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zhàn)爭結束后，還有哪些省份！依然是由地方軍閥把持

【1929年初，南京】“閻老總還是不肯交槍，北方那攤子怎么辦？”蔣介石壓低嗓子問旁邊的顧孟余。短短一句埋下懸念：北伐大功告成，可是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一仍然遙遠。

結束北伐的慶祝禮炮尚未散盡，各路督辦卻已各懷心思。徽墨未干的《中華民國訓政綱領》寫得漂亮，執(zhí)行起來卻撞上了堅硬的地方武裝利益格局。北洋舊制度被推倒，新舊勢力卻在省城和縣府里繼續(xù)掰腕子。

先看西北。甘肅、青海、寧夏三省名義上掛著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實際上是一家三兄弟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輪流坐莊。軍餉、鹽稅、馬隊全自給，南京只能發(fā)一紙任命。試想一下，公文飛越秦嶺賀蘭山，落到蘭州時，已被地方軍法處的圖章壓得死死，中央想伸手并不容易。

晉綏區(qū)域的閻錫山更麻煩。山西兵工廠晝夜軋鋼，他的20萬部隊衣食住行都能自產。晉系不僅守住太原，還伸到綏遠，對外高喊“武裝自治”，對內發(fā)行自己的紙幣“晉鈔”。蔣介石多次電令閻部整編，第一個被扔進抽屜的文件就是中央撥款表。不得不說，財稅自主就是閻老西山軍的底氣。

馮玉祥的西北軍則橫跨陜西、河南、山東。馮氏向來標榜“信義”，卻在編制、軍械、糧餉上處處自成體系。隴海鐵路沿線全由西北軍把守，北京、開封、濟南之間的關卡茶水費幾乎都是他們的帳本收入。蔣介石若想調兵，只能先問馮玉祥要不要“商量”。

再往東北走。張學良在沈陽升起青天白日旗，但東北邊防軍的番號并未改變其獨立財政、獨立外交的實質。海關、鹽運、關東工業(yè)稅全歸奉天省政府。南京向東三省派來的“監(jiān)察專員”在奉天火車站就被客氣地請去泡溫泉，公事暫緩。張學良一句“先練內功”，中央也只能暫時忍讓。

華南局面同樣復雜。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被稱“新桂系”，打著整軍經武的旗號重整桂軍。李宗仁在南寧筑飛機場、修省道，實力穩(wěn)步提升。廣東則是真正的“南天王”陳濟棠天下。他把粵省港澳海關收入握在手里，除了繳一點“人情費”，其余全投向珠江三角洲的船廠和炮臺。廣州城內“廣東不出省”俚語的背后，便是這一套經濟獨立邏輯。

云南、貴州、四川、西康四省氣候地形各異，卻在權力結構上如出一轍。龍云、王家烈、劉湘、劉文輝各占山頭，分別靠茶鹽專賣和少量礦稅維系軍費。中央曾試圖派財政整理專員入滇，但專員剛到昆明機場就被以“山路崎嶇，稍作休整”為由拖了半月，隨后以“地方經費緊張”婉拒一切接管要求。

湖南的唐生智雖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但他對長沙城防布置得密不透風。湘江以東的省稅先入湘軍賬目，再由省府劃撥行政經費。有人揶揄長沙“城門洞里過中央”，形象地揭開唐系把控下的財政閉環(huán)。

有意思的是，真正受南京直接節(jié)制的省區(qū)并不多。江浙皖閩贛加湖北、山東大體聽令，可這些地方多是舊南方根據地，本就離中央政府最近。蔣介石只要在南京吹哨，這片區(qū)域能迅速集結；然而想讓江南兵馬壓向西北、東三省，先要解決交通補給和地頭蛇的“路條”。

統(tǒng)一遲遲難以完成，除了武力威懾有限，還因為各省保留下來的稅警、護路隊、民團、衛(wèi)戍司令部等半軍事機構形成藩籬。繳槍容易，撤銷衙門難。每個軍閥背后都有復雜的地方士紳、商會、外資礦業(yè)公司利益圈，中央若貿然動手，就會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并非沒有布局。1930年春，他命陳誠在合肥成立“中央編遣特派員公署”，意圖逐步裁減地方武裝。然而特派員們走進地方部隊營房，僅憑一紙命令便要人交槍，結果連門牌都沒摸清。地方軍長一句“中央經費先到”，就讓裁軍計劃陷入拉鋸。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結盟南北對峙，動搖了辛苦維系的表面統(tǒng)一。戰(zhàn)火燒到河南許昌，這才讓眾人看清，北伐留下的殘局并非一紙易幟可以抹平。軍閥與中央的博弈，需要的不僅是槍炮，更是財政、交通、輿論以及國際環(huán)境等多方合力。

歷史推演到這里，可以清楚看到：1928年雖高唱“統(tǒng)一”，然而各省兵權、財權、治權依舊分散。北伐并未送來真正的中央集權，而只是把“北洋”牌匾換成了“國府”招牌。隨后的十年里，不斷上演的地方與中央角力，都源于這一年留下的多中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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