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為什么重要？

1030年至1059年，北宋仁宗時期。此時的中國，宋遼夏三方在邊疆博弈中達成了微妙的戰略平衡，缺馬的大宋開創“以遠制近”的全新戰術體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重新定義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士大夫精神為何在這一時期覺醒？從柳永的市井詞作到《岳陽樓記》的千古絕唱，文學創作為何在此時迎來革新浪潮？大宋與西夏的歷法博弈又如何體現了技術背后的權力較量？新近出版的《文明：1030年—1059年》一書，講述了這看似平靜的30年里，中華文明在多個層面同時發生著的深刻變革。

“1057年嘉祐二年，是中國科舉史上的奇跡年份。這一科錄取進士388人，蘇軾、蘇轍、曾鞏、程顥、張載同榜登科，唐宋八大家在此集齊一半。”在近日舉辦的《文明：1030年—1059年》的新書發布會現場，作為該書作者的羅振宇，以這個歷史切片展開，聚焦公元1030年至1059年的北宋“群星閃耀時”，也通過該書，展現了一個文明高峰期的人才輩出與制度演進。

在羅振宇看來，中國歷史就是人類最大的“挑戰與解決方案”課題庫——如何在山河破碎后重歸統一？如何從貧困危亡中重振旗鼓？如何化解草原與農耕文明的沖突？如何在超大規模社會中維持秩序？“每一個挑戰，我們的祖先都嘗試過多種解法。成功的、失敗的、半成功的，都是寶貴財富。”

以下內容節選自《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

作者：羅振宇

版本：中國地圖出版社

2025年11月

敦煌為什么重要？

1036年，這一年，黨項李元昊一舉拿下了肅州、瓜州和沙州，壟斷了河西走廊，也切斷了吐蕃和中原之間的聯系通道。肅州、瓜州在今天仍沿用舊名，都屬于甘肅省酒泉市。而沙州在哪兒呢？當時大部分的宋朝人估計都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但它今天的名字堪稱閃耀，那就是——敦煌。

1036年黨項占據敦煌，只是敦煌動蕩歷史上的一件小事。那個地方本來就是四戰之地，漢人、匈奴人、吐蕃人，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我們今天的人知道，這次占領的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很大概率就是因為這次戰亂，當地人在恐慌中把大量文獻資料藏進了一個洞里，然后封閉了洞口。這個洞再次打開，就是1900年的事情了——一個姓王的道士偶然發現了這個寶藏，7萬多份珍貴資料重見天日。這就是所謂的“敦煌文書”。

這次發現的意義有多大呢？可以說，關于中國文化的幾乎所有學術領域都因為這批新材料而被改寫了。陳寅恪先生為此講了一句話：“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也就是說，在20世紀初，研究中國文化的人要是沒有用到敦煌文書這批新材料，就是陳寅恪先生眼中的未入流。

那我們就借著這一年黨項征服敦煌來追問一下：敦煌為什么重要？它能給我們帶來哪些知識論上的啟發呢？

我們今天講的敦煌文化，其實包含截然不同的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時光中綿延始終未曾中斷過的敦煌，也就是敦煌莫高窟的那些洞窟；另一部分恰恰相反，是中斷過的——1036年被雪藏封閉，直到1900年才重見天日的那些敦煌文獻。這兩個部分的文化意涵其實大不一樣。

先來看沒有中斷的敦煌。敦煌莫高窟是在鳴沙山的巖壁上開鑿的，從南北朝開始到元朝結束，近1000年里，工匠們就在山崖上鑿啊，刻啊！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有735個洞窟，里面有4.5萬多平方米的壁畫、3000多座泥塑彩繪的佛像。如此巨大的規模，幾千年來既沒有上鎖，也不收門票，路過的人想進就進、想看就看，怎么能說它中斷了呢？

中國的三大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岡石窟和洛陽的龍門石窟——有一個共性：都在交通要道上，而且緊貼在路旁。比如，云岡石窟所在之處是從山西通往內蒙古的一條古道，所謂“走西口”就是走的這條路。現在云岡石窟還有一個古跡叫“古道車轍”。龍門石窟更是如此，它所在之處兩山對峙，中間夾著伊水，就像天然的門闕，所以這個地方既叫“伊闕”，又叫“龍門”，古時候是洛陽通往關中的要道。

河西走廊石窟分布圖。《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那敦煌的莫高窟呢？它位于中原文明通往西域的大門。古時候的商隊走到敦煌，向南走過陽關，就踏上絲綢之路的南線，向北走過玉門關，就踏上絲綢之路的北線。所以，敦煌自然是交通樞紐。

古人為什么要在交通要道上開鑿石窟呢？要知道，古人開鑿石窟花費甚多，除了斬山、開窟、造像、涂彩，還要養一大批手藝人，畢竟一個石窟要建幾年甚至幾十年。他們圖什么呢？可不是要搞藝術創作，而是為了弘揚佛法、積攢功德，自然得選址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只有讓南來北往的客商行人一抬頭就能看見這份功德，才能把它傳揚到遠方。

為什么元朝之后敦煌莫高窟默默無聞了幾百年？

那為什么元朝之后敦煌莫高窟默默無聞了幾百年呢？因為敦煌不再是交通樞紐了。明朝覺得自己的力量延伸不到西域，干脆把嘉峪關封上，我不出去，你別進來，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商貿往來漸漸就斷絕了。而嘉峪關位于敦煌以東約400千米的地方，嘉峪關一封，就把敦煌孤零零地隔絕在了塞外，敦煌就成了周邊部落放羊的地方。雖然后來清朝又能控制西域了，但敦煌成了一個普通的內陸城市，不再是交通樞紐。不過，莫高窟還在那里，任何人想看隨時可以去看。

即使不看明清后面這一段，只看敦煌從南北朝到元朝這千年的輝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多改朝換代的戰亂，那么多來來去去的部落，敦煌莫高窟怎么就能保持超然的定力，靠著一面山崖不斷地鑿洞、不斷地塑像，用千年時間累積出世界級的文化奇跡呢？說到底，這就是宗教的精神力量的體現。

宗教的第一種精神力量是超越性。因為要超越空間，所以要塑很大的佛像；因為還要超越時間，所以要用塑佛像來追求永恒——太小、太脆弱的藝術形式無法體現宗教精神的超越性。

漫長的千年間，莫高窟每個洞的基本模型都一樣，無非是洞開得大還是小一點、佛像塑得多還是少一點、壁畫畫得簡單還是精美一點，豐儉由人。這就是“基本模型不變+時間長期累積”的“莫高窟式”文化紅利。

唐《四觀音文殊普賢像》。《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宗教的精神力量還有一個特征：“核心長期不變+末端持續創新”。宗教總是要追求純正的源頭，所以早期形成的一些文化要素是穩定的內核，諸如教主、圣地和一些象征符號都是長期不變的。但是，宗教在傳播過程中必須適應時代和區域的變化，那就得改變非核心的元素。以敦煌為例，佛和菩薩的基本形象是不容改變的，那就動一些無關緊要的童子、天女、藥叉等人物，其中最典型的是飛天。飛天是天上佛國里的樂師，佛經沒有對他們做過具體描述，于是留出了藝術創造的空間。所以，敦煌壁畫里的飛天畫得最傳神、最獨特。

有人打過一個比方。敦煌就像一輛公交車，一路往前開，每一站上上下下的乘客多少都要改變些這輛車的風格。到最后，車的結構、材質、裝飾全都換了，但是定睛一看，老司機釋迦牟尼沒變。這就是在穩定性和創造性之間達成了一種有趣的平衡機制。

宗教的精神力量還具有穩定性的特點。一種宗教一旦在某個區域建立了優勢地位，往往會長期不變。無論世俗力量如何為仇作對，誰來到這個區域都得信仰同一種宗教，這就是精神信仰的超級穩定性。

繼續以敦煌為例。傳說最早在當地開鑿佛教洞窟的是樂僔和尚，那是366年，統治敦煌的是前秦。之后是北魏、隋唐、吐蕃、唐朝的藩鎮歸義軍、張家和曹家的歸義軍，敦煌這個地方不斷地換主人，但是佛教信仰一以貫之、從沒變過。

就連黨項人占領敦煌后，當地人都繼續信仰佛教，繼續在鳴沙山上開鑿石窟。而且，后來李元昊建國稱帝需要各種各樣的合法性資源，其中之一就是宗教。

這個時期，大遼擁有五臺山，北宋擁有洛陽白馬寺——漢傳佛教的祖庭在那里，而黨項人拿得出手的佛教名片只有敦煌。所以，后來的西夏人把敦煌稱為“朝廷圣宮”，非常重視。尤其是榆林窟第3窟的那幅《普賢變》壁畫，美輪美奐，創造了敦煌壁畫自唐朝以來的第二個高峰。

有了宗教的精神力量，敦煌的藝術就有了三種對抗時間的工具：一，它選擇了能夠超越時間的藝術品類，不怕時間的消磨；二，它在不變的內核和可變的邊緣之間找到了一種精妙的平衡，不怕風格的變化；三，它擁有了某種程度的普適性，不怕世俗政權的更迭。這可能就是敦煌文化能夠在千年間持續積累的原因。

當時的人為什么要埋藏這么多文獻？

雖然敦煌的藝術具備了對抗時間性，但敦煌文化還有一部分妙就妙在它的中斷、它的神隱——7萬多份文獻被埋進莫高窟的一個洞里，直到1900年才重見天光。后面的故事，你大概率已經知道了。這一大批寶貝面世，吸引了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俄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也紛至沓來，從王道士手里買的買、偷的偷、搶的搶，5萬多件文物很快就星散到世界各地，如今留在國內的只剩15000件左右。

藏經洞位置圖。《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這部分敦煌比起今天我們去旅游排隊看的洞窟、塑像和美輪美奐的壁畫，對現代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震撼，其實更大。

當時的人為什么要埋藏這么多文獻呢？早先的學者猜測，是因為黨項人要打過來了，本地人為了保護重要資料，所以封閉了藏經洞。后來，又有學者認為存在其他可能性。首先，藏經洞中的資料里明明白白寫著年代的最晚時間是1002年，所以藏經洞關閉的時間可能比1036年還要早。其次，藏經洞剛打開的時候，里面的東西是分門別類、整整齊齊地擺著的，文件還被很高級的絲綢包了起來——這些絲綢放在現在都是頂級的藝術品。要是為了躲避戰亂，恐怕沒有心思做這么好的整理。而且藏經洞門口就有壁畫，很像是把這個洞門精心地封存、包裝了起來，反而不太像是因為戰亂而隨手一關的。

那藏經洞到底是什么性質呢？歷史學界有一個較為主流的解釋：因為里面的佛經大部分是殘本，所以藏經洞很可能是當時某個寺廟的圖書館庫房，只是這個寺廟收藏的佛經不太完整，和尚們想把佛經補齊，就把要用的資料分門別類整理好，放在了這個藏經洞里。不過，不管哪種解釋，現在學術界都還沒有定論。

無論真相是怎樣的，這批文獻資料的寶貴性都不會被削弱。那么，這些被埋了800多年的敦煌文獻為什么如此寶貴？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它補齊了學術上的很多斷層。文化的傳承本身是連續的，但文化的載體經常是斷裂的。有些文獻一旦失傳，就會導致學術上出現空白點。

舉個例子。我們在中學歷史課上學過“隋唐實行均田制”，簡單說就是土地歸國家所有，然后由國家分配給老百姓耕種，老百姓死后，土地被國家收回、重新分配。道理很容易懂，但我其實不太明白均田制是怎么執行的：唐朝政府怎么能有這么強大的行政能力，土地分出去后還能收回來呢？不僅我當時作為一個中學生不知道，歷史學家其實也不清楚，因為所有傳世資料中對唐朝均田制的記載都太簡略了，以致有很多學者曾認為均田令就是一紙空文，并沒有實行。可敦煌文書里有很多戶籍資料都涉及了均田制的具體細節，比如一戶人家有多少人、姓甚名誰、朝廷授了多少田，還欠他們多少田，全都記載得清清楚楚。有了這些資料，一個學術上的大懸案才得以解開。

再比如，從詩到詞的演變過程具體是什么樣的呢？沒人知道，甚至連宋朝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看到最早的詞都是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這些精致的、文人化的作品。至于更早的時候，長安教坊里的《清平樂》《浣溪沙》《菩薩蠻》《臨江仙》《虞美人》究竟寫了些什么歌詞，沒人知道。而敦煌文獻里記載了上千首的“敦煌曲子詞”，一下子就把這個斷層給補上了。

舉個例子。當時人們看到的最早的一首《菩薩蠻》是李白的作品：“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而敦煌曲子詞里的《菩薩蠻》瞬間就變成了另一種風格：“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既沒有章法，也沒有結構，只是一連串的賭咒發誓——要我離開你，各種不可能，各種休想！

其實，同一個作者的同一件作品，也有逐漸演化的問題。比如李白的《將進酒》中有一句“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可敦煌的一個抄本里把前半句寫成了“古來圣賢皆死盡”。哪個才是正確的呢？其實，“版本正確”是印刷時代的人才有的概念，因為印刷需要有定本才能進行機械化的大規模復制。可在手寫時代，人們沒有那么強烈的定本、對錯的概念。“古來圣賢皆寂寞”和“古來圣賢皆死盡”，前者雅一點，后者俗一點，同時更狠一點、直一點，歷史學者劉勃就覺得后者更好，“好就好在不雅”。李白原本的形象是飄飄欲仙，有了敦煌這個版本，醉酒的李白又多了些咬牙切齒、敢說狠話的面相。

其他例子還有很多：因為在敦煌文獻里發現了隋朝陸法言的《切韻》，于是解開了中國音韻學史上的許多疑案；因為在敦煌文獻里發現了大量的變文，即當時的說唱文學的底本，于是把中國通俗文學史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可以說，只要是和中國文化有關的學術領域，都因為敦煌文獻的出現而有了重大的變化。很多學術大難題就是因為缺一份關鍵資料才解決不了，有時候一個關鍵點通了，就會全盤皆通。

舉一個外國的例子。大英博物館有一件鎮館之寶叫“羅塞塔石碑”，是古埃及人在前196年刻的一塊石碑。它為什么這么重要呢？因為它把同一段話用三種文字各寫了一遍，分別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老百姓用的文字和古希臘文。有了這塊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可以對照著解讀了，因此，羅塞塔石碑的出土成了解開古埃及文化之謎的一把關鍵鑰匙。

很多敦煌文獻的作用與此類似。一份斷簡殘篇也許就會推倒一張多米諾骨牌，然后引發連鎖反應，讓很多學術大難題從此有解。

什么是重要的？敦煌文獻的另一種價值

除了那些能填補空白的關鍵性文獻，那些不重要的敦煌文獻有沒有價值呢？這個問題看起來有點傻：不重要的文獻，自然價值相對較低呀！未必。

北大歷史系的榮新江教授講過一個故事。他大學時的一位老先生講過，中國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編著出版的《敦煌資料》被日本學者挑出幾百個錯誤。是中國學者水平差嗎？不完全是。主要是因為中國學者當時沒有條件出國去看敦煌文獻的原件，只能通過二手資料進行研究，而日本學者是親自跑到巴黎、倫敦去看原件的。

《沙州都督府圖經》（局部）。《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這有什么區別呢？區別大了。藏經洞里發現的敦煌文獻雖然達7萬多份，但絕大部分是和佛教有關的。那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官方和私人的文書保留下來呢？比如跟均田制相關的資料。其實，這些資料本來是保存在衙門里的檔案，時間一長被作廢了。但紙張在唐朝很珍貴，寺廟就用這些廢棄檔案的背面來抄寫佛經。所以，敦煌文獻中大量珍貴的社會史、法制史的資料就這么歪打正著地被保留下來了。

那這跟看不看原件有什么關系呢？這些衙門檔案上面往往都寫著文件的時間和縣鄉的名稱，但是這些字會影響和尚抄寫佛經，和尚就把這部分裁掉，再粘起來，這些字就被粘到文件的里面去了。中國學者看抄寫的、影印的、膠片的二手資料是看不到這些信息的，只能自己費勁去考證。而日本學者到了歐洲的博物館，對著燈一照，文件的原始信息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們才能給中國學者挑出好幾百個錯誤。

看完這個故事，你意識到了什么？其實，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僅僅是一時一地的判斷；一旦我們抽身出來，站在更廣闊的時空坐標下，對一份史料的價值衡量可能就完全不同。

中國人特別喜歡編史書，從孔子刪訂《春秋》，到司馬遷、司馬光、“二十四史”《通典》《通志》《文獻通考》，這些不曾間斷、規模龐大的歷史書給中華文明的子孫帶來了強烈的自豪感。但正是因為中國人太愛編纂史書，大量的原始檔案被廢棄了。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講過，他剛到西方念書的時候，發現西方的教堂檔案堆得滿坑滿谷，一個教堂里常常保存著附近居民幾百年間的相關材料，而中國非常缺這種史料。這就是因為中國的編纂史學過于發達，歷史書編完，原始材料就可以丟掉了。

比如，明朝修元朝的歷史，最重要的依據是大將徐達從元大都繳獲的元朝十三朝皇帝的實錄。可《元史》修完了，這批實錄就被燒了。為什么燒了呢？當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原因：明朝認為重要的或者愿意讓后代看到的元朝歷史全在這里了。

《孟姜女變文》（局部）。《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但我覺得還有技術上的原因。假如我是《元史》的編纂者，我知道僅此一份的《元實錄》將來不會留下來，同時任務重、時間緊，我會怎么做？有沒有可能我就直接把原書肢解掉，需要的部分留下來，和其他資料混編，排好順序粘貼完，再找人謄抄一遍。畢竟，這樣做十分省事、高效。所以我懷疑，即使《元實錄》不燒掉，也已經在編書的過程中被嚴重破壞了。這種做法甚至出自一種寫作者的本能——史書編纂者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編了一部歷史書，當然認為自己已經把原始資料中最重要的精華部分搜羅殆盡，原始資料還有什么價值呢？就連我自己寫稿時，桌子上各種資料熱熱鬧鬧地攤開，可一旦成稿了，我再去看那些被用過的資料，多少是有點嫌棄的。

編纂是什么？既是留存和珍藏其中一部分，也是在依據自己的價值觀貶損和毀棄另一部分。保存和毀滅是在同一個過程中發生的。

現在你應該明白敦煌文獻的另一種價值了。它不僅保存了一些當時人覺得重要的、不該丟掉的文獻，還幫助一些被當時人覺得不重要的文獻逃過了歷史編纂者的剪刀和爐火，穿越800多年的時光，在現代人面前展現出了它輝煌的價值。

我再舉個例子。有一份敦煌文獻是釋放家奴為自由民的文書，大意是：有人因為修行不夠，多少輩子的因果惡業加起來，這輩子才為奴。而我家有個名叫再宜的家奴，干了50多年活，從不偷懶，因此我念他有孝道，放他自由身。我這可是做了件福報很大的好事，我家祖祖輩輩和后世子孫都會因此無病無災。老天爺，你給我做個證吧！日月星辰，我這可就不改了啊！

《家童再宜放書》輯校。資料來源：沙知錄校，《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閃耀時》內頁插圖

我們細琢磨下這份文書的內容，明明是主人家榨盡了家奴最后一滴血汗，然后將他驅逐出門，還要把這件事解釋為是自己家的一份大功德。這么一個千年前為富不仁、虛偽貪婪的大戶人家的嘴臉，是不是頓時躍然紙上了？我們如果想理解那個時代民間生活的某個側面，這份資料是不是非常生動？它的重要性是不是超過很多歷史的抽象記敘？但它在當時不過就是一紙普通的民間契約文書。

榮新江教授還講過他為什么愛研究敦煌，因為可以擺脫舊史家的束縛，獨立地審視歷史：“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敦煌文書，提供給我們一批從未經過任何史家所整理、訂正，甚至篡改過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說，我們常常可以利用一個事件發生的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材料，來看這個事件本身。甚至我們可以從原始的文件揭示出舊史所掩蓋住的某些歷史真相。”

面對歷史，我們會忍不住做評論、發感慨、分高下、得結論。但是，敦煌的故事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對自己當下的判斷非常謹慎。說不定，我們當下視若珍寶、覺得理所當然的評論、感慨、判斷和結論其實非常狹隘，它們也許正在傷害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就像英國哲學家羅素說的：“我不會為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

原文作者/羅振宇

整合/何安安

編輯/張婷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