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銳齡：憶鄭毅生師

1946年我在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讀書時，最初系主任是姚從吾先生，后來姚先生去河南任河南大學校長，鄭毅生師遂以教授、北大秘書長兼史學系主任。第一面的印象已記憶不清。他在事務叢脞之馀，給我們開明清史課程。那時鄭師大概近五十歲了，發往后攏，臉色紅潤，態度和藹，笑容滿面，戴著近視鏡，穿著一領潔凈的長衫，手持一疊卡片，滔滔不絕地講授，雖自云祖籍福建長樂，可是說的是極流暢地道的北京話。因為明代政治史上故事較多，如“一條鞭法”、“移宮梃擊紅丸三案”等，先生講得本末分明，條理清楚，引人入勝，所以系內外聽講的學生很多。

當年，系內不少同學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我聽到他們對校訓導長的議論盡是負面的，對毛準(子水)教授的評論也多微詞，說他奔走出入胡適公館，以致在史學系開的中國科技史課程，很少有人選讀。唯獨對鄭秘書長沒有人說他不好。

記得有一天，在圖書館一樓的西側大閱覽室讀書，案的左邊是一長排開架的文史古籍，多是叢書類書,忽然抬頭看見胡適校長，由鄭先生等陪同從一樓大廳走進來，一邊走一邊談些什么,只聽見鄭先生說：“那是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他們在室西端停了一會兒，就離開了。此時讀書的同學們都治學如常，并不起立，先生們也不干擾大家。不知為什么這件事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回想，往淺處說，是當時我知道那長長的書架上就陳列著樂史的這部書，更深的是那時學校的學術氣氛、自由民主氣氛，沁透了內心。以此一小事論，胡校長或許來館視察，但不擺官架子，就如此而已；而一校的秘書長鄭先生本人亦即學者，陪校長談史學要籍，也事屬平常。不像近年衙門化的學校和科研單位，領導者親臨某處，必發指示，而主持事務的要員從來不親書本，專以交際奔走、財物出納為能事。

1947年夏，我本科畢業后家居，忽然一天鄭先生通知我來校，當時秘書長在以孑民紀念堂為中心的中式院落的西房內辦公，我們學生一般都不到這里，辦公室內外兩間，清潔得一塵不染，外間有一位老年工友值班，先生在里間，見我就給我一封信，介紹去北平市立第二女子中學教書，并夸贊了幾句。我很興奮地退出，以后就在該校教高中歷史，到1949年解放后還在私立貝滿女中兼課；同年秋，我考入北大文學院研究部，才獲準離職。在此前準備應考時，借讀同學袁良義聽鄭師的隋唐史課筆記并讀了新刊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論略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獲益良多。也約在此時購得鄭師在抗戰后期刊印的《清史探微》,序言云“早失怙恃，未傳家學，粗涉典籍，未能通貫”,又云“南來以還，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間恒在警報迭作晨昏野立之頃”,讀來讓我深深感動，至今仍回旋腦際，因由此足見先生為人的謙虛和治學的勤苦，是我的楷模，至于文筆的典雅，還在其次。

在研究部我真正聽課讀書不到兩年，屢因頻仍的政治活動及運動打斷。學生們的情緒是興奮浮動的。許多領導人物來校做報告，就中只有陳毅報告里敦勸我們學習董仲舒讀書三年不窺園，學好本領，服務人民，其馀的都是講解形勢、宣傳政策、強調政治第一。我還兼做助教、研究生團支部工作，曾陪民主人士參觀土地改革。1951年冬鄭師也帶著學生去江西泰和參加土改。

1952年1月北大開始三反運動，接著轉為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停課幾達半年。三反運動由馬寅初校長動員、湯用彤副校長帶頭檢討，全部教職員卷入，是北大第一次政治運動。當時我助辦系務，也是史學系教師學習小組的一員。鄭先生在1月下旬自江西回來，參加稍晚，對前面的事一概不清楚。如揭發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有先生下屬包某、梁某二辦事員涉嫌貪污(專設一調查委員會，究竟結論如何，不知)等等，系里就議論鄭先生在北大任職時間長，知道內幕事情多，應該揭露并檢討官僚作風。鄭先生對我說他回京一聽到包、梁問題，就閉門思過，等候審察，從來不知道應主動做檢討。據我殘破的日記，2月3日，他約了鄧廣銘先生、李克珍、陳楠和我，試做檢討，但只是歷史交代；4日在史學系教師組內做非正式檢討；23日面對全系師生做正式檢討。聽眾，尤其是老師們，則要求他揭露蔣夢麟、胡適主政時代的內幕，檢查對史學系教學工作中的缺點，先生當然同大家一樣，也徹底否定過去，說自己作風敷衍塞責，八面玲瓏，不當面得罪人，處處討好。總之，這個月內先生處于窘境，大小幾次檢討總未使人滿意。可惜他的2月23日發言要點我沒有記下。值得注意的是：當胡適校長1948年倉惶離京后，校務由湯用彤、鄭天挺、周炳琳主持，至是，湯先生為副校長，不得不率先做自我批評，周先生則是全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鄭先生只不過在本系內做檢討而已。就我來說，如果先生確有嚴重問題，必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至今仍想不起來什么。

在同一組內楊人楩先生屢屢對我說，鄭先生解放前任秘書長十八年之久，為人清廉少有；勝利復員后，他不住北大的教職員宿舍，為了避嫌，寧肯外面覓房住，這是難得的。但有位先生則抱異議，有一天，他和我到鄭先生家談如何“洗澡”過關。——現在一點也回想不起鄭先生住在什么街巷，只記得在平常的一間北客廳里談話，屋內陳設極簡單潔素，書架上有風行一時署名馬鐵丁的談思想改造的雜文小冊子。——該先生屢屢質疑，惹得鄭師發了脾氣，滿面通紅地說：“你是不是因為從東北回來，系里聘請你，未給講師職務，心里不滿而這樣逼人呢?”他則語塞。鄭先生立刻改容，后悔說：“剛才是我失態失禮，實在對不起。”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向和藹的鄭師發怒。后來黨委派王學珍同志約該先生及我商量運動事，記得在紅樓二層東側北面的一間屋內，王學珍靜聽我二人談話，該先生力言鄭天挺任秘書長十八年，不可能沒有貪污，我說：“說他貪污，須拿出些證據。據我所知，鄭先生注意操守，不是這樣的人。”該先生怒斥我“狡辯”,隨即改口說：“這話說重了!”倒是王學珍和氣地說：“看來應該讓鄭先生下樓了。”這樣，先生的檢討才得通過。

在史學系學習小組內開展批評時，鄧廣銘師一向議論風生，詞鋒銳利，笑著說鄭先生言行整飭，大似李光地。會后，鄭師含慍對我說：“他說我是誰不行，說我是李光地!”可是他為人寬厚，對鄧師并不計較。我當時想，換另一個人處在鄭師的地位，必結怨不解了。

運動結束后實施院系調整，先生即被調至天津南開大學，從此離開他大半生的生活重心北大。同時湯用彤副校長叫我們這批研究生全部畢業。我服從人事部分配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從事民族工作，主要在西藏方面，平日起草文件、報告、電報等，工作繁重，只能用很少的業馀時間溫習舊課。1955年結婚后，更沒有閑暇治學了。

1956年初，中央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號召知識分子歸隊。一天，先生從津來京蒞臨我家，問我能否去南開，我當然愿意回大學。稍前，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向達先生也愿我去他那里。可能兩方都發來公函，而部里不放。雖然這一年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大的問題引發動蕩，但國內政治空氣卻一度寬松平和，大家覺得我們正走上一條社會主義民主的新路。尤其最高領導人提出雙百方針，倡言接受批評和倡議，我不知這是策略，1957年遂因言語獲罪，戴上右派帽子，從此成為不可觸者長達二十一年，期間不敢再與舊日師友接近。

1960年，我在下放勞動兩年多后被分配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一次關于滿族入關前的社會性質問題討論會，許多名人都到會了，很巧先生與我在今復興門內大街的北側人行道上不期而遇，我們都在赴會途中，走得匆忙，無暇多談，先生忽然問我：“前面走的那個人是誰?”我答：“先生治清史，這人怎么不認識，他就是宣統啊!”那次會上溥儀也發言了，一開頭就長篇檢討，主席笑著阻止，讓他趕快進入正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央撥亂反正，我也得到徹底平反。1980年4月8日至12日，在北京市京西賓館召開的史學會重建會議，又一次見到鄭師，鄭師風度依然如舊，我向他簡單地報告了別來情況。

大會代表一百六十多人，醞釀領導集體即理事時，記得會場上鄧廣銘師等提出鄭先生是最好的人選，長身玉立的劉大年先生忽然在前排起立，力言唯有張友漁先生勝任。大概因為這一組織將有國際活動，故黨領導似乎要用張友漁掛頭牌，劉則受命促成之，最后全會實行民主無記名投票，鄭師年高德劭，以最高票被選為史學會理事，法學家張友漁先生反居后列。據我的記錄，理事61人，前11名及得票數如下：

鄭天挺125

周谷城124

白壽彝124

鄧廣銘123

黎 澍123

劉大年123

韓儒林122

夏 鼐121

唐長孺120

翁獨健120

譚其驤119

復由這61名理事中選出15名常務理事，再由常務理事中選出5名組成主席團，此即鄭天挺、周谷城(執行主席)、白壽彝、劉大年、鄧廣銘。鄭先生仍居首位。

從此以后，我再沒有見到先生，也未寫信問候。原因是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經受的磨難，使我由年輕時的活潑好動變為習慣于沉靜獨居。深感時日一去，何可追攀，書劍無成，慚對恩師了。

先生解放前任北大秘書長十八年之久，責任之重，事務之繁，可想而知。而百忙之馀，先生在清史研究方面撰寫了若干篇重要論文，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此外，還寫出論發羌、附國的地望、論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羅常培先生語文論著序等文，讀來即知先生古典文史修養的寬博精深，是我們這一輩人難于企及的。解放前后他任北大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52年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又任副校長，1960年后和翦伯贊先生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世紀末和譚其驤先生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完成嘉惠士林的這類大工具書，而他都躬親第一線戰役，不圖虛名，可以說他畢生精力都用在大學建設、史學發展這兩項事業上，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據我短時間的親炙經驗，感覺先生不但學問好，品德也很高潔，是世間少見的漢宋兼修的學者。想來他也于閩學有深的造詣，但困學力行，嚴于律己，并不見于言談。他既不宣揚自己，也從不教訓苛求別人。當人們不理解甚至誤會他時，他也淡然處之。平日謙恭和藹，尤其對待后輩，循循善誘，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這使我一直衷心感佩，視之為努力學習的榜樣。

愿先生在另一世界里安息，他遺留的事業，我們將竭力完成。

原載《學林漫錄》十七集，中華書局，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