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會：從“全國第五屆隸書作品展覽”看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發(fā)展趨向

張建會：從“全國第五屆隸書作品展覽”看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發(fā)展趨向

來源：中國書法報

作為“全國第五屆隸書作品展覽”的評委，結合本次展覽談談評審隨感。“隸書展”評審結束后，何學森先生發(fā)表的學術觀察文章，就評審各個方面做了比較全面客觀的述評，在這里不作贅述。在去年第十三屆“國展”時，我就隸書當前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趨向在鄭州展區(qū)做了詳評，時間跨度比較小，有的問題有所改觀，有些問題依然存在。就展覽評審一些問題的發(fā)聲，感覺其影響不能引起作者的思考和注意。總的來說，作者十分注重將評審入展作品的結果作為關注的焦點和創(chuàng)作的導向。

從這次評審的結果來看，本次展覽倡導在多樣包容中使隸書創(chuàng)作以中和之美為基，體現正大氣象，雅正書風，堅守主流正脈。本次展覽起到倡導廣大作者不斷提高文化素養(yǎng)、審美能力和健康的創(chuàng)作導向的作用。

《乙瑛碑》拓片（局部）

一是力避作品同質化。同質化廣義為時代書風，狹義為書風趨同作品和跟風作品。為此在初評時將作品分類為漢隸石刻、摩崖刻石、簡帛與清隸，終評又做大字和小字作品分類。作品趨同現象有所改觀。二是通過層層評審，這次也有部分入展作品體現出形質與內蘊、中正工穩(wěn)與雄強高古兼容的創(chuàng)作趨向，古拙應有清剛之氣，否則拙成為濁。三是注重作品審讀。這次“隸書展”近 300 件入圍作品，在審讀環(huán)節(jié)上有 85 件作品出現嚴重問題。有的是文字學基礎薄弱和由簡轉繁中的用字錯誤，也有的是創(chuàng)作完成后不認真審讀查看作品，如“王勃”寫成“王 ”，“辛棄疾”寫成“辛去疾”。還有一個現象在這次“隸書展”中比較突出，有的作品是有界格的，理應在這個格里將內容書寫完全，但作者卻將內容在格中寫一部分，余下寫在款識里，使作品不完整，這樣容易形成不好的風氣；有的作品有行無列，雖字數不好計算，但又十分滿意，可以將余字寫在款識中，但有的斷句不完整。這也反映了作者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以及體現作品的完整性。

《西岳華山廟碑》拓片

下面談談自己的幾點思考，與大家交流。

第一，隸書藝術精神氣象正大，文化與時代精神深度契合。隸書精神，根植兩漢，而兩漢文化，重在正大氣象。孟子曾講：“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正大氣象是中華人文精神之所匯聚。所以說，以正大氣象為表征的隸書精神，是兩漢文化雄渾博大的表現，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筆墨當隨時代，當今社會正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綜合國力蒸蒸日上。今日研習隸書，首以正大氣象的藝術精神為宏觀視野，深刻把握兩漢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當代中華盛世的契合點，深刻體悟隸書精神的文化屬性與時代主題，以此統(tǒng)御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的方向、脈搏、繁榮與發(fā)展。

第二，隸書本體特性簡易中和，平中寓奇，法度與變化相生。與其他書體比較，隸書取平勢，而楷、行、草書是取斜式。隸書有楷書的規(guī)矩與法度，但并不像楷書那樣整飭而謹嚴；有行草書的變化與抒情，但又不像草書那樣難識而狂縱。所以隸書的藝術特性，簡易自然，中和有度，于規(guī)矩與變化、法度與情感之間輕松自由地收放，而不流于偏頗與極端。所以，簡易自然的中和之美，能夠和諧從容地表現于法度與情感之間的藝術特色。但是，如果缺少對隸書本體特征的把控，守則失之于僵，變則失之于野。

《石門頌》拓片

第三，隸書審美形態(tài)多方，法度、氣象、意蘊兼容。隸書表現形態(tài)主要有碑刻、簡牘、摩崖。三種形態(tài)都能呈現正大氣象之美、中和簡易之妙，然而又各有側重。漢碑如《禮器碑》《曹全碑》《鮮于璜》重在法度，摩崖如《郙閣頌》《石門頌》《西狹頌》勝在氣象，簡書如《居延》《武威》《敦煌》猶存意韻。取摩崖氣象，守漢碑法度，尚簡書意韻，以氣象為統(tǒng)攝，協調于法度與意趣之中，講究法度而不失神采，追求大氣而不失韻致，兼容并包，整體把握。而對碑刻、簡牘、摩崖只重其一端，不能兼顧和全面調控，常常會導致書風雷同、意蘊淺薄、索然無味。

《禮器碑》拓片（碑陽）

第四，隸書筆墨意蘊獨特，金石氣息、書卷意味美感交融。元代大家趙孟頫講過：“書法以用筆為上。”傳世隸書以碑刻為主，筆畫往往風蝕剝化，斑駁不清，這固然給隸書的學習增加不少難度，但是同時也給人更多意象上的拓展空間。這需要學書者有獨到的見解和綜合的能力支撐，在虛實之間注入主體審美經驗，加以提煉整合，形成獨特的藝術表現。隸書的用筆，就是書者對石刻文字所孕育的豐富意象生成的主觀表現，具有主體性審美和鮮明的個人特征。因此不同的書者用筆各異，需要經過漫長的積累、錘煉、升華。清代鄭板橋畫竹，曾有“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筆下之竹”的論斷，隸書筆法也是如此。漢碑用筆的吸收與表現，正是從“石上筆法”到“心中筆法”，再到“手下（毫端）筆法”的相生相變的轉化過程，從而形成自我筆法，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二度創(chuàng)作”。由此隸書用筆由表面形態(tài)的簡單描摹，進入到筆墨意蘊的深層表現，注重內涵充實和形質的雅化,使其具有金石氣與書卷氣兼而有之的藝術美感。清代隸書大家，諸如鄧石如、何紹基、伊秉綬、金農、俞樾、楊峴等，都是如此。因此，隸書用筆簡約而不簡單，獨特而有內蘊。

伊秉綬“萬卷·十年”七言聯灑金箋隸書 安徽省博物館藏

第五，隸書資源豐富，開掘多元，全面深入。清代王澍曾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虛舟題跋》）漢代隸書可資取法的藝術資源極為豐富。自清代以來，漢碑即有大量出土，廣受關注。進入20世紀，簡牘帛書又有更多發(fā)現。除此之外，諸如刑徒磚、瓦當文、漢金文、陶文、骨簽文字等，隸書資源蔚為大觀。并且一碑一奇，一字一態(tài)，變化多方，各具風采，展現出隸書的無盡藝術活力。而面對如此豐富的漢隸資源，今人則要多元取法，深入開掘。以敏銳的藝術觸角，開拓視野，善于發(fā)現，拓寬師法對象。所謂深入開掘，就是不要拘泥于表面的形似，要以獨特的藝術體悟，分析整合，概括提煉。由此在全面深入傳統(tǒng)中開掘自我新意，形成既有歷史淵源又能獨具個性的藝術語言，從而完成隸書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何紹基《隸書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第六，經典傳承與時代轉化。談經典離不開當代，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作品反映出的時代精神，與作者對經典的理解、把握和傳承息息相關。“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傳承經典，要有時代精神的主觀參與，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關鍵點。有人認為過度地學習經典可能妨礙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新，或者時代精神會被消解。實則“寓古于新”。我們看到一些作者的作品對古代的經典挖掘得很深入，從而使他表現的精神更自由；而有些作者的作品看上去個性很強，面對經典范本卻宛如初學，難得要領。深入挖掘經典并不是一個桎梏，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次展覽對經典傳承意識和時代精神的標舉，給予當代書法作者一個很好的示范引領。當代書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程，經歷了40多年蓬勃發(fā)展，目前如何充分利用書法資源，拓展經典，使當代書家擁有全新的審美體驗，自覺肩負起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新使命，不斷引領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走向深入，將經典意識與時代精神高度融合。臨摹與創(chuàng)作、傳承與轉化藝文并舉，探索高質量發(fā)展的時代路徑，增強文化自信，全面推動當代書法藝術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開啟新時代書法藝術的新格局、新氣象、新境界。隸書底蘊博大深厚，兼具文心修養(yǎng)涵泳。隸書以其氣象正大的藝術精神，簡易中和的審美風范，兼容并包的表現形態(tài)，豐富廣泛的取法資源，豐富獨特的筆墨意蘊，體現出深沉渾厚的文化承載與精神含量。作為一位隸書創(chuàng)作者，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將字內功夫與字外修養(yǎng)一同熔煉，用文心滋養(yǎng)筆墨，稟道義匯聚毫端，正本清源，示范引領，不斷進取追求，勇攀藝術高峰，將隸書繁榮發(fā)展推向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與廣大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共同為當代隸書的發(fā)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鄧石如《隸書新洲詩》軸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