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義和團拿起刀槍

1

1891年5月，俄羅斯皇儲尼古拉·羅曼諾夫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西伯利亞鐵路開工，之前取道訪問日本。在對京都藝妓們的東方式溫柔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王子于滋賀縣大津城的一條大街上，被一個日本警察剁了兩刀。

這里需要交待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語，意為“統治東方”，此地還有個中文名字叫海參崴。在1860年之前，這個太平洋良港屬于大清。在當今中俄友誼的光芒中，俄羅斯官方宣稱這個城市的歷史“始于1860年”。也就是說，在歷代俄國朋友文武雙全的招數下，那個地方1860年之前的歷史被清除干凈了——至少中國人是一個不剩了。現在只是不時會有中國人笑嘻嘻地從中國跑過去和俄國人合影，共敘友誼。

所以，1891年的尼古拉王子，和他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俄羅斯統治者一樣，覺得沒必要把中國人放在眼里。不過他需要考察一下日本人。這段交待看似無甚必要，其實和下文關系密切。

1891年的日本，眼看著他們千年來奉若神明的中央帝國被西方人揍得神智不清，他們自己也被小揍過幾次。雖然被迫搞了幾十年維新，但效果還未得檢驗，所以對這幫牛高馬大的白種怪是小心翼翼。

所以這次對尼古拉王子的接待下足了功夫：王子乘坐的軍艦抵達長崎港時，港口內的社會船只都被攆走了，剩下的都高懸俄羅斯國旗。二十多位大日本央級高干專程迎接，京都還破例在并非祭典時節舉行了著名的“五山送火”儀式，讓王子看個熱鬧。

總之稱得上“舉大和之物力，結大鵝之歡心”。王子到達大津城時，全城也是萬頭攢動，彩旗飄飄，這么說吧：快趕上一百多年以后中央帝國歡迎大黑哥的陣仗了。

之所以加了個“快”字，是因為畢竟沒有封路清場，尤其是，安保人員沒有政審。問題就出在這一點上。

那位動刀的日本警察叫津田三藏，本來應該是保護尼古拉王子的。但這哥們兒突然發作，掄起軍刀——不錯，就是那種所有中國人都在國產影視中見過的日本軍刀——就是一下，然后又是一下。

看來他是想直接給王子斬首的，但刀法不準，力度欠缺，只在王子右耳處留下一道長疤，搞得這位日后的尼古拉二世沙皇終身成了帽子控。

此事史稱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點北邊有個湖，所以還有個中國人會覺得別扭的別稱：湖南事件。

2

在遭到軍刀兩連擊之后，王子落荒而逃。兇手試圖追殺，但是被一位人力車夫用他的東方的士絆倒——不知道這位日本祥子算是出賣英雄的日奸還是識大體顧大局的愛國者，抑或只是一個就覺得在大街上砍人不對的普通好市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祥子遇到這種事肯定會躲開，這一點已被當下無數在大街上目睹砍殺而沉著躲開的中國人所證實。

兇手很快被制服，但沒有人知道他的動機。

或許是看著女同胞跟大洋馬玩得太開心，讓三藏警爺悲從中來：雖然藝妓本來就是娛樂業，可我怎么就玩不起！玩不起，這叫階級仇；被大洋馬玩了，這叫民族恨。這一仇一恨，特別容易埋藏在基層群眾的身體里，一旦涌上來，不管軍刀還是U形鎖都很容易掄出去，連槍眼都敢堵。

每次有了這種惡性事件，大家都會猜原因，但猜來猜去都對不準“要讓基層群眾找得起小姐”這個正確方向。

津田桑對自己的動機拒不交代，只給了一句話：“我不會給國家添麻煩的”。從此話分析，他可能是位愛國者，這就使得事件的逼格一下提升了。

可能他不僅是基層群眾，還是一位基層戰略家，經常下夜班后在深夜食堂和鄰里討論日升歐降的大勢。有關方面為接待一個白夷而大張旗鼓，在他看來是有失國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是接待黑夷，或許可以忍。但這需要更高的愛國境界，不知他能否達到。

也許他是預謀作案，在家里磨好了刀，出門前焚香沐身，朝著江戶皇居的方向默念“誓誅此西賊以護我國格！”

但從他兩次暴擊連西賊的耳朵都沒砍下來這點看，刀不像是磨過的樣子。所以他也許是激情作案，看著尼古拉王子突然覺得大不爽，或者突然感覺時和勢在他那一邊，于是原地掉頭，果斷出手。

總之，這位津田桑，大概率是一位義和團壯士，至少是一位精神義和團。借用當下中國愛國者熟悉的表述，就是“精義”。

3

在我寫初稿的時候，此處原本飆了好幾千字，對日本義和團和其它義和團進行比較研究。

直到一位朋友跟我吐槽：其實我很少讀你的文章，因為太特么長。

朋友說：你以為還是給報刊寫稿，論字收錢啊？你現在只是個自由寫作者，和自由職業者一碼事。自由職業就是沒職業，自由寫作就是寫了沒錢。你費那么大勁干什么？動不動就比較研究，也不想想有人看嗎？透著你的本行是比較文學是吧？要比較就去寫論文，還能騙點經費。

一席話點醒我夢中人：文章太長，這是個病，得治。

比較還是要比較的，不過要另寫一篇來比較。

所以在這里只能說：不錯，日本也有義和團，而且比中國早了將近半世紀。

所以回到精義君津田三藏：壯士一怒，舉國皆驚。

準確地說是兩國皆驚。尼古拉皇儲捂著耳朵遁回自家軍艦，估計內心有一萬個黑人問號和同樣數量的草泥馬驚嘆號。

明治天皇次日即派出自己的御醫前往“調理”，不過俄國人對東方醫術未必有對東方藝妓的那種好感。然后天皇帶著三位親王御駕親往，在被俄國人不給面子地拒絕一次之后仍不改初心，終于登艦向王子當面表達“不勝痛惜之意”。

不知道天皇鞠躬沒有，但想必幾位親王是“嗨”個不停。

事實上，很多人擔心天皇上人家的軍艦有危險：老毛子脾氣大，搞不好會動粗。但天皇堅持親臨險地。

日本政府當然也忙不迭地通過外交渠道正式道歉，承諾嚴懲兇手。

更重要的是民間的反應：上至國會，下至村落，向尼古拉皇儲，甚至遠在彼得堡的皇儲他爸，發去了上萬封信件和電報，撫慰王子那顆受驚的心靈，和那只受驚的右耳。

那個年代，發電報是很昂貴的，可能發不起電報的民眾就動用了國學——千紙鶴。他們折出上百萬支，祝愿王子早日痊愈。全日本學校停課，師生們涌向神社寺院，為尼古拉王子祈福。

有些反應簡直有點離譜。例如津田三藏的家鄉山形縣金山村，認為津田三藏這個名字給家鄉丟了人，于是禁止以“津田”為姓，“三藏”為名。不知該村人民從此還讀不讀老大哥的經典《西游記》。

作為離譜的高潮，一位叫畠山勇子的年輕女子，公開抹了脖子。事實上抹脖子之前她先在自己胸口捅了一刀，之所以沒有切腹，大概因為她不是夠資格切腹的階層。這位女壯士留下一封遺書，To尼古拉王子：“愿我的死能讓您不要記恨日本。”

4

看得出，雖然精義君津田三藏成了萬人嫌，但整個日本社會仍然洋溢著義和團的氛圍。他們認為國家，尤其是代表國家的天皇，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為國家和天皇犧牲，是理所當然之事。

當然，這很蠢。但蠢和蠢還是有區別的：必須強調，這種日式義和團，相比于其它義和團，是一群真正的愛國者。

如果用科學的語言，這種人的化學成份都是銻（Sb）。但銻和銻也是有區別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整個社會洋溢著濃重的銻味，但銻味中還透出一種簡單質樸的氣息：講道理。

日本人民第一時間作出了簡單質樸的價值評判：不管你怎么討厭老毛子，這個人沒招你沒惹你，你莫名其妙砍人就是不對。

有人說日本國民的行為不是因為尼古拉王子受了委屈，而是因為天皇受了委屈——人民心疼天皇了。這是可能的，而且也很蠢。但畢竟沒有蠢到因為心疼天皇而更恨老毛子，因而再去多捅幾個的程度。

有人說學生停課是因為擔心俄國開戰，為孩子們的安全著想，這也是有可能的。但換一種義和團，他們就會把“童子”排在前隊去抵擋槍炮，而且一直保持著教孩子使用模擬爆炸物的傳統——以前是手榴彈，后來據說發展到了炸藥包。

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是那位畠山女壯士：在濃濃的銻味中，她被描述為“為國獻身”的“憂國烈女”。后來出現了諸如女生出賣初夜為吉野號（不錯，就是在甲午海戰中出了風頭的那個吉野號）集資這類事，和她的影響不無關系。如果借用日式語法，這類以犧牲自己身體為能事的女蠢貨可以叫“女身銻”。但女身銻們也維持著一種最基本的道理：怎么銻都可以，但只銻自己，不銻別人。

換一種義和團，就知道這種品質有多可貴了——因為這種義和團里從來沒有拿自己開刀的，永遠都是拿別人開刀。如果他們中出現個把抹脖子的，那我倒是樂見。雖然我不會改變我的評價，但是會送上我的尊重。

總之，對日本人民而言，津田三藏是只過街老鼠，不是因為他愛國，而是因為他干了蠢事。金山村禁止以津田三藏為名，使人想起另一個義和團“族譜除名”的典故。兩件事都很銻，但又有大不同。除名是因為不愛國，禁名是因為干蠢事。也就是說，有的地方認為不愛國就是漢奸，而日本人認為干蠢事才是日奸。

日本人民再次講了一種道理：雖然全社會都是銻，但他們知道討厭大銻。

而我們知道，換一個社會，如果全社會都是銻，他們就會崇拜大銻。大V一個個倒下去，大T一個個站起來了——就像老領導曾莊嚴宣布的那樣。越大的T粉絲越多，搞得T們爭先恐后地做大做強。有人管這叫糞位上漲，我覺得可以叫“卷T”。

在人民之后，說說日本官方的態度：他們并沒有說“這是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而是老老實實認錯道歉。然后轉過頭來，打算把那個惹麻煩的神經病宰掉給老毛子出氣，讓這事趕快翻篇。

然后，一個偉大的日本人出現了，為整個湖南事件貢獻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高潮。

5

此時，明治維新已經進行了23年，理論上講，日本應該是一個法治國家。

而根據法律，在耳朵邊砍個疤，肯定判不了死刑。所以內閣開了會，決議依據“大逆罪”處決津田三藏。所謂“大逆罪”，指日本刑法116條的規定：凡傷害皇室成員者一律處死刑。

有法律依據，有組織決定，國人皆曰可殺，所謂合理合法合情，看來很難找到比津田之死更眾望所歸的事了。

但這時偏偏出了個硬茬：兒島維謙；提起了一個誰都沒留意的話頭：司法獨立。

這個剛上任幾天的大審院（相當于最高法院）院長認為：116條中的“皇室成員”僅限于日本皇室，外國的不算。

內閣都快瘋了：還要不要組織領導了？從首相到半個內閣輪番施壓，卻連本案法官的面都見不著，理由是：司法獨立，審判前不宜與行政官員見面。

不管說內閣有決議，還是說與俄國有協議，對兒島維謙都沒用，理由是：司法獨立，審判只認法律。

總檢察長和法務大臣聯名發布敕令，規定對刑法116條可進行擴張解釋。你不是要依法嗎？我們改法律總可以了吧？

兒島維謙說：依據刑法總則，法不溯及既往。你們要改可以，但只能管以后的案子，管不了本案。

內閣無計可施，問：不判死刑，若俄國開戰，導致日本亡國滅種怎么辦？兒島惟謙答：“若日本因此亡國，那就讓它亡國吧，至少世人將記得日本曾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

這是津田事件中真正震驚世界的部分。那些先期進入文明的國家驚異地發現，這個狹窄的東方島國也開始跨入文明的門檻了，于是他們也開始尊重這個國家。

如果要說講道理的話，這里又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你是個蠢貨，那人家自然用對待蠢貨的方式對待你；如果你不是蠢貨，那自然能獲得正常的對待。只是問題在于蠢貨們很難看到自己的問題，總覺得自己苦難深重飽受欺凌，卻不會分析一下自己的化學成份。

本文是一直在說日本義和團，一直說那時的日本人也是銻（為什么要說也？）。兒島維謙是本文中第一個不是義和團、也不是銻的日本人。在堅持己見的時候，他可能自己都想象不到他對自己祖國的貢獻——在有的國家努力證明自己就是銻的時候，他向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國家正在改變化學成份。日本人后來稱之為護法之神，而我認為毋寧說此人是日本之福。

但必須指出：這個人沒有被批倒批臭、被罷官、被棄市、被嫖娼、被失聯，能為他的祖國做貢獻，恰恰也是因為他那個當時充滿銻味兒的祖國還保持著最基本的簡單質樸的素質：講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講，生于那個國家，也是兒島維謙之福。

津田三藏最終被判服終生勞役，內閣內務大臣、法務大臣、外務大臣因干涉司法未遂而辭職。尼古拉皇儲頭纏繃帶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了鐵路開工儀式，內心大概充滿對“野蠻的東方毛猴子”的憤恨。

13年后，日俄終于有了一場戰爭，不知道尼古拉二世沙皇在下令開戰的時候，是否撫摸著右耳邊的刀疤。

東方毛猴子用他們的勝利給尼古拉沙皇送去了二次傷害。但我認為，戰爭為他們贏得的尊重，遠遠少于兒島維謙用文明贏得的。

由于本人的一貫風格，有時候不太容易看清我在說正話還是反話。所以我必須說，在提到兒島維謙的時候，我始終懷著真正的敬意。日本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有一位每年都被談論得獎可能性的作家，但日語中最偉大的句子，我覺得是兒島維謙那句“那就讓它亡國吧！”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個不知名的日本青年在回答“如果有關方面需要你上戰場你去不去”的時候，面不改色地說：“需要青年去送死的有關方面，就讓它倒臺吧！”這時我知道，那句日語中的偉大句子，已經偉大到平凡了。

6

1891年還沒結束，津田三藏就死在他服刑的監獄里。一直有人認為是日本官方終于對他下手了，但我覺得有可能是他遭遇了難友中的義和團。

某種經驗告訴我們，牢里不光有義和團，而且可能密度最大。

所以津田桑絕不是日本最后一個義和團。在他死后的第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終于戰勝了隔壁老大哥，李鴻章中堂肩負著全國人民的重托赴日和伊藤博文討價還價，希望少受點損失。一個叫小山豐太郎的傻銻，大概是覺得鴻章中堂的存在阻撓了他“馬踏北京賞菊花”的壯志，在馬關的大街上沖著鴻大人的臉上甩了一槍。

這一槍并不致命，但造成的傷害明顯比津田三藏前輩的軍刀嚴重，鮮血染紅了李大人的黃馬褂。據說在接受探望時，李大人滿懷后怕地和日方首相及外相等人分享了對4年前那次軍刀揮舞的回憶。

日本朝野再次迅速作出了價值判斷：這事是我們沒理。

天皇輕車熟路地派出御醫（以及御護士）前往治療，并發布圣旨表示歉意。內閣也沒有說“這是又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而是首相打頭慰問致歉。

日本各地團體及個人紛紛致電致函以致上門表示歉意并贈送禮品慰問，大清代表團下榻處據說是“人山人海”。而且——并沒有警方阻止驅散，以及收走慰問品。

如果換成另一種義和團的眼光來看，這簡直是對境外勢力的明目張膽的和有組織的呼應了。

據說，當時日本上下對李大人的普遍同情使得時任外相的陸奧宗光都感到了壓力，后來他在著作中感慨日本人民的“輕浮”：“昨天還充滿著勝利的狂熱、欣喜若狂的社會，似乎已經陷入了哀悼的悲慘境地。”

我覺得，這位日本外交之父，顯然沒見識過什么叫真輕浮。

鴻章中堂在馬關極盡舌辯之能事，只得了伊藤首相一句“辯論只管辯論，賠償不能減少”。唯一的成就，倒是因為挨了這一槍，賠款一項從白銀三億兩降為二億兩。據說李大人拿出了滾刀肉的姿態，說“那就讓我再挨兩槍吧！”

所以，日式義和團小山豐太郎那一槍，被公認為史上最貴的一槍。

3年以后，中國也有了義和團，但這場運動什么時候結束，我還真不清楚。

李鴻章中堂的狼狽，想必是義和團壯士們“苦難深重飽受欺凌”的敘事的一部分，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不過他們可能不知道李大人心中的痛。

在日本經受了“飽受欺凌”同時又被“多方撫慰”的冰火兩重天之后，李大人回京面圣。跪在太后老佛爺面前，他戰戰兢兢地掏出沾血的黃馬褂奉上，痛陳自己死里逃生的經過。

我不知道老佛爺是否收下那件馬褂送進歷史博物館，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朝馬褂看了一眼。我只知道她撂下了七個字：

“難為你了，還留著。”

我相信李大人心中是有痛的，只是他不敢說。

雖然李大人在伊藤博文眼中是“大清唯一有能力和列強一爭短長之人”，但在老佛爺眼中，他也就是一條狗而已，用不著跟他講理。

當然，李大人也是位高權重之人，在他的地界，他也是可以不講理的，想剁誰就可以剁誰。

以此類推，等而下之。州官可以在本州不講理，縣官可以在本縣不講理，什么官都不是的，也可以在家里對老婆孩子不講理。

所以，在李大人的故土，大家都有不講理的習慣，每個人都可以對數量不等的人不講理。老佛爺擁有最終不講理權，可以對所有人不講理。

當本來只能在家里不講理的人開始走出家門不講理的時候，義和團運動就爆發了。

在歐洲人也不怎么講理的時候，思想家盧梭寫了《民約論》，說人在進入社會之前只是動物，參加了社會契約，才成為人。

我覺得這事可以表述得更簡單：人要講理才是人，否則就只是動物，可能是狗，可能是蛆。

或者用我的兄弟迅哥兒的話來說：其實世上本來有人，老佛爺多了，也就就沒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