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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是葛兆光教授對大學人文學科教學的看法,也是“葛兆光講義系列”的講授初衷。
此系列收錄葛先生多年講授的多門課程的若干講義: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中國經典十種》和《宋代文學十講》,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和《古代中國藝術的文化史》,針對碩士生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以及針對博士生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這些講義均歷多年增補和刪訂,內容豐富而具啟發性。
我對大學人文學科的教學,曾經有個說法,“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很多朋友引用過,覺得我講得有那么一點兒道理。不過,說歸說,做歸做,真正能夠按照這種方式上好課,卻沒那么容易。
我在不同的大學講了三四十年的課,也換著各種主題講過很多門課,也曾盡力通過講課實踐這種理想,所以,準備課程和撰寫講義,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時間。不過,也因此從講義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論著,包括我的《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卷本,其實原本都是講義。盡管錢鍾書先生曾經在《圍城》里很諷刺這種拿“講義當著作”又拿“著作當講義"的車輪戰法,可能那是因為他不必總在大學講課的緣故。
我有一個基本固定的講義撰寫模式。為了準備講課,我常常用紙筆先寫詳細的大綱,然后在這些大綱上,貼滿各種抄錄了史料或心得的簽紙;在講述一兩輪之后,便把這些五顏六色亂八糟的紙本,轉錄成電腦格式的文本,接著再把它打印出來,在天頭地腳左邊右邊批注種種文字,并且繼續貼滿修補的簽紙。這樣經過三五輪增補和刪訂后,就成為最終的講義,而我在完成了最終講義之后,也就不再講這門課了。為什么?因為既然已經完成,自己也已經沒有新鮮感了,這就仿佛《世說新語》里說的王子猷雪夜訪問戴逵,“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其實,好的講課人自己講述也是要“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那種憑一本講義照本宣科講幾十年的事兒,我還真做不來。
講義和著作畢竟不同。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見,而講義最重要的不僅要明白,還要有知識。這個"葛兆光講義系列”,收錄了我多年講課講義的最終修訂稿。除了已經丟失的《中國史學史講稿》,已經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冊)之外,這個系列大概應該包括以下若干種講義,即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中國經典十種》和《宋代文學十講》,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和《古代中國藝術的文化史》,針對碩士生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以及針對博士生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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