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特朗普拒上最高法“審判席”，關稅案再掀巨浪，意欲何為？

11 月 5 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開庭審理一樁足以改寫美國貿易史的案件，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全球關稅制度的合法性之爭。令人意外的是，作為這一政策的核心推手，特朗普卻突然宣布缺席聽證會，理由是 “不想分散對國家重要議題的關注”。這看似個人選擇的背后，實則是美國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激烈碰撞，更是全球貿易秩序面臨的一次重大考驗。

這起案件的核心問題直白而尖銳：美國總統，究竟有沒有權力繞開國會，單方面對全球商品征收關稅？特朗普政府當年祭出關稅大棒，依據的是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他們宣稱，貿易逆差已經構成“國家緊急狀態”，需要通過關稅來應對。這套政策組合拳，包括10%的基準關稅、針對特定國家和商品的懲罰性關稅，甚至還有針對芬太尼的特別關稅，構成了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基石。

然而，這條“緊急狀態”的理由，在下級法院看來，站不住腳。今年5月，國際貿易法院一錘定音，裁定這些關稅“越權”，明確指出征稅是國會的專屬權力，總統不能打著“緊急狀態”的幌子濫用職權。隨后，8月份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也以7比4的壓倒性票數維持原判，進一步強調“貿易逆差并非法律意義上的緊急情況”。如果最高法院最終支持下級法院的判決，美國政府將面臨退還高達1萬億美元關稅的窘境，這對于任何國家的財政而言，都是一場“海嘯”。

但這場官司，遠不止于金錢的得失。它的真正意義，在于重新劃定總統權力的邊界。最高法院在2022年曾確立一項“重大議題原則”，簡單來說，就是總統在涉及國家重大政治經濟決策時，必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比如，此前拜登政府試圖豁免學生貸款，就曾因此原則被叫停。如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恰恰是對這一原則的直接挑戰。最高法院的判決，將直接定義未來美國總統在貿易政策上的行動空間，其影響深遠，甚至可能觸及三權分立的根基。

事實上，就在一個月前，特朗普還在高調宣稱，自己“有義務親自出庭”，甚至放話“輸掉官司會讓美國變得虛弱不堪”。當時，外界紛紛猜測，他會不會成為美國235年歷史上第一位旁聽最高法院口頭辯論的在任總統，要知道，即便有總統到訪最高法院，也多是參與大法官就職這類禮儀性場合。

然而，他最終選擇了“隱身”。這絕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謀略。

首先，目前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6比3占據多數，其中有兩位更是特朗普親自提名。可以說，最高法院的“風向”對他有利，政府內部也早有“預計會勝訴”的樂觀信號。此時的缺席，反而能巧妙地塑造他“不為個人作秀，只為國家利益著想”的形象，將焦點從他本人轉移到政策本身。

其次，特朗普也有“前車之鑒”。去年他申請旁聽有關總統豁免權的案件時被拒，此次主動缺席，無疑避免了再次碰壁的尷尬和可能帶來的負面輿論。

更深層次的考量，在于引導輿論。特朗普一貫擅長將復雜的政策問題，簡化為容易被大眾理解的口號。他將關稅包裝成“美國的保護傘”，反復強調“沒有關稅，其他國家會嘲笑我們，美國將陷入被動”。他的缺席，恰恰能將公眾的注意力從“總統是否濫用權力”這一法律細節，轉移到“關稅是否關乎國家尊嚴”這一情感層面，從而繼續強化其政策的民意基礎。這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腕，將潛在的法律風險，轉化為輿論的加分項。

正是由于特朗普的缺席，讓最高法院的歷史傳統再次浮現在人們眼前。雖然總統親自旁聽口頭辯論是頭一遭，但總統與最高法院的“交集”并不罕見。1969年，尼克松總統曾身著傳統禮服，在最高法院發表講話，紀念首席大法官退休，成為一段佳話。更早之前，包括林肯在內的八位總統，都曾在就任前后以律師身份，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展現過法律才華。

然而，這些歷史片段，都無法與眼前的這場案件相提并論。過去的總統涉足最高法院，要么是禮儀性的慶典，要么是個人職業生涯的印記。而這次，是圍繞一項核心的經濟政策，直接挑戰權力邊界的司法對決，其分量之重，前所未有。它不僅關乎關稅政策的生死，更將深刻影響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的平衡與走向。

這場發生在美國本土的司法辯論，其漣漪效應早已超越國界，牽動著全球的神經。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的關稅政策正在破壞多邊貿易體系，可能引發全球連鎖反應：各國為了自保，紛紛提高關稅壁壘，導致全球產業鏈重組、貿易規模萎縮，甚至可能將全球經濟推向衰退的深淵。

對于美國的企業而言，這場官司的結果更是生死攸關。許多企業為了避開關稅，被迫調整全球供應鏈，但他們很快發現，無論走到哪里，都可能面臨新的高關稅，最終只能硬著頭皮承受成本上漲的壓力。而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美國關稅政策的合法性與否，將直接影響他們未來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策略。如果總統的權力被最高法院限制，那么未來的貿易規則可能會更具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但如果行政權被進一步擴張，全球貿易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挑戰。

無論特朗普是否出現在法庭上，11月5日的聽證會都注定將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最高法院的判決，要么讓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獲得法律上的“通行證”，進一步強化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要么給總統的行政權力戴上“緊箍咒”，重新定義美國的權力制衡格局。而對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而言，這場遠在大洋彼岸的“權力博弈”，最終都將通過商品價格、國際貿易等多種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