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一名劊子手的老婆，正在門口曬幾枚人頭骨。

故事，清朝時期，一名劊子手的老婆，正在門口曬幾枚人頭骨。她長得很漂亮，面對白森森的人頭骨，一點也不害怕。
老楊頭家的這點事兒，坊間誰不偷偷議論，那天是光緒二十八年臘月初九，北風嗚咽，巷口的雪還沒化，老楊頭剛從衙門回來，肩膀上搭著一塊油布，油布包著什么，街坊心里都清楚。
門口那位正俯身翻弄什么的女人，身段窈窕，皮膚白凈，正是老楊頭的媳婦阿珍。
她手里拿著幾枚人頭骨，像是在挑揀自家曬干的核桃，把骨頭一只只擺在院墻的陰影里，晃晃悠悠，她的臉上沒一絲害怕，眉頭都沒皺一下，反而專注得像在給家里晾衣服。
鄰居小順偷偷扒著墻根看，心跳得厲害，可阿珍一回頭，竟還沖他點頭笑了笑。
那笑容干凈利索，仿佛門口曬的什么都不是，有人說，老楊頭命硬，殺人如麻；有人卻說，是阿珍心狠，才能跟著劊子手過日子，可誰也說不出，這樣的日子，到底是心狠還是心苦。
阿珍晾完最后一枚頭骨，擦了把手，轉身進屋，順手把門帶上，屋里傳來她和老楊頭說話的聲音。
她嗓音溫柔，問：“你回來啦，吃點熱的么？”老楊頭應聲，嗓門低沉：“今兒衙門催得緊，連個熱包子都沒顧上吃。”
阿珍把晾曬的頭骨收拾好，聲音平靜，像說著再尋常不過的家務瑣事：“這幾顆，明天一早就有人來拿，說是醫館要用。”
老楊頭點頭，神情沒什么變化，他們家這些年，靠著“額外的生意”過日子，衙門給的工錢少，日子要往下過，得想法子，骨頭、刀、布匹，這些東西在別家是晦氣，在他們家卻像柴米油鹽。
阿珍坐下給老楊頭倒茶，順手把桌上沾了血跡的布包收拾好，她的動作麻利，茶熱氣騰騰端到老楊頭手邊，兩人對坐無言，屋里一時安靜，只聽外頭風刮過門縫。
其實，阿珍并不是一開始就不怕的，剛過門那年，她見到屋里的刑具、帶血的麻袋，夜里常做噩夢，可日子一天天過下去，她慢慢發現，這一行里沒有誰是真狠，只有誰能熬。
熬著熬著，膽子也就大了，她甚至開始琢磨怎么把曬骨頭的活兒做得干凈利落，省得再添麻煩。
鄰里間難免背后議論，有人說阿珍漂亮，偏偏嫁給劊子手，是不是有點怪，可老楊頭心里明白，自己這點家底，能娶到阿珍這樣的女人，靠的全是命。
阿珍也不覺得自家有啥不一樣，她常說：“我們家能吃飽，全靠你這一刀一刀掙的，比起餓肚子，死人骨頭算什么。”
這話說出來，街坊們都不敢接，可阿珍說得理直氣壯，甚至帶點驕傲，她知道，自己過的日子別人不懂。
有人背地里議論，說她心腸硬，可她把頭骨擺正，擦干凈，像給自家孩子洗臉一樣認真，她心里明白，這世道，沒幾個人能選自己想要的活路，她能選的，是把日子過下去。
有一年，縣里換了新知縣，行刑的規矩緊了不少，人頭骨沒人敢認領，只能堆在衙門后院，老楊頭回家悶悶不樂。
阿珍看著他，沒說話，只是第二天一早，自己去衙門后院，挑了幾枚骨頭回來，她把骨頭用熱水泡過，曬在墻根，旁人看見了，嚇得不敢靠近。
阿珍卻覺得，這些白森森的骨頭，不過是她家飯桌上的一塊肉，是過日子的本錢。
有一次，阿珍去集市買菜，碰上幾個婦人議論她，有人指著她背后小聲嘀咕：“你瞅瞅，那就是劊子手的老婆，聽說手上沾血，臉上還笑得出來。”
阿珍裝作沒聽見，買完菜回家，路上腳步穩穩的，她知道，這世道，誰都不容易，她能做的，是讓家里人吃飽穿暖，管別人怎么說。
老楊頭有時候也會擔心，夜里他問阿珍：“你不后悔么？跟我過這樣的日子。”
阿珍翻身看著他，語氣里沒有一絲猶豫：“你心里明白，你要不是干這行，咱們早就餓死了，人活著，總得有個出路。”
其實，有些事兒連阿珍都沒和人說過，比如她有時候也會做夢，夢見那些曬在墻根的人頭骨變成了街坊鄰居的臉，朝她咧嘴笑。
她夢醒后，摸摸身邊的老楊頭，心里還是踏實，她知道，這世道，誰都在熬，她能熬過來，是因為心里有底。
有一年大旱，城里餓死不少人，阿珍照樣在家門口晾曬頭骨，街坊們反倒沒人再敢多嘴，有人還悄悄來敲門，問她能不能帶點骨頭去醫館換糧。
阿珍沒多話，轉身就去屋里取，她明白，日子難的時候，什么都能變成救命的東西，她能做的，不過是把這些“晦氣東西”換成家里的米面油鹽。
阿珍有時候會看著那些骨頭發呆，她想，這些頭骨原來是別人的親人，是別人的兒女，可到了她手里，就成了過日子的“家伙事兒”，她不覺得可怕，只覺得這世道就是這樣，誰都得靠點什么活下去。
其實，像阿珍這樣的女人，在那個年代并不少見，她們或許漂亮，或許平凡，或許心里也曾害怕，可只要日子還要往下過，就沒有什么是過不去的。
她們看著白森森的頭骨，心里想的不是害怕，而是明天的飯錢、孩子的學費、家里的油鹽。
這樣的女人，才是真正能撐起一個家的頂梁柱，她們不怕臟，不怕苦，也不怕人說，她們知道，活著才是最重要的，這些頭骨，不過是日子里的一個插曲，是她們熬出來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