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麟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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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重慶江津的一個普通村莊有位老人逝世,送終的只有寥寥數人,葬禮有些寒酸,誰也想不到那竟是鼎鼎大名的陳獨秀……
叛逆青年
陳獨秀出生于安徽懷寧的書香世家,生父早逝,由祖父教導讀書。祖父以嚴厲出名,對天資聰明的他期望特別高,要求格外嚴,體罰時常變為毒打,其它孩子被打會苦會求饒,但陳獨秀小小年紀就非常倔強,再怎么打都一聲不哭,祖父意識到他個性難改,預言孫子“將來不成龍就要成蛇”。
祖父的板子還催發陳獨秀的叛逆心,他開始對祖父的言行矛盾產生懷疑,為何潔凈成癖的祖父竟然抽鴉片,還常去極齷齪嘈雜的煙館去抽,“那時好潔好凈的脾氣哪里去了呢?”
陳獨秀11歲時祖父病故,家里新請幾位塾師,他都不滿意,只好讓溫和善良的大哥來輔導,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抗爭的勝利。大哥熟悉他的脾氣,督促功課時沒架勢,幫他溫習經書,還教他讀課外書《昭明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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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影響了陳獨秀的詩文寫作,強化了文學素養,也讓他更叛逆,他開始看不起八股文。當他靠一篇七拼八湊的文章,被取為秀才第一名時,縱然家人樂的幾乎掉淚,他卻更鄙薄科舉,不久,考場中近乎發瘋的考生,深深刺激了他,這樣的人一旦得志,國家和人民必然遭殃!他開始認同梁啟超的維新思想。
鄉試后,懷揣清醒的憂患意識和深沉的愛國主義,陳獨秀寫了篇洋洋灑灑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剖析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提醒清廷和有識之士認清國家危在旦夕的嚴峻形勢,他的擔心在第二年竟成了事實,而他本人在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第二個月,赴日留學
兩年后陳獨秀回國,因發表愛國演說抨擊清廷,被列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他被迫返回日本,從此開始被驅逐被逮捕的流亡生涯。
第二次赴日后,陳獨秀加入青年會,結識了鄒容、章太炎,蘇曼殊等人,和蔡元培、吳稚暉有了聯系,他們為了懲罰與進步學生作對的學監,剪去那人的發辮以示懲罰,清廷要求日本抓捕,陳獨秀被迫躲避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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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霸占東三省后,國內群情洶涌,陳獨秀等人在安慶發起拒俄大會,他演講中的激烈言辭很打動人,當局很快又去緝拿,經過一番曲折,他終于逃離安慶,逃到上海從事革命,那年他不過25歲。
在上海,陳獨秀參與編輯《國民日日報》,大量刊登暴露清廷腐敗、攻擊官僚的作品,不用光緒年號,否認滿清政府的正統地位,報紙在重重鎮壓下宣告停刊,他又奔赴蕪湖繼續辦白話報,“何物臭蟲,雖布滿衣被,亦不自覺”,撰寫的政論文很受歡迎,由于思想上的激烈,再次被清廷勒令停辦。
流亡中年
1905年秋,陳獨秀等人發起秘密革命團體“岳王會”,不僅吸引知識青年,還召喚進不少軍官,同時間,孫中山創建“同盟會”并在安徽設立分會,這些組織雖然都是為國為民,但互相有成見,陳獨秀“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不愿和同盟會合作,他重視獨立不愿遷就依附的政治個性已初現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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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后,陳獨秀被聘為“皖省都督府秘書長”,革命黨人內部派系斗爭很激烈,但他性情急躁,想一下把事辦好,與人口角很多,只干了兩三個月就辭職,新都督上任后才恢復職位,這次他吸取教訓,但不久“二次革命”失敗,陳獨秀只得再次流亡。
這番遭際讓陳獨秀積累豐富的政治經驗,培養敏銳性和革命膽略,也認清中國革命的艱巨復雜,尤其是內部陣營同樣會嚴酷斗爭。
陳獨秀再次被通緝,這次他被列為首犯,很快住所被抄,幸好妻子高君曼已潛往上海,兩個兒子聞訊逃脫,但還是抓走了侄子,他苦思革命失敗的教訓,決定用報紙對民眾開展啟蒙宣傳,此時的他窮的只有一件汗衫,上面寄生著無數虱子,可這種日子他一過就是兩年。
陳獨秀意識到救國的重心是提高民族素質,要真正驚醒愚弱的國民,得主張民主與科學,這一超前的見識令他創辦《新青年》雜志,并成為主要撰稿人,在科學和民主這面大旗下,尤其在他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后,迅速聚集李大釗、楊昌濟、魯迅、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傅斯年等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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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相繼發表,打出“文學革命”的大旗,把新文化運動引向深入,王敬軒的《文學革命之反響》和劉半農的《復王敬軒書》,把社會輿論吸引到新舊思潮的論戰上,進一步擴大新文化運動的聲勢及其影響,很快波及到全國,而魯迅的《狂人日記》向封建禮教發起猛烈抨擊。
《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統帥部,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統帥的地位,在當時就得到公認,其它人再辦雜志、創社團時紛紛仿效,爭取他的指導,陳獨秀除了以一般性言論指導全國進步人士之外,還針對性地以通信形式來回答各地青年的種種問題,回信都由他親自執筆。
中學生王統照致函《新青年》談及學校教育,得到啟發后投身新文學建設,陸軍學生葉挺談及思索的人生問題,被鼓勵后思想日益進步,后來為中國革命做出重要貢獻。進步青年俞頌華在非孔問題上被陳獨秀折服,不久和瞿秋白赴蘇俄采訪。毛教員向《新青年》投稿,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赴京后找陳獨秀面談。
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國內思想文化界掀起尊孔逆流,陳獨秀通過批孔來抨擊封建專制主義,知識分子和江湖塾師同流合污,成立靈學會鼓吹世上有鬼,陳獨秀站在哲學高度進行批判,他還批判舊小說、舊戲曲、舊詩文、舊道德中的糟粕,引起一場場思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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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依然被列強欺凌,五四愛國運動由此爆發,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創辦《每周評論》,論及國際、國內的現實政治問題,他變革中國社會的行動從知識文化界延伸到政治領域,陳獨秀開始從精神領袖轉變為政治領袖,他本人的威望達到頂峰,而外界對他的攻擊也達到頂峰。
政治領袖
當攻擊零星開始時,陳獨秀表示為了維護科學和民主,“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但迎接他的是更猛烈的攻擊。林紓先寫政治小說《荊生》,惡毒詆誣新文化運動,不久又寫一部《妖夢》,以荒誕的故事表達極端仇恨之心,軍閥政客旗下的報紙直接攻擊,而北大文科學生有人響應。
陳獨秀的壓力之大可以想象,但辟謠反擊沒實際效果,因為這些謠言污辱影響了北大一批上層知識分子,他們有地位有發言權,曾經支持新文化運動,曾經很推崇陳獨秀,但現在他們也要求遏制,陳獨秀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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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非憑空而來,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驅逐“私德不修”的歪風邪氣,發起“不嫖、不賭、不娶妾”的進德會,陳獨秀也加入其中,但他習性不改,仍出入八大胡同(妓院),這令很多人憤慨,也成為攻擊者最好的突破口,他的私生活被添油加醋后大肆渲染,成為攻擊北大的把柄,在重重壓力下,陳獨秀不得不離開。
不過兩年時間,陳獨秀風風光光地來,聲名掃地地走,他斷頭流血都不躲避的悍勁兒,讓他在黑暗中殺出一條血路,成為一代精神領袖,但他同樣有鋒芒畢露的十足個性,這令他招致無數非議,他不改悔反而越挫越勇,最終釀成苦果,離開北大似乎是他更大人生悲劇的預演。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到北京天橋拋灑《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并大肆宣傳,被逮捕后關了3個多月,出獄后他倡導和支持工人運動,在上海發起建黨,指導一大的召開,成為政治領袖的他兩年時間又被逮捕兩次,但更令他煩惱的是,他要聽從共產國際號令。
既要獨立開展工作,又要接受領導,陳獨秀既獨立又自我壓抑,他處理內部矛盾,逐漸表現出“家長制”的作風,處理事情摻雜個人感情和脾性,遇到不同意見態度簡單粗暴,甚至破口大罵,這種特殊心態的根源是他的特殊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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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面影響,陳獨秀從維護國共合作,到妥協退讓,以至于被竊取成果,他知道矛盾不可調和,也做過相應斗爭,但在一道道指令下最終退讓,天真幼稚的放棄了主動權,導致損失慘重,“四一二”政變后,他被各方指責。
這一決定顯然有失公正,也不符合事實,錯誤決策是集體討論通過后執行的,并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卻由他一個人承擔,還被扣了頂大帽子,這令他極其不滿。
滿腹委屈
當莫斯科要求陳獨秀去開會時,他壓抑許久的倔強叛逆再次抬頭,他斷然拒絕:
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為什么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研究?
頑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認為對的,我是要堅持的,但是我知道錯了,我并不頑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縱要我人頭落地,我也不會承認。
新上任的領導打擊同情陳獨秀的干部,再次加強了他的不滿,當他看到托洛茨基把中國革命失敗歸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時,感到特別親切和信服,托洛茨基對革命的預測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這鞏固了他的不滿情緒,這些矛盾在中東路事件集中爆發。
這件事陳獨秀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他想糾正宣傳口號,贏得更多群眾的支持,雖然他純粹在談宣傳策略,但蘇聯希望獲得輿論支持,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見都是大忌,于是事情上綱上線,他自然不服,以教訓的口吻指出不當之處,結果被一一駁斥,這令陳獨秀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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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意見沒問題,哪怕提錯了也沒問題,問題在于陳獨秀涉足托派小組的活動,這讓矛盾起了質的變化,但他對警告不屑一顧,反倒以為動機真誠,最終被開除黨籍。
同時期的人也受過不公正的指責,要么毫不爭辯地擔當起與實際不符的錯誤,要么承認錯誤繼續服從安排,但陳獨秀做不到,他素來倔強吃軟不吃硬,他作為重要創始人,被尊為“老頭子”,多少有些自負,何況他的正確建議也被一概否定,這一連串的委屈他受不了。
后來,陳獨秀成立新的托派組織,徹底成了反對派,他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歷,時常被其它3派攻擊,托洛茨基阻止了攻擊,并對他多有贊揚,統一事項提上日程,但這些成員好鬧獨立、搞分裂,分歧矛盾太多太大,骨干分子素質低劣,統一大會一結束就投敵叛變,陳獨秀怎么努力也未能成氣候,反倒被逮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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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的陳獨秀病容憔悴,“貌甚清癯,唇蓄微髭,發已微斑”,被國民黨視作“危害民國”的赤黨頭目,當局試圖勸降他,但他提筆寫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他只承認反對國民政府,“因為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
章士釗替陳獨秀做無罪辯護,辯詞把他看做“反共者”,等于把他推到反共的國民黨一邊,他迅速申明自己的立場,最終他被認定犯有“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判處8年有期徒刑。
和其它犯人比,陳獨秀在監獄頗受優待,有病可以就醫,能住單身牢房,能破例放兩個大書架,能從外面帶進書籍,他可以讀書寫作,伙食不差還能飲酒,他時常得到各方友人的接濟。
蔡元培幫陳獨秀做政治營救,高語罕處理他的家庭事務,章士釗介紹醫生為他看病,汪原放幫他找各種書籍,段錫鵬常去探監多次贈送衣物食品。歷經一番沉浮,陳獨秀的心軟了很多,他很掛念朋友,閑談中對早期友人均有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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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不改
1937年全民族開始抗日,抗戰新形勢促使當局釋放陳獨秀,他所在的監獄被日寇炸毀,只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令所有人沒想到的是,他堅決不同意,“我寧愿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他拒絕朋友保釋,“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愿”
朋友們都習慣了,依然為陳獨秀四處奔走,尤其是胡適,他被關押四年后終于出獄,但看到開釋令上的“愛國情殷”“深自悔悟”非常不滿,立刻發文反駁:
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誣蔑也
陳獨秀坐了四年牢,依然龍性難馴,他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周佛海邀請他加入國防參議會,蔣介石希望他組織一個“新共黨”,并愿提供10萬元經費,還給國民參政會的5個委員名額,后來請他出任勞動部長,陳獨秀都一一拒絕,他的態度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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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兩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托派內部人際關系復雜,新領導難以相處,陳獨秀也不愿回歸,他從一貫的愛國立場出發,嘗試和黨就抗日問題建立合作,但拒不接受三項條件,他不知過從何來,有何悔?
從此陳獨秀成了“不隸屬任何黨派”的反對派,他想單槍匹馬地作戰,這當然走不通,這種情況其它人會妥協,但他依然堅持思想上的獨立。
可大形勢下,個人的力量非常渺小,斯大林為鞏固現有局面,堅決清洗所有反對派,陳獨秀被捏造為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貼的“托匪漢奸”,他已經離開托派,依然被拿來開刀祭旗,平空遭受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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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這盆臟水當時沒人信,在30年后的特殊運動中,卻成板上釘釘的事兒。
其實,如果陳獨秀愿意,高官厚祿垂手可得,但他連友人捐贈都謝絕,他一生奔波不治產業,晚年蟄居江津,住處十分簡陋,臥室上無天花板,下即泥土地,還被盜賊打劫過,他靠稿酬和北大同學會的接濟,勉強維持一般生活,但年老多病,日子就顯得清苦拮據,他不禁感嘆“老病之異鄉人,舉目無親,唯坐以待命耳”。
即便到這步境遇,陳獨秀依然固執己見,他最后一部作品《小學識字教本》已經拿到2萬塊預付稿酬,也已經允許出版,但希望他更改書名,他只要點下頭改幾個字,就能立刻提高生活水準,但他照樣斷然拒絕,他真是一輩子倔強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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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他這一生飽受爭議,但都是按他的心愿而活,至于功過對錯,當時間沖刷掉偏見和塵埃,歷史會給出更公允的評價。
麟稀:通過閱讀,換個角度看世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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