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李慈銘的日記｜被遮蔽的“差評”（六）

杜鳳治（1814—1883），原名杜人鳳，字后山，號五樓，浙江山陰縣人。其祖、父兩代皆無功名，他于三十歲時考中舉人，以候補縣令閑居鄉里，偶爾到縣衙幫閱考卷。清咸豐五年（1855）在周星譽家中初識李慈銘，李慈銘咸豐五年正月十三日記道：“是日并晤杜五樓大令人鳳。”（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當時杜氏尚未改名，居紹興府城的東郭門附近，李慈銘則居西郭門附近，彼此極少往來。杜氏第二任妻何氏，其父何冶峰、弟何澂等與杜氏親密，后來同李慈銘關系也不錯。

杜鳳治于咸豐五年入京，李慈銘則在咸豐九年北上，兩人在京重逢，此后的四五年里，他們常與周星譽、周星詒、周光祖等同鄉聽戲、訪妓，出入歌郎私寓，以此消磨漫長而茫然的候補時光。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載，如是年十一月初一：“偕叔子、德夫、季貺、五樓至三慶園聽三慶部。”初十日：“五樓來，偕季貺同至慶和園聽三慶部。五樓同宿齋頭。”十九日：“五樓來。夜同五樓訪夢漁。二鼓后，復同仲雁步詣五樓書館中，清談而歸。”廿一日又記眾人飲酒作樂，并有蘭卿、芝仙、玉蘭、云林、梅仙諸歌郎陪酒，流連戲園、酒館也是他們主要的娛樂、交際方式。杜鳳治日記中也記錄這些，但有意回避李慈銘的名字，如“予于三月廿五晚在如松館請芳洲、子璞，并請陳幼笙、田小洲、吳松堂等。又因周素人由皖來引見，住叔云處，予于四月十三日請其聽戲，晚飲如松，并請仲雁、叔云昆仲三人，又請汪小峰、王怡庵、倪小舫”（《杜鳳治日記》前序記，邱捷先生整理，下引杜氏日記皆出此書。）顯然略去了李慈銘。杜鳳治善于推算八字，周星譽日記亦提及杜鳳治擅長子平之術。咸豐十月初三日，杜鳳治為李慈銘新出生的侄兒（其家長孫）推算八字，李慈銘記道：“舉人杜五樓者來，為予評僧慧造為丙辰、丙申、己卯、甲子，五樓謂系土金獨傷官格，當主清貴”（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然而僧慧長大后癡傻，并不能讀書作文。

杜鳳治雖年長李慈銘十六歲，李氏似乎并不以長輩相待，反不時流露譏誚之意。咸豐九年除夕，眾人聚于周星譽寓中守歲，賦詩、擲骰連續數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李慈銘記道：“五樓來。夜同仲雁、卣香、五樓博戲。五樓又大敗，焚博具而去。”杜鳳治因手氣不佳，竟將賭具扔入火盆，憤然離去。李慈銘還諷刺其膽小，如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記杜鳳治聞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面色如土，欲為行計”，次日卻又故作鎮定，李遂譏之：“近來朝野，都是此一輩人，可笑也。”

杜鳳治不擅詩文，更為李慈銘所輕。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六日，眾友同游報國寺賞花，以“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八字分韻作詩。李慈銘作詩一首，題目原句“楊豫庭太守叔懌子恂舍人仲愉兄弟”之下，據孫詠裳抄本可知原寫有“杜五樓大令鳳治”七字。次日更直言“五樓詩成寄來，不通，可笑之至”。縱觀杜鳳治所遺日記，多為事務記錄，文采不彰，晚年歸田后絮絮于家長里短，俗冗之極，與李慈銘、周星譽的文人雅致趣味迥異，杜氏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記道：“丁日昌這廝已伏冥誅，人皆快之，與我并無嫌隙，不知何故痛恨之，亦公道尚在人心也。”（《杜鳳治日記》）

涂抹處為“杜五樓大令鳳治”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三日，杜鳳治得豐腴館塾，又被李慈銘挖苦一番，“杜五樓就一部令史顧姓家教讀去，月得十金。都中雖王公家，延師及書記，幣最腆者月不過四五金，而部寺諸令史家乃往往至數十金，蓋國朝胥吏偷竊權勢，舞弄文法，高下在心，實以黑衣下賤之流而攬天下之大枋……。京朝官多貧乏不能自存，而吏人每積貲巨億，服食享用擬于王者，此最國家一大弊也。其延師不務教讀，惟屬以竿牘之任，鄉黨自好者皆不屑為，而士之無行荒于文字者，亦喜就之，以無授經之苦，又不計文理之通否、字畫之工拙也，近更趨之若鶩，凡計偕流落者偶篡得之，如登天矣。”（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李慈銘不屑但卻羨慕嫉妒杜鳳治的運氣，不久后他得到禮部尚書周祖培家館師之職，也代作筆札、公牘，月得六金，兩相比較，顯然杜氏所得更為優厚。杜鳳治日記中也自稱“予自到京之七年辛酉冬，仰同鄉顧姓請代筆札，館谷稍豐”。（《杜鳳治日記》）。

咸豐十年初，李慈銘收到一筆百兩的銀票，委托被革職后專營借貸的小吏陳璧軒以及杜鳳治幫忙兌換。杜鳳治當時可能兼營一些借貸、匯兌業務，他竟在情急之下將此筆款項挪作自用。李慈銘為此追討良久，其在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得秦友芝觀察部費銀壹百兩，從沈雨村經歷處來，交陳璧軒，畜產負我，可恨。還叔云錢三十吊、卣香三十二吊。”會稽人秦金鑒，時官福建道臺，這筆“部費銀”很可能是秦氏用來打點京官的。罵陳璧軒“畜產”仍不解恨，李慈銘更在眉批中注明此事杜鳳治也有參與：“此銀陳鱉殲竟與無賴杜五樓分之，其謀實發于杜畜產，百金何足惜，而此兩兇豎之意直欲陷我于死地。陳畜產本革吏，無惡不為，杜畜雖一字不通之舉人，然終廁衣冠之末，而所為如此，人心之險，真可畏也。”（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八日，李慈銘記道：“五樓來，偕之過陳璧軒，索還舊付銀，不得當而歸。”至歲末，追討更緊，十二月二十六日：“作書致杜五樓，索匯銀，未得。”二十八日再索。次年正月二十九日又記：“作片致五樓，索所匯銀……得五樓書。”屢索不得之下，李慈銘多次怒斥杜鳳治與胥吏商賈為伍。（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陳璧軒也是山陰人，族侄陳錦字晝卿，官山東鹽運使，與李慈銘也有交誼。杜鳳治告歸之后，見到其陳錦時寫道：“下午晝卿來拜，談許久去。昨在陶堰言及其族叔璧軒在京落魄，伊引見時，挈璧軒至山東，同治十一年卒。”（《杜鳳治日記》）杜鳳治有心記下陳璧軒子孫現狀，尚能憶及早年二人在京城的落魄情狀，可知他們當日在京關系很不錯。

周星譽也曾托杜鳳治介紹債主，事情本已談妥，杜氏自身窘迫之甚，遂將貸款截留自用。周星譽在日記中無奈寫道：“五樓來，日前向一相識人告貸，托五樓說合，始云可成，今夕忽以不成復我，蓋初顧交誼，轉念乃生為己之謀耳，不足異也。”（周星譽《鷗堂日記》）周氏雖感失望，卻也體諒杜鳳治的艱難處境。周氏這則記錄進一步印證，杜鳳治在京城對資金周轉頗為熟稔，擁有相當的人脈資源，其遠房同族會稽人杜聯京多年，官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及詹事府少詹事，至正同治四年得廣東學政才離京，李慈銘也曾向杜聯借過錢，或許杜鳳治在京的金融活動得到了杜聯的幫助。杜鳳治諳于生財之道，晚年由廣東知縣賦歸，宦橐頗豐，日記中有記錄放貸生息之事，內侄何濬為其管理賬房。

周星譽《鷗堂日記》，向杜鳳治借錢，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越縵堂日記》稿本與石印本中的“五樓”

咸豐十年冬，李慈銘借二十兩給杜鳳治寄回家用，此時杜鳳治已三娶，子女多，家累重。李慈銘對他的窘境起初尚存同情，杜鳳治答應年前還十兩，次年春再還十兩。然而到了除夕，杜僅還回成色不足的四兩，經催討后又還四金，且“辭色已甚惡”。李慈銘只好繼續追討，杜鳳治則推托說家中尚未收到銀兩，待家書到京、確認收到后，再行償還。李慈銘雖感無奈，卻也無法與之絕交，只得轉而向呂耀斗借款應急，并重在日記譴責杜氏品行差，咸豐十一年二月朔：“夜作書致杜五樓，五樓貧薄無行，性尤險躁，人畏其口，士夫無加禮者，乃諂事胥吏賈客，因緣為奸，丑狀百出。予自己未入都，憐其落托，頗曲意周旋之。而五樓以予官事不成，又落第，遂漸肆輕侮，其人文章不通一字，而妒賢嫉能，無人足當其意。以予頗有時名，益忌很，其日記中極口毀蔑，若有殺其父母之恨。予初不知，洎有人為予言，予亦笑置之，反待之益謹。去年冬，再三求予為匯寄其家銀二十兩，且言歲末僅能還其半，以半期來年春初，予哀而許諾。至除夕，僅還低色銀四金。予相需頗急，再往索，復得四金，而辭色已甚惡。今年正月，杳無嗣音，月杪往責償，五樓初言家書必不能達，繼遂言須俟家信返時始還，反覆狡獪，莫能殫述。吁，世途之險如此，可勝嘅哉？此輩齡齪寒人，市井亡賴，本亦不足記錄，特欲以示子孫無近小人，故不惜污吾筆耳。”

這段記載頗為詳盡，且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杜鳳治的日記并非始自現存版本所載的同治五年四月，而是早在咸豐末年便已開始撰寫。可能杜氏自認為在出任廣東知縣之前的經歷乏善可陳，因而私下將早期日記焚毀。不過，他亦不免受當時風氣影響，常將日記在友人間傳閱，遂有人將其中的憤激之詞密告李慈銘，李卻只是一笑置之，杜鳳治的所作所為在他看來并不足為奇。

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李慈銘寫道：“作書致定子、致五樓，一為緩債，一為索債也。”直到九月十九日，杜鳳治才攜家書前來，證實其子確已收到二十兩銀，遂將余下的十二兩如數歸還。“雪甌、五樓來，五樓以家書見視，知其子已見過家慈，即日取匯銀二十金。”（《越縵堂日記》）這二十兩欠銀，自除夕拖至次年九月方得清償，足見漂泊京師謀官者生計之艱。

至同治二年，李慈銘向杜鳳治商借二十兩救急，卻遭到拒絕，他徹底認清杜氏“鬼蜮”之面，幾乎與之斷交。他在二月十六日記錄自己多方籌款之難，并提及早年因杜鳳治等人之故，陷入銅局虧空案中，被迫補銀，憤懣不已。四月二十九日又記：“得杜五樓書，言借銀無有。此人鬼蜮百出，屢設計相圍，而又屢來請托，今委以小事，竟不應，可恨。”李、杜間前后兩個“二十兩”，導致關系由和氣到決裂。

《越縵堂日記》，雖抹處“五樓”尚可辨認

杜鳳治雖以舉人身份通過“大挑”獲授知縣資格，但實際補缺遙遙無期。加之第三任妻子病故，全家生計艱難，他無法再空耗光陰。據其自述：“癸亥夏韓姓繼顧，予即假館于韓。自計揀發難憑，馬齒日長，偶有余力，忽興入貲之想。”（《杜鳳治日記》書首）于是在同治三年春，他放棄常規候補途徑，轉而借助捐納制度，通過出資謀取一個能盡快實授的知縣職位。這一過程中，他曾多方托人協助，如周星譽日記中咸豐九年六月初五便記有：“得五樓書，托代謀捐項，即復。”歷經數年努力，至同治五年三月，杜鳳治終于獲授廣東廣寧知縣，開始籌措赴任路費。

此時李慈銘也因捐官耗盡家產，京師居大不易，正為籌措返鄉川資焦頭爛額，在杜鳳治出都兩個月之后，他以戶部郎中告假還鄉。杜鳳治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五離京，赴廣東廣寧知縣任。因此同治四年出都后，二人再無交集。光緒二年二月初六日，李慈銘日記中扔對杜鳳治滿腹仇恨，“偶取庚申日記檢一事，因將其中怒罵戲謔之語盡涂去之，爾時狎比匪人，喜騁筆墨，近來暫一翻閱，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滅，行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猶知依循名義，拘牽繩檢，無大過于身。今去此讕言，便覺心目為之一快，附記于此，以警將來。是年與匪人從跡最密者，今南海知縣杜奉雉，今亦悉滅去其名，無俾僉壬污我簡冊。”（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杜奉雉”是“杜鳳治”的污名化，李慈銘以此表達厭惡、絕交之意。

杜鳳治日記《閑居隨筆日記》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寫他前幾日去了趟會稽縣衙，想到曾在這里批閱李慈銘的縣試卷，給他第一名的好成績，現在居然也中了進士，“李以郎中需次都門最久，不記何科捷鄉舉，年已四十余，又捷南宮，年近大衍，仍然在戶部浮沉，補缺無期，而聲犖卓卓，為一時名士之冠，而人品則卑卑不足道矣。今年已五十有四，身體向來虛怯，群謂其不壽，而已如許年歲，然與許皆無子，許不聞家中尚有何人，人世浮云變幻，枯菀難知，想蒼蒼者必有意于其間也。叔蕓亦性弱善病，而今年已五十七，又得運使大缺，亦出人意計之外。人事難知，天道更難知，惟有如《聊齋》所云，合眼放步，任造物之低昂而已。”這是杜氏僅此一次正面提及李慈銘，此時他已歸田二年，子孫繞膝，大開商鋪，可謂志得意滿。突然在某一日憶起天外故人：印象中周星譽、李慈銘“性弱善病”，如今卻是李氏中進士、享大名，周氏官兩廣鹽運使肥缺（運署號稱金穴），皆“出人意計之外”。莫非杜氏曾解析二人八字，逆推其不壽、不達？落筆之時想必不能心平。他給李慈銘的卷子判了第一名，三十多年后仍記憶真切，但恐非李慈銘所樂于提及者。

杜鳳治對周星譽充滿感念，晚年也經常通信。他在同治五年四月初八日寫道：“叔云信來，作長函答之。留京十余年，與叔云無間目不通函者，積已盈篋……擬擇其議論有見而書法佳妙裝裱為屏，懸之座隅，以志交誼。”（《杜鳳治日記》）然而這段情誼也并非全無間隙，杜鳳治曾在日記中暗諷周星譽“又懶又暗，一經得位，授柄家人，己則高臥”，似已預見周氏之后被劾罷官的結局。巧合的是，在杜氏諷刺周氏之兩月前，李慈銘也記下周星譽的舊仆主動前來揭發，“舊寓傭媼王來敂歲，備言其故主人周星譽公私不法事，賞以錢二千”，家仆之言雖未必全然可信，李慈銘輕描淡寫，但其間的微妙態度，頗值得玩味。

石印時“周”下二字被遮蔽，據陳乃乾《<越縵堂日記>之□》，二字正為“星譽”。

杜鳳治日記

李慈銘賣良田，杜鳳治四處借貸，他們傾全家之力謀求一官半職，只身赴京，處境窘迫。與此同時，太平軍橫掃浙江，兩家親人命運凄慘——李慈銘的母親與弟妹八人逃入山中，家宅遭焚毀；而杜鳳治家中傷亡更為慘重，兄長、妻子與孩子皆染瘟疫而亡，一位弟弟更被太平軍擄去喪命。正如杜鳳治在日記自序中寫道：“發逆算陷越城，吾鄉九被蹂躪，搜掠一空。兄以病亡，弟以擄死。荊室婁宜人亦染時疫，值幼子桐兒先一日殤，繼又探賊復至，驚痛而歿。”（《杜鳳治日記》）

李慈銘與周星譽經常談詩論藝，以雅人深致自居，他們的日記屬于典型的文人日記，杜鳳治的日記則以專記公務而聞名。杜鳳治任廣東知縣十四年，勤勉務實，他看不慣周氏的“懶政”，但自身旋于錢谷，又恰是李慈銘眼中所謂的“俗吏”。他們各自起伏的人生軌跡被真實地記錄在日記中，成為動蕩時局中一段沉郁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