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偉民：率真執(zhí)著的學術老人——憶先師鄧恭三先生

憶先師。

讓我從一件具體事情說起。記得那是1986年的上半學期，我投入先師門下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已有半年多了，當時先師因年事過高，已不再正式授課，他命我不定期到家中匯報讀書心得，以此來具體指導我的學習。每次到先師家中，在聽取了我的讀書心得后，我們師徒間就會有一番無拘無束的閑談。這也是我每次特別期待的時刻，自感收獲最多。我們師徒間天南地北，無話不談。先師的談鋒之健，在師友們的回憶中有著共同的印象。所謂閑談，最多的當然還是聽先師闡發(fā)他對一些學術問題的看法，上下五千年，常常一語解惑，令我有醍醐灌頂之感；或針砭時弊，多有精彩之論。由于我讀書的范圍集中在宋代的社會經濟史，先師也多與我談論這方面的問題。有一段時間他常提到對宋代文獻記載中出現(xiàn)的以錢幣交納地租現(xiàn)象的看法，認為這并非當時學界一般所說的“貨幣地租”。起初我并未領會先師的用意，后來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說不定老師就是這樣來引導我關注它呢!于是才著手就這一論題收集資料，開始撰寫討論關于宋代貨幣地租問題的論文。經先師逐句修改，幾易其稿，終于比較滿意地完成了先師以這種特別方式所布置的作業(yè)，并經先師推薦，在一家全國性學術雜志上正式刊出。這也是我在學術刊物上所發(fā)表的第一篇史學論文。

先師這種看似特別的指導方法，令我得到了太多的收獲。

時下正流行的研究生“跟著導師做課題”之風，以至教授必須有“課題”經費給研究生分發(fā)津貼，沒有“課題”不能當“老板”的教授，就沒有資格指導研究生。形成制度，見諸公文。據我所知，這是一種來自于應用領域的做法。在那些學科里，研究的問題主要不是由研究者自己來發(fā)現(xiàn)，而是由實際應用者提出，再交由研究者來解決。但是在人文學科(包括其它的一些基礎性研究領域)這種以研究者個體思辨創(chuàng)造為主導的領域，一個研究者如果沒有能力獨立地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那么他將永遠無法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因此一個指導教師水平的高低，也就表現(xiàn)在他能否循循善誘，引導學生在挫冗繁雜的現(xiàn)象中發(fā)現(xiàn)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議題，并幫助他獨立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經過這樣的指引，初入門者才有可能逐步培養(yǎng)起自己獨立的研究能力。先師對學生這種看似打啞謎式的引導，正是在他對人文學科這種學科特征深刻把握前提下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目前我國無論什么工作都必須冠以“工程”的歷史時期，應用主義的思路大行其道自然合符邏輯，可惜當政者未能注意到學科的差異，以至造成對基礎學科的傷害。也因此才凸顯出了先師對人文學科特征的深邃見解。

說實話，我開始思考宋代“貨幣地租”問題時，是相當困惑的。因為從文獻記載看，的確存在不少佃農拿錢幣交納地租的現(xiàn)象。但是，錢不就是貨幣嗎?先師為什么說它們不是“貨幣地租”呢?經過先師反復指點與自己“痛苦”的思索，才慢慢理清頭緒。原來所謂“貨幣地租”是西方經典理論家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標志著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發(fā)展到了特定的階段，并預示著新經濟形態(tài)的產生。總之，它是一個帶有特定理論預設的概念。當時幾位學者討論宋代佃農以錢幣交納地租的現(xiàn)象，他們的目的也正是為了印證經典理論家的那個特定預設。而先師指出這種現(xiàn)象并不能被理解為“貨幣地租”,表面看只是點明了那些記載所反映的歷史現(xiàn)象，與經典理論家之所討論的西歐中世紀史之間存在的差異，實質上卻反映著先師對源于異域的理論體系的深刻理解與超越。在80年代中期的那種時代氛圍下，更表現(xiàn)出了對當時學界崇奉經典、亦步亦趨現(xiàn)象令人嘆服的距離，烘托出了先師那特立獨行、真率無忌的天性。

想要證明兩宋時期佃農以錢幣交納地租，并非一般所認為的“貨幣地租”,關鍵在于說明各種文獻記載所反映的歷史現(xiàn)象的真實情形。也就是說：從記載的表面看，佃農們都拿錢幣交了地租，實際情形卻極為復雜。最簡單的例子是：佃農們并非為了贏利而出售農產品，而是因為他們租佃了官田，官府出于財政調撥的需要，指令他們交納錢幣。佃農們不得不低價出售農產品，換得錢幣交納地租。見諸記載的往往只是官田佃農納錢交租這一表面現(xiàn)象而已，非經細心梳理，難以發(fā)現(xiàn)其背后的復雜因素。地租形態(tài)在國家權力強制下所產生的這種變化，與經典理論家所預設的經濟形態(tài)了不相干，也絕不存在什么“新經濟形態(tài)”的意味。這一例證對我的啟迪不啻于發(fā)聾振聵：原來歷史文獻應該這樣的讀法!借用一句“大革命”時期相當流行的說法，就是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想來也是，同樣的一段文字，出于不同背景之下的不同敘述者，它所反映的歷史現(xiàn)象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能透過表象來深入觀察歷史的真相，那就只能永遠停留在史學的大門之外，不可得其門徑而入。宋人陳善論作文須題外立意，引蘇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先師對后生學子的循循善誘，正是通過抓住關鍵，打通關節(jié)，引導他們超越形似，走向神似。

先師修改我的那篇小文，不厭其煩。最后定稿時，還特地對我說：文章中有兩條資料他沒有核對，因為引用到的那兩本書放在書廚最上層，太高了，拿不到，讓我一定要到圖書館找到原書再核對一遍。當時我的震撼，至今難忘：先師修改學生的文章，竟是將他們所引用的資料一條一條全部核對一遍，一條也不放過!現(xiàn)在我們這些學生輩也無例外地指導著碩士或者博士研究生，又有哪個可以像先師那樣全身心地投入的呢?近年來我每每對自己的研究生提到先師說那句話時的情景，與我當時所受到的心靈震撼。盡管，隨著高教大躍進，時下強調的是像流水線似地批量生產研究生，我們也許的確無法再做到像當年先師對我們那樣的對研究生精雕細琢了，但先師對于學術的那份執(zhí)著、認真、全身心的投入，不顧任何世俗羈絆唯真是求的率直精神，無疑是永遠令后生小子高山仰止的。

常有人問我，師從一位學術大師，究竟有哪些不一般的體會?我總是回答：先師學識博，境界高，視野寬，高屋建瓴，遂使得他常有超越常人的見解。但也常常覺得這樣的回答并未能盡先師為學之真髓。近年來，越來越體會到，摒棄一切世俗之慮，唯真是求的率直秉性，堅持不懈，到死方休的執(zhí)著追求，是先師作為學術大師更為逼真的形象寫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張世林主編《想念鄧廣銘》，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