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兵司令員王震工地視察，看到一民工很熟悉，說：抬起頭來

“1954年8月中旬，‘首長，那位老是垂著腦袋的工人有點蹊蹺。’”警衛員的低聲提醒被熱浪裹著，飄進王震的耳朵。司令員停下腳步，目光越過鋼軌，落在那名汗水淌到鞋面仍不抬頭的灰衣漢子身上。周圍歡聲笑語不斷，有人喊著號子搬枕木，有人談論晚上能否加菜，唯獨他像被塵土封住了神色。王震走過去，聲音不高卻透著不容抗拒：“把頭抬起來。”

那張臉抖了一下，遲疑片刻，慢慢上揚。剎那間，王震的眉骨緊鎖，“原來是你，劉玉良。”一句話，像鐵錘砸在工地上，碎石四濺。劉玉良的肩膀耷拉下來，似乎所有力氣被抽空。

工地的塵沙還在飛。王震向副官一擺手，幾名戰士把劉玉良帶到簡易崗亭。三十年前的舊賬，突然在新中國的枕木間被翻開，驚得不少民工議論：“司令員怎會認得一個小工？”

時間往前推。1922年，長沙車站的汽笛聲與小販的吆喝交織成當時最嘈雜的城市背景。那年，19歲的王震脫下包腳布，當了一名鐵路機械工，工友里既有講湘潭口音的老把式，也有說粵語的跑碼頭青年。長時間的加班、資方克扣薪水，讓這些血氣方剛的人對現狀充滿怒火。“光靠罵娘不頂事，得找條真路。”深夜的機車庫里，有人悄悄遞給王震一本被油污染黑邊的《共產黨宣言》。自此，他的目光不再停在車鉗和扳手，而是越過蒸汽，看見了更遠的東西。

五年后，他已是湘贛邊紅色武裝的骨干。一次肅清地主武裝的戰斗，讓他記住了劉玉良這個名字。劉家在桑植縣堪稱一霸，徭役、重租、鴉片，一個都不少。1930年秋，劉父被公審后處決，劉玉良僥幸逃脫，隨后為國民黨游擊隊帶路襲擾根據地。王震領隊反擊時損失過三名老戰士，這筆血債沒有過期日。

抗日的號角吹響，王震率隊轉戰太行；解放戰爭挑燈夜戰，他又帶兵破敵封鎖線百余條。戰旗在無數次轉移中被熏成褐色，但那張掛著劉玉良姓名的通緝單始終夾在他的日記里。

新中國成立后，王震被任命為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與槍炮做伴慣了的人，對鋼軌并不陌生。黎湛線、鷹廈線、寶成線，一個個艱苦項目排在作戰計劃的位置。他提出總部“前移跟進”，直接把指揮部搬到工地，把電話線扯到山腳，“要讓每一根枕木聽得見軍號聲”。這種不要舒適要速度的做法，讓不少技術干部直冒冷汗，卻也讓工程以近乎“不可能”的周期完成。

京滬線擴能改造是1954年的頭號任務。滬寧段雨季漫長，積水、塌方、病害齊聚。王震每天凌晨五點穿膠鞋巡線，有時在臨時隧道里蹲下寫記錄。工人們常說：“司令員來了，賬目也得跟著跑步。”他的最大樂趣是聽各工段師傅討論配料比例，偶爾被問到細節，能準確說出錳鋼軌配件的編號。也正因為日日混跡基層，才有了那次偶遇。

劉玉良被押進崗亭后，戰士開始核對身份。文件袋里夾著1951年印制的舊工票，上面寫著“劉廷富”，難怪連人事科都沒察覺。王震沉默許久，說了句：“敵情不會自己蒸發，它只會換一件工作服。”隨后，他讓公安部門介入，同時通知湖南省軍管會派人取證。“工地安全無小事，既然抓到了，就按法律程序辦。”

有人好奇，司令員為何不當場處置。答案并不復雜：時代變了，法律替代了槍口。王震公開對技術員們交代：“過去打土豪要講群眾路線，現在處理階級敵人更要講法度，這條線斷不得。”這番話在工棚里悄悄流傳。

幾周后，劉玉良被押往原籍，接受公審。審判結果貼在工地宣傳欄，成了最扎眼的紅紙。肩挑木梁的老工人看完只說一句：“老賬終究有結日。”

事件并沒耽誤施工。王震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梁場，指著設計圖告訴工程師：“提高軌基強度，別到十年后再來返工。”不久，京滬線順利通車，首批列車開動時，他站在橋墩旁沒說話，袖口卻拍著灰塵。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黎湛線通車慶祝大會上，國務院領導致辭剛結束，王震先跑進機車間檢查螺母鎖緊度。技術員說：“首長，都剪彩了，您還盯這小事？”他擺擺手：“線路能挺多久，就看這些小事。”

王震在鐵道兵的歲月里留下的故事很多：廣西大瑤山深處，他劃船勘測河床；福建寧德山體滑坡，他沖到最前面鏟土；北疆凍土帶，他拍板讓工程隊晝夜打樁。但在老工人眼里，最深刻的還是1954年那聲“抬起頭來”。原因無他，那不僅是對一個潛伏敵特的識破，更是一記警鐘——任何破壞新中國建設的舊勢力，都逃不過人民軍隊的眼睛。

此后十余年，鐵道兵征戰全國，修筑正線一萬余公里。線路連接的是鋼軌，也是人心。王震行事雷厲，卻從不越距法紀；他要把革命年代的血性，和法治年代的規矩，一道壓進枕木，讓后人踏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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