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知道自己的籍貫？舉例 : 廣東南海的傳承

文︱關品方

2246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郡縣制度。華南這一帶是南海郡，下設南海縣。歷經2000多年的變遷，1840年已是省縣鄉制（例如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鄉）。新中國城鎮化發展到到今天，現在是廣東省南海區九江鎮。鎮下面有鄉村。以前有南鄉，現已納入為九江鎮的一部分。九江鎮之下有很多村，例如南方村，村民各有宗族祠堂。筆者來自南海區九江鎮南方村的世美堂。

“九江關”共有六堂，主要是樹德堂和世美堂。大約720年前，樹德和世美兩兄弟率宗族300多人從山西運城出發南下逃避蒙古兵。當年不少不同姓氏的宗族聚集在珠璣巷居停，待了相當一段時期后，知道無法北歸，于是繼續南渡。樹德和世美率眾坐竹排沿北江而下，到達北江和西江交界之處，因為竹筏破損散迭，眼見山河秀麗，遂登岸安居下來，就是今天在西江左岸的九江。取名九江，是因為珠江流域三角洲，有數之不盡的江河，支流交錯，于是以九為總稱。

南海九江在中國近代歷史出了一個大儒名叫朱次琦，清朝中業道光年間在北京殿試時榮登進士金榜。筆者保存有他京試時遞交的策論考卷復印件，詞藻畢麗，內容看得明白。曹丕說 : 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真是嘆為觀止。

朱九江（1806至1881，享壽75歲），原名朱次琦，是清代著名的學者、清官、教育家和詩人。他生于南海縣九江鎮下西鄉太平村，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是維新變法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老師。朱九江是愛國、有正義感的嶺南鴻儒，更是為政廉潔、關心民生疾苦的清官。他在教育方面有卓越貢獻。道光十九年（1839）他33歲，開設學堂講學，吸引了四方學子結社聚會，九江文風于是日益興盛。他中年為官，晚年退職返鄉后在九江創立了禮山草堂，招收學生傳授知識。他的弟子除了康有為（再傳梁啟超）之外，還有簡朝亮、梁耀樞等人物，不詳細介紹了。

朱九江在為官期間，展現出色的治理能力和清廉的道德品格。他在襄陵擔任知縣期間，有許多有益于地方的舉措，治理河東狼患、安撫百姓、抑制豪強、平息訴訟。他得到當地民眾的高度愛戴，離職時百姓在古驛道的清音橋夾道挽留。

朱九江的文化影響一直流傳到今天。他提出的四行五學修身讀書之道，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重視教育，親自為學生擬定《讀書日程》，免除學生考進縣學（廣州、佛山）所需的費用。他的教育理念和實踐，在今天的九江中學得以傳承，仍具重要現實意義。九江中學是廣東省名校之一，高考成績不俗，時有升讀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的案例。由于歷史背景原因，在廣東南海，其地位類似香港的皇仁書院。

為了紀念朱九江的貢獻，后人在九江鎮建立了朱九江紀念堂和朱九江紀念公園。這是對他個人成就的認可，也是對他的精神和文化的傳承。近年來，九江鎮政府通過各種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讓朱九江的精神和文化得到了進一步傳播和弘揚，估計會不斷延續下去。簡言之，是對學問的追求、對社會的責任。朱九江清廉的為政之道、無私的教育貢獻，貼地的修身準則，使他成為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重要歷史人物（和陳白沙齊名）。筆者思鄉情興之時，會想起朱九江的工作成就和教育理念。

朱九江是康有為的老師，對康有為的學術生涯和思想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梁啟超對康有為執弟子之禮，兩人年齡相差15歲。康梁和朱九江是一脈相承。

康有為（南海丹灶蘇村人，1858至1927，享壽69歲）號南海先生，人稱“康南海”。他1876年（18歲）鄉試落榜后，到禮山草堂拜在朱九江門下。這段師生關系對康有為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期間康有為接受了系統的儒家教育，特別是程朱理學。朱九江的教學方法和學術態度，替康有為打下了堅實基礎。梁啟超曾評價說 : 康有為的“理學和政學基礎都來自于朱九江”。朱九江不僅在學術上影響了康南海，在人格和道德方面亦如是。朱九江強調道德和氣節的培養，這種理念植根在康有為的思想中，使他后期成為迂腐頑固的保皇派。康有為早期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思想，可以追溯到朱九江對他的教育。康有為無論是倡導維新變法還是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都可以看到朱九江的影子。他在《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中高度評價其老師，稱其為“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國朝是清朝的意思）。

從康南海到梁新會（梁啟超是新會縣茶坑人），是朱九江的一脈傳承。梁啟超（1873至1929，享年56歲）在中國近代史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響了兩代中國改革家、革命家和無數知識分子。康梁最初因共同政治理念走到一起，但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他們的關系逐漸疏遠，最后公開對立。原因是康有為跟不上時代演變的步伐。康梁初識于1890年（康32歲、梁17歲），梁被康的學識折服，決定拜師。康有為多次鄉試失利。梁啟超1889年（16歲）已在鄉試中舉，舉人榜上名列第八，同年康有為名落孫山，一名白丁。康有為在香港游歷時，感受到西方文明，開始鉆研西方科學知識，思考國家發展模式。梁啟超作為有志青年因此十分崇拜康有為，當年在其指導下迅速成長，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顯著進步，在政治上也亦步亦趨。

康有為在1893年終于中舉。康梁兩人在1895年一同赴京考試。當年《馬關條約》簽訂后，梁啟超受康有為委托，帶領粵湘兩省舉人在北京向清廷上書請拒簽和約，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是1898年康梁維新運動的序幕。公車是政府安排給舉人們在京試期間使用的公用車，當年梁啟超只有22歲。“公車上書”共有來自全國各地1300多名舉人參加，康有為是牽頭人，梁啟超是他最得力的副手。

康有為和梁啟超輔助光緒皇帝共同領導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期間兩人既是師生，也是同志。梁啟超一直是康有為的副手，追隨光緒一同為新政的擬定和推行而奔走。當年康40歲，光緒27歲，梁25歲。從1898戊戌變法失敗，到1911辛亥革命成功，再到1915袁世凱稱帝、1917張勛復辟、1921共產黨一大和1924國民黨一大的先后召開，康梁兩人在改革與革命、中學與西學的思辨過程中漸行漸遠。個中細節，筆者以后有機會再詳細介紹。梁啟超在康有為1927年去世后，匯錢為其成殮，在康門弟子設靈祭師時宣讀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表達了對老師的敬意和懷念。盡管他們兩人后來在政治及文化理念上有重大分歧，他們的爭論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政治文化思想在大時代的變化，值得深入分析。康梁兩人一度聚眾活躍在珠海唐家古鎮的唐廬，筆者經常往訪。

羅叔重（1898至1968，享壽70歲），原名瑛、別號寒碧、也是廣東南海人。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擅長書法和篆刻，尤其以隸書聞名于世。羅叔重畢業于廣東高等師范，曾師從程竹韻學習繪畫、葉退庵學習篆刻。他精通篆、隸、行、草多種書體，其書法作品融合了碑刻的方剛勁峭和帖學的清俊超逸，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羅叔重的隸書被認為是近現代廣東書法史上的重要代表。他的隸書作品保留了漢碑莊重雄厚、方穆樸茂的風格，同時融入了晉人的神韻瀟灑，堪稱集漢晉之長。羅叔重的隸書從《曹全碑》入手，巧妙地融合了《華山廟碑》和《禮器碑》等碑刻的特點，在品澄方正中展現出險絕的用筆，與他的楷書風格相得益彰。

除了書法，羅叔重在篆刻領域也有很高的造詣，作品以精湛的技藝反映對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一刀一筆都凝聚了他的心血結晶。羅叔重的印章既有古樸典雅的線條，又有靈動自然的韻味，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書法藝術界之外，他的名字鮮為人知，這可以理解。

羅叔重的藝術交游豐富，和海派名家吳昌碩有往來。1925年，羅叔重于上海拜見潘飛聲，向其請教有關詩詞及金石書畫的知識。抗日戰爭期間，他往返于港澳兩地，為中國書畫藝術的保護和傳承努力奔走，在沒有硝煙的抗日戰場上奮力搏斗。

羅叔重留下了大量書法和篆刻作品，其中包括《叔重印集》《芳蕙堂詩》《羅叔重書畫集》等。他的隸書五言聯和七言聯尤為著名，展現了他在隸書領域的深厚功力和獨特風格。他最為人稱道的，是其獨創的“黑老虎”書法，把原本由毛筆書寫的地方留空，改為在白地填墨，留白的地方便成為文字。這是有意仿照石刻拓本的形式，是剛好與傳統書寫方式相反的空間概念，要求有更高的運筆技巧，確保留白位之筆氣有連貫性。這種對碑體別具一格的演繹方式，筆者估計，后世或再無人能及。羅叔重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作為書法家和篆刻家，作品不僅體現了高超的藝術技巧，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出廣東南海深厚的文化底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我們了解自己的藉貫的目的，就是要慎終追遠，緬懷先祖，知道自己家鄉的歷史人物典故，從中得到啟發，感到自豪，激勵傳承的志氣。

羅叔重的外孫是筆者的朋友薛鳳旋教授，早前已有文章介紹過。羅叔重和薛鳳旋祖孫兩人在各自領域享有盛譽。盡管他們隔代的專業背景和生活經歷已因時代的變遷而截然不同，但他們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羅叔重早年也曾從事進步政治活動，中年逐漸專注藝術創作，晚年戰后的和平環境成就了他在書法造詣上更上一層樓。他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清代顯官，可見廣東南海的人杰地靈，人才輩出。

薛鳳旋承傳祖上的生命基因，成為知名學者，亳不偶然。廣東南海九江，和全國各地一樣，往往能夠做到地以人傳，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和不斷創新的奮斗精神。羅叔重通過書法篆刻藝術展現了中國傳統美學的魅力，薛鳳旋通過學術研究揭示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變遷。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本文提到的朱九江、康有為、羅叔重，可見代代相傳。

筆者在港大明原堂三年，和舍監馮以泓交往，他也是南海九江人。關馮曾朱陳彭胡，在南海九江是大姓。說起來，香港特區政界也有兩位知名人士是南海九江人，名字家傳戶曉，本文在這里賣個關子，知名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