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 | 魏忠賢，廠公變形記

1627年，崇禎即位后僅數月，“逼死”魏忠賢。

魏忠賢缺乏足夠的文化素養，又沒有任何國家層面的政治經驗，單憑一些不入流的小聰明和陰謀詭計，就真的可以操盤內憂外患中的大明帝國了？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一位叫張瑗的巡城御史在北京郊外巡視時突然震驚地發現，在西山碧云寺一側，有一座極其壯麗宏大的魏忠賢墳墓。

出于巨大的政治責任感，張瑗立即上疏康熙，痛心疾首地表示“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跡，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要求毀碑平墳。這一請求立即得到了康熙的批準，將魏忠賢的大墓徹底鏟平，再無任何遺跡。

2017年12月11日是廠公魏忠賢逝世390周年，墓雖早已湮滅，卻也不必擔心廠公的身后凄涼。在今天的中國互聯網上，想必處處都有公公的隔代知音們在虎目含淚，為千古奇冤打call。

百度貼吧里有一個“魏忠賢吧”，標語叫“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吧內文章的標題多為《魏忠賢不死明朝不滅，東林黨才是禍國殃民的廢物》《東林黨人誤國，如果魏公公沒死就好了》《魏忠賢：大明帝國的最后守護神》此種經典畫風；一篇大概是吧主寫的鎮吧強文更是大走煽情風，“即便拋開魏忠賢的功過不說，我們在這里要學習的是他的精神，從一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出身，混到權傾朝野的人物，這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辛酸和汗水？”

這分明就是廠公大人的生祠啊！

也就在這十年間，魏忠賢成了網絡歷史學界的翻案寵兒，熱度直追十多年前的李鴻章。最近的一個高潮是，《繡春刀2》在2017年7月上映前后，微信朋友圈里似乎是猝不及防地來了一波“魏公公翻案風”，將深藏在百度貼吧與知乎中的廠公粉們紛紛召喚了出來。

東林黨和魏忠賢似乎成了價值觀的兩端。一位知乎網友說得煞是有趣，“十歲時，魏忠賢的形象，全憑電視劇描述，一個非常不堪的大壞蛋。十五歲，讀了幾本書，多數是其殘害東林黨人的事，魏的形象更加不堪。二十歲時，接觸的史料多了，又覺得東林黨人更禍國殃民。如今二十五歲了，再也不敢輕易給歷史人物下結論了”。

一般來說，“廠公粉”都是“東林黨黑”。他們或許一知半解地讀過《萬歷十五年》中的一些說法，堅定地認為，東林黨是明亡的最大罪人，空談誤國，大搞黨爭，對抗皇權，反對對富人收稅。而魏公公呢，廠公粉們從不粉飾他的道德情操，這的確沒啥好洗的，封鎖言路、濫殺大臣都是肉眼可見的史實，但他們堅決反對拿私德說事。最離奇的觀點是，魏忠賢代表著帝國底層群眾與東林黨代表的士紳階層作斗爭，正因為公公反對將稅收加在農民身上，力主向士紳階層開征“工商稅”，才招致東林黨人的瘋狂報復。

廠公粉還夸大地演繹了一個源于野史的段子：崇禎死前非常后悔殺魏公公，收葬公公遺骸，葬于西山碧云寺，正式平反了這一樁千古奇冤。他們認為，崇禎的遺言金句“然皆諸臣之誤朕也”說的不就是東林黨嗎？這不就是說明皇上在后悔殺了中流砥柱魏公公嗎？

我其實也并沒有那么喜歡東林黨。東林黨人和晚清的清流很像，自命清高，陳義過高，似乎總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樣子，高談闊論，但大多數人又嚴重缺乏治國實操能力。

為南明殉節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幸存錄》中批評東林黨的“空談”，認為東林黨和魏忠賢都對關外滿洲人等棘手國事拿不出確切應對辦法，“兩黨之于國事，皆不可謂無罪……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邊制寇，卒無實著……其無濟國事，兩者同之耳”。

但黃宗羲則反駁稱，“天（啟）、崇（禎）兩朝不用東林以致敗”，“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不得不說，同為“君子”，夏允彝的反思更為沉痛深刻，而黃宗羲的說法還是君子小人這一套傳統說辭，缺乏現實層面的解釋力。

從明末的政局來看，東林黨人不是沒有拿到過執政的機會，雖然時間并不長，從天啟元年（1621）到天啟四年（1624），親東林黨的葉向高擔任內閣首輔，朝堂上曾出現過東林黨自稱的“眾正盈朝”之局面。但從政績來看，平平而已，并沒有因為“眾正盈朝”而制造一次中興甚至是盛世。

當然，黃宗羲們也可以說，“眾正盈朝”的時間太短，而且始終受到了不靠譜皇帝特別是魏忠賢一黨的嚴重干擾，并未真正全面掌握政權、一展抱負。

日本學者小野和子在《明季黨社考》一書中說，即使東林黨如黃宗羲所說完全掌握了朝政，“我不認為，當時他們有救得了明朝滅亡的確實戰略”。

更關鍵的點在于，東林黨缺乏實操的缺陷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執政可能性。小野和子就說，“他們還未能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和政策，在政界中也沒有掌握主動權，結果，不得不慘敗于寄生于君主權的閹黨之手”。

謝國楨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直指東林黨是一群“老實的書呆子”“只知道樹本黨的嚴威，可是沒有辦事的實力，徒得罪了很多人”。東林黨甚至根本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以省的界限分了許多小組織，這種無實力的紙糊老虎一碰就破了”。

但退一萬步說，東林黨人也就是迂腐和才能平庸而已，要說如廠公粉們口中的那樣“大明亡于東林黨”，實在缺乏任何意義上的可靠證據，還不如“大明亡于鼠疫”或“大明亡于小冰河期”這些故作驚人之語來得靠譜。更何況，天啟四年之后，魏忠賢大權獨攬，東林黨人都被魏公公清洗得差不多了，哪里還有什么機會“禍國殃民”？

明亡于黨爭，本就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論斷，但至少算是“公允”地將閹黨和東林黨各打五十大板，暗示雙方都不是好人。但到了廠公粉那里，卻被進一步加碼為“明亡于東林黨”，直接撇去了閹黨的責任，真是好手段，儼然是當代版的《三朝要典》了。

小野和子在《明季黨社考》中的說法有點最后總結的意思，“兩派的爭斗，萎縮成沒有意義的權力斗爭，這也是無法否定的。而其責任，與其在東林黨方面，不如更多要從閹黨方面追究”。

“明朝，與其說是亡于黨爭，不如說亡于閹黨之手。”

說東林黨人缺乏治國能力，這或許沒錯，但難道魏公公就有了？不知道從何時起，魏公公突然被捧成了政治天賦異稟的老成謀國者。事實是，魏忠賢的那種“私德有虧，才華橫溢”的政治形象多半是今人出于某種政治想象逐步建構出來的。魏忠賢缺乏足夠的文化素養，又沒有任何國家層面的政治經驗（宮廷內部是有的），單憑一些不入流的小聰明和陰謀詭計，就真的可以操盤內憂外患中的大明帝國了？

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忠君愛國的魏忠賢突發奇想，依大明朝舊例，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不過，作為條件，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后就不斷地降旨讓他們進獻馬匹，逼得這些太監同僚直罵娘。朝廷由此倒真的得到了不少馬匹，但結果呢？由于管理不善，獻馬又多以老病充數，等到了遼東，“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用苗棣先生在《魏忠賢專權研究》一書中的說法，國戰當前，“魏忠賢表現出來的多是小農式的狡黠和算計，而并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韜武略”。

東林黨人的短暫執政雖然沒有什么政績，但魏忠賢執政時代的大明國勢總體上也是江河日下。廠公粉們的一大政績理由是，要不是公公力挺和慧眼識珠，無名小卒袁崇煥怎么可能在寧遠大敗努爾哈赤。對此，我只能說，袁崇煥的恩主明明是魏忠賢的政敵孫承宗，如果一定要說魏公公有功的話，也只能說他沒有刻意地像對付東林黨那樣去迫害袁崇煥。

樊樹志先生在《重寫晚明史：朝廷與黨爭》中詰問道，遼東戰事不歸魏忠賢指揮，“奇怪的是，所有的功勞統統記在魏忠賢的功勞簿上”。甚至連皇帝也參與了進來，“近日寧錦危急，實賴廠臣調度有方，以致奇功”。

貪天之功也就罷了，魏忠賢還指使言官排擠袁崇煥，給袁崇煥穿各種小鞋，以樹立自己是唯一功臣的地位，吃相非常難看。

說好的魏忠賢慧眼識珠呢？

至于魏忠賢為何沒有換掉袁崇煥，還真不是魏忠賢為國惜才，主要還是因為袁大帥放得下身段，深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這個樸素的道理，又是給魏忠賢主動在寧遠建生祠，又是寫信吹捧“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不僅各種撓到了魏忠賢的癢處，還被魏忠賢視為自己人，這才保住了自己鎮守寧遠的位置。

但如果這也算功勞的話，對廠公才是莫大侮辱吧。因為我也并不認為，魏忠賢會刻意地想把大明朝搞壞，刻意地讓明軍打敗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魏忠賢也想把國家搞好，也想靠收復遼東樹立個人的政治權威，只是他的執政水平太差罷了，特別是，他的那種黨同伐異的狹隘格局已嚴重摧毀了大明朝的政治生態。和同樣熱衷于黨爭的東林黨人相比，魏忠賢那可是要搞肉體毀滅的，哪里是東林黨這種逼人辭職就天下大吉的書生玩法。

《重寫晚明史：朝廷與黨爭》一書說，魏忠賢的執政“從根本上摧毀了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朝廷的期望，舉國上下陷入難以言說的絕望之中，離心離德。大明朝瀕臨滅亡的邊緣”。

就廠公粉們對魏忠賢的各種吹捧，有一點我倒是基本同意，魏忠賢的確沒有什么改朝換代的野心，無論是對天啟帝，還是對崇禎，他對皇權大體上還是忠誠的。原因也很簡單，他的所有權力基礎都是依附于皇權而產生的，離開皇權幾乎無法自處。天啟帝喜歡在后宮做木匠活，魏忠賢雖有了權傾天下的權力，但幾次躲過東林黨等政敵的關鍵一擊還都是靠跑到皇上那里搖尾乞憐，只有當皇上點頭，他才敢對東林黨報復回去。若換了一個喜歡自己操控一切的主子崇禎，魏忠賢這種二流政治替身就沒有任何價值了。你看，面對崇禎的步步緊逼，魏公公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九千歲”的赫赫威權猶如建在沙堆上的高樓，再然后，就是廠公粉們口中的千古奇冤了。

廠公粉們似乎樂于被視作道德虛無主義者，對士大夫的道德主義有著天然的鄙夷與仇恨?？上У氖?，他們喜歡的那個作為大明中流砥柱的魏公公并不真實存在，而他們攻擊的東林黨人或許有著中國傳統士大夫身上的一切弱點，但也未必個個都是他們最喜歡拿出來說事的錢謙益，而他們喜歡的閹黨中也有的是阮大鋮此種無德無能之人。

魏公公最害怕的人楊漣死于獄中，有遺言：“漣即身無完骨，尸供蛆蟻，原所甘心。但愿國家強固，圣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此癡愚念頭，至死不改”。

士大夫的風骨與道統，又豈是魏公公們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