、土地、稅收、人才、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給予政策保障和支持，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和大型裝置，為創新聯合體提供優良的發展環境。

最后，優化人才流動機制，構建跨領域協作的智力網絡。

建立靈活機制，打破壁壘，促進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間人才有序流動。深化產教融合、協同育人，深入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建設現代產業學院、未來技術學院，通過創新聯合體內的“輪崗計劃”或“雙聘機制”，讓青年科研人員有機會在不同機構中積累實踐經驗，拓寬視野，培養跨領域的綜合創新能力，加速成長為拔尖人才。積極引入國際頂尖專家參與產學研合作項目，為創新聯合體注入全球化的視野和先進理念，使人才培養緊跟國際前沿，提升我國創新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水平。

4.4 完善產權保護和利益分配，激發創新聯合體人才培養的主體積極性

為充分激發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創新聯合體人才培養中的合作熱情，構建高效協同的人才培養生態，需從立法保障、機制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及利益分配等多個維度進行系統性優化，確保創新聯合體人才培養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持續深化。

首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力度是基礎保障。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現行法律法規，結合創新聯合體人才培養的特殊性，研究出臺《創新聯合體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細則》，明確規定各方在人才培養合作中的知識產權歸屬、使用權及其收益分配原則，細化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的共有狀態和行使規則，為聯合體內部的知識產權管理提供明確的法律指引。同時，加強知識產權的宣傳和培訓，提高聯合體內部成員的知識產權意識和保護能力，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氛圍。

其次，構建透明、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是激發各方合作熱情的關鍵。

采用“人才培養投入補償+成果共享”的利益分配模式，通過合理的機制調動各方積極性。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可為高校和科研機構提供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用于課程開發、師資培訓、實訓基地建設等關鍵環節，提升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效率。待人才培養成果轉化為企業生產力后，企業應以適當方式回饋高校和科研機構，如設立專項獎學金、科研基金、產學研合作項目等，形成互利共贏的良性循環。設立指導性分成比例標準，綜合考慮各方投入、貢獻、風險等因素，確保在人才培養成果應用過程中各方能夠公平獲得收益。

最后，設立人才培養專項基金，為聯合體內的師資交流、學生實習實訓、科研項目孵化等提供資金支持。

專項基金應重點支持在人才培養中取得顯著成效的項目，如優秀課程開發、實訓基地建設、科研成果轉化等，通過獎補政策激勵各方積極參與人才培養工作。此外，建立多層次的激勵體系也是激發聯合體內部成員積極性的重要手段，包括榮譽激勵、職業發展支持等。例如，為積極參與人才培養的教師提供職稱評審加分、職務晉升、學術榮譽等激勵措施；為企業中的優秀實習生提供優先錄用機會、職業發展路徑規劃、薪酬福利提升等激勵政策。這些激勵措施有助于增強聯合體內部成員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促進人才在聯合體內部的流動和共享，最大化創新聯合體在人才培養方面的協同效應。

本文來源于《中國科技人才》2025年第1期。楊一帆，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學院黨的組織建設與人才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大學特聘兼職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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