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八十年代的媒體與文化

文｜李輝

時間讓人感到一種滄桑感。我從上海的高校畢業到北京工作時，采訪過一些老人，請他們談抗戰的故事、解放戰爭的故事、五十年代的故事，一轉眼到現在，我也要講我過去的故事了。歷史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首先是每一個親歷者一路走來的每一步，所看到的每一個細節，是可以觸摸的。

我就從我1978年進大學之后所經歷的一些具體事情來講八十年代，而不是概括八十年代是什么。我只講講八十年代發生了什么，而這個“發生”是我親身接觸過的，從這一過程來看那個年代留給當代中國一些值得留戀和值得反思的東西，甚至也許是再也不可能重溫的東西。

傷痕文學

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屆，我從湖北考上復旦大學。上大學時我們班一個同學叫盧新華，他在1978年夏天發表了一部很著名的小說《傷痕》，后來就形成一個概念叫“傷痕文學”。1978年2月進校，我們班級成立一個文學組，當時盧新華寫了一篇小說，貼在宿舍過道的墻報上，《文匯報》編輯發現了這個小說，認為不錯，但還要征求大家意見。

盧新華就組織“聯合簽名”，大家決定是否值得發表。我們幾個人就都簽了名，我也屬于簽名者之一，也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一封信上聯合簽名。《傷痕》的發表是1978年整個中國最轟動的文學事件和歷史事件，我有幸成為親歷者。

我對80年代的界定是從1978開始計算的，因為從1980年到1990年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而我所理解的80年代，是時間之外的概念，或者說是建立在時間基礎上的另外一個概念，就是從文革真正結束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到整個八十年代，這是我的概念，是一種思想、文化和時間交融在一起的80年代。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組織了真理標準討論。除思想開放之外，還有最重要的兩點，一是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很多政治家像劉少奇、彭德懷，都是在1978年、1979年得以平反，當時我們剛進大學，沒有教材，這個月上課剛講完黨史批劉少奇，下個月劉少奇、彭德懷就平反，這個月的講課內容很可能就推翻前一個月的，1978年、1979年整個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就是這樣。平反冤假錯案讓大量的“右派”、“走資派”能夠重新出來工作，他們的孩子也有了政治上的名分，可以進入中國社會。

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給地主摘去“帽子”。在文革中，有四類分子，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整個中國社會屬于“賤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孩子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能上大學，很多重要的崗位不會給他們。因此，平反冤假錯案和給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五類人摘除帽子，讓他們的孩子能夠正常參加高考，進入社會，這才有了整個八十年代生機勃勃的狀況，才有了整個民族凝聚一心的狀態。

我到復旦之后，經歷了傷痕文學，認識賈植芳先生(編者注：著名作家，曾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后在1978年得以平反)，這些過程實際上對我后來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世界杯

我是1982年2月來到北京的。我中學之前都在鄉下生活。所以賈植芳先生就寫信，讓他的朋友能夠關心我，安排我去采訪或者接觸一些人。我當時被分在《北京日報》，在《北京日報》實習一個月之后就要各自選擇，我當時的選擇是《北京晚報》。

我為什么要選擇《北京晚報》？這就要談到八十年代的媒體。整個八十年代，紙媒是主流媒體，聲音最強大的是紙媒。廣播也還可以，但沒有報紙那么豐滿。1982年，我們現在流行的“都市報”還非常少。1982年整個全國只有《新民晚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三家晚報，而其他的報紙都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機關報，像《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我覺得《北京晚報》還是比較輕松、自由、拘束比較小的媒體，我喜歡這樣一種氛圍，所以就要求到《北京晚報》。

1982年3月份我開始進入《北京晚報》做文藝記者。當時的媒體經過文革期間的封閉狀態，很多思想、文化的概念還沒有放開。雖然有思想解放運動，能夠在政治上有一些開放，但對于西方的東西還是比較謹慎，或者說是有一種恐懼感和擔憂。

1982年最重要的體育活動就是在西班牙舉行的足球世界杯，我們有三個體育記者，世界杯要來，大家都覺得是一件大事，但1982年世界杯與中國的距離非常遙遠，當時我們組內討論，沒有人敢說做專版，只是說做一個專欄，能夠集中介紹世界杯比賽，就做了一個欄目“世界杯足球大賽”。

第一天報紙出來后，就有人說這個專欄要停掉，不能把資產階級足球熱引到中國來。第二天這個欄目就取消了。當時像世界杯這些重大的體育賽事，黨報是不可能發表的，甚至連《北京晚報》這樣一種相對比較輕松的都市報也只能發一點點，而且不能突出。

媒體的發展就是這樣，從一些小的事情上，慢慢走過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現在流行歌星、京劇《四郎探母》都不算什么，而在當時是“洪水猛獸”，要慢慢地一點點擠出來。如果把最近鋪天蓋地的體育報道，比如網球賽、足球賽，和當年那么一點點的報道放在一起對比，就會看到媒體革命性的變化是多么驚人。

作為一個媒體人，能做到今天，是一種歷史的幸運，因為我能夠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和不同的人接觸，每天能夠感受很多新鮮的生活素材，接觸新鮮的人，思維就不會衰老，會有很多新鮮的東西去想、去做。

歸來者

1982年到北京，我拿了一個黑白傻瓜相機，用了將近十來年，拍攝水平很糟糕，但拍攝的對象和瞬間對我非常重要，有時候沒事，我就把當年的照片、資料和書信拿出來，翻一翻，重溫歷史。我把這些因冤假錯案平反重新回到公眾視野的人叫“歸來者”，從文化領域看，是一些作家、詩人；從政治領域看，是一些政治家，比如習仲勛，包括前天去世的于光遠先生，都是文革后才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

我剛做記者一個多月，當時北京召開文聯擴大會議，其中一個議程就是恢復幾位作家的文聯委員身份，一個是胡風，還有一個是沈從文。因為賈植芳先生的關系，我到北京后首先見了胡風和梅志，1982年他們搬家，我當時幫忙去搬，知道4月份會有這么一個會議，會議上正好胡風和艾青走在一起。我說：“胡先生，你們倆停一下，我給你們拍張照片。”

這兩位都是文壇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那個時候的“歸來者”。艾青是1957年的大右派，胡風是1955年的反革命分子，胡風在監獄坐了很多年，到1978年，精神分裂，后來治療回到北京。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就到了新疆，勞改很多年，艾青也是胡風七月派詩人之一。當他們在大會堂走在一起，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瞬間，所以拍了這么一張。

孫冶方先生在六十年代提出剩余價值和利潤問題，社會主義經濟一定要談利潤，1960年代遭到批判，批判他“利潤掛帥”。1982年下半年我去北京醫院看望采訪陽翰笙先生，正在這時陸定一進來了，陸定一在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孫冶方當年“利潤掛帥”受到批判，也是在陸定一的領導下進行的。

1982年孫冶方先生病重，陸定一先生當時也恢復了工作，也是“歸來者”，因為文革中被打倒了。陸定一先生去看孫冶方，我聽說他要到隔壁病房去看孫冶方，馬上向他提出來能否一起去，當時領導人與下面的記者很隨便，他說可以去，沒問題。

經過文革十年的磨難后，他也在反思很多東西，所以很愿意和年輕人接觸。拍完之后，我還洗了一些照片，給他的秘書寄去。這張照片是非常有歷史感的一張照片，在六十年代批判孫冶方的領導人現在能夠去醫院看他，一個月之后孫冶方先生就去世了。我覺得這對于我來講，是一種機緣巧合的事情，當時可能不覺得怎么樣，但過了多少年之后，你再看，它是多么重要的細節。這種細節的容量夠我用心解讀很多很多東西，它是能構成一個大文章的一張照片。

沈從文先生與胡風同時在1982年恢復了文聯委員職務，我認識沈從文先生還是比較偶然的。當時我去采訪文聯的擴大會議，沈從文分在文化組，代表中國歷史博物館講話。他批評很多領導是門外漢，卻要對行內的事情指手畫腳，他很不滿，所以就用很激烈的語氣說了“外行領導內行”的意見。

在文聯閉幕會上，我特意去找他，他當時與朱光潛先生坐在一起，兩人在互相交換著作，都是剛剛重新出版的，沈從文給朱光潛一本他重新出版的小說選集，朱光潛送給沈從文一本《美學書簡》。沈從文先生當時住崇文門，我經常去看他。

戲單上、節目單上看文化開放

我要講的難忘碎片的第二部分，是在戲單上、節目單上看文化開放，我收集的80年代戲單，都是我自己當年看過的沒有扔掉的。這些年因為寫書、回憶，就把節目單重新找出來，這些節目單上的信息，當時很容易忽略，但恰恰是這些節目單，記載了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一些東西。

第一張名片是人藝演出的《吉慶有余》，農村改革開放的喜劇片。一個很重要的細節是節目單背后有即將上演的兩個話劇的介紹，下面的叫《在守車上》，編劇高行健、劉會遠，導演林兆華。當時在《北京晚報》發表一個消息，說人藝敢拍四部反映現實生活的新戲。《在守車上》是最初的名字，后來改為《絕對信號》，還請林兆華先生簽名。那時節目單很簡單，一張紙，不像現在節目單特厚，一賣就幾十塊一百塊。我還有林兆華先生當時導演的另外幾個話劇節目單，比如《誰是強者》，還有高行健的話劇《野人》。

當時還上演了很多外國的話劇，八十年代初這些話劇是推動中國文化對外開放的動力，過去文化都是封閉的，觀念也比較陳舊，這些不同的話劇給人們帶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上帝的寵兒》后來不斷重演。最著名的是英若誠翻譯和主演的《推銷員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作品。

由于這些外國戲劇的引進，中國話劇在八十年代產生幾個重要的代表作。一個是徐曉鐘導演的，根據朱曉平同名小說改編的《桑樹坪紀事》，描寫一批知青在陜北的故事，整個話劇讓人看了心潮澎湃，激動人心。一個是《狗兒爺涅槃》，人藝的話劇，也非常精彩，描寫農村生活。這兩個話劇不約而同寫到農村生活，一個是知青的農村生活，一個是本地農村，反映出文革時期和文革前整個農村的狀況。這兩個在八十年代應該是非常好的話劇，都和外來文化有關系，讓導演有了一種開放式的導演手法，而不像過去那樣拘謹。

除了話劇節目單，還有音樂節目單，自從鄧麗君的歌曲走紅，李谷一出現，流行歌星出現，中國音樂真正進入流行音樂的概念，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場就是1985年威猛樂隊在工人體育館的演出，搖滾概念隨著威猛樂隊進入北京，我們也才有一個很直接的感受。

威猛樂隊當時在西方非常有影響，他們當時在工人體育館演出時，整個場館不知道有多么安靜，因為那時人們還不知道呼應，沒有一個人跟著敲節奏，也沒有人喊。演出進行到一半，大概有五六個人，真是激動得不行了，就在場子邊上，開始跟著樂隊一起跳，一塊扭，有關人員就把他們給按住了，押出場地。這是北京的流行音樂或者說是中國流行音樂，第一場世界最頂尖的樂隊演出，后來再也沒有超過它。

整個八十年代看戲、看電影特別多，那時做文藝記者特別幸福，而且全是最好的頂尖演出，比如帕瓦羅蒂到人民大會堂演出，不斷返場，當時他年富力強，讓唱多少就唱多少，從頭到尾就一個人唱，非常high。總體來說，八十年代文化上的對外開放走得比較快。

文圖里尼的演出

1984年意大利的一個著名民歌音樂家文圖里尼在民族宮演出，當時正好有電臺的朋友一起，現場錄音，錄完以后復制了一個盤給我。我去看沈從文先生時，就送給他，沈從文先生家有一個錄音機可以放音樂。他非常喜歡這種鄉村的民間音樂，沈先生一邊聽一邊掉眼淚，他到晚年，只要一提到家鄉的戲，一提到湘西民歌或聽到民歌，都很激動。八十年代的舞臺演出是豐富多彩的，有流行的東西，也有民間純粹的音樂，還有很好的演出。

1987年，我從《北京晚報》調到《人民日報》，1988年《人民日報》文藝部舉辦新時期十年金曲榜評選，評選一定程度帶有對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總結性質，或者叫里程碑式的紀念性評比。目前來看，當時選的這些篇目和演員，都是當時在音樂上真正站得住的。隨著崔健的出現，《黃土高坡》等作品的出現，應該說流行音樂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熟，而且和外來音樂融匯地已經很不錯。這就是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音樂的發展，尤其是流行音樂的發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八十年代鋪墊了很好的基礎，才有了未來二十多年中國整個流行音樂和通俗音樂的長足發展。

承前啟后的老人

我還要講一下那些承前啟后的老人，為什么要強調老人？這些老人在80年代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很多人都去世了，不大可能有人再想到他們，時間很殘酷，魯迅時代有多少風云人物，現在可能被知道就是魯迅、周作人，頂多有了《人間四月天》，大家又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我當時有幸成為他們的編輯，約過他們的稿，采訪過他們，而且也確實覺得他們做了很多事，不能簡單就忘記了，我覺得有責任去寫他們的故事，他們在八十年代所做的事，這些事對未來的文化發展和創造起到很重要作用。

現在話題變化那么快，今天的熱話題，明天可能就Pass掉，何況要求三十年前的內容還成為今天關注的話題，也不現實，對我來講，這是個人情感的一部分，是個人對歷史認知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忘記。

文革的反思當然是一個永遠的話題，反思文革不同知識分子有不同的文章寫法。蕭乾也寫過文章談歷史反思，他寫了一篇文章講1957年翻譯《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家葉君健當時批判他，舉出的一些事都是不實之詞，蕭乾把文章在香港發出來，文章發表后巴金就寫信批評蕭乾，說現在要反思歷史，不能談自己的恩怨，眼光應該放高一些，要談整個歷史，談民族的東西，不要為這些小事浪費時光。后來蕭乾就改變了，再寫關于文革或歷史的文章，就不談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而是談一些文化現象、歷史現象。

80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叫戴厚英，寫過一本《人啊，人！》，后來受到批判，說她宣揚人道主義，當時蕭乾給她很大支持。

關于紅衛兵的懺悔成為一個熱點，當年打過老師的人給老師道歉，包括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前不久也向老師道歉。這一話題在八十年代都是用“懺悔”，這是巴金的思路。巴金提出幾個概念，一是講真話；一是自我懺悔，文革發生每個人都有責任，從自己解剖自己；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館。

于光遠先生八十年代寫了一些文章，后來我幫他整理出版成書。他的故事都很生動，于光遠先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寫了很多自己的經歷，但不是聲嘶力竭的揭露。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他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當時要開他的批斗會，他去參加，門口有守衛，要憑票才能進場，他沒有票，他對門衛說，“你要是不讓我進，你們今天這個會就開不了，因為我就是于光遠，我不進去你們怎么開啊”，最后門衛只好把他放進去。他的文章中寫到很多這種有趣的事，我覺得最高明的就是用這樣一種喜劇色彩的東西來寫歷史，能夠把歷史的痛處寫出來，而不是簡單的控訴，也才能寫出歷史的另一面。

后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他專門負責參與起草鄧小平的講話報告，包括提出經濟改革的很多重要方針。于光遠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天去世，昨天上午我去吊唁，心情很沉重。

現在老師的待遇比過去高很多，現在大家更多的是談農民工、社會底層生活狀況，談知識分子和教師的不多了。但是在80年代，教育待遇可是了不起的大話題。冰心是個教育家，一家人都從事教育，對教育一直很關心，她寫的最多文章都是為教育和知識分子辯護，呼吁提高他們的地位。其中的一篇就是1987年她寫的小說《萬般皆上品》，講當時一個副教授工資不如一個小販，因為當時正好不讓再談知識分子待遇低的問題，最后把一些肯定的話改成問號，把一些重要的句子刪掉，經過一番交涉發表，發表以后，很多教育界的同志都提到此文。

曹禺先生是了不起的天才劇作家，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也愿意像巴金一樣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后來寫《王昭君》，包括其他一些話題，都是命題作文，真正有份量的東西是在他三十幾歲左右寫成的，1949年之后他的話劇基本上沒有站得住的。

1983年，黃永玉先生與曹禺有過通信，其中一封黃永玉對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評，他就說：“你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他們是兩代人，黃永玉是曹禺的晚輩，但他們是平等交流。黃永玉是性情中人，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但曹禺也很特別，看這封信后很高興，并不生氣，就回了一封信，黃永玉告訴我曹禺的回復：“我讀了你的信。我告訴我的女兒，到街上買了一個大照相本，把他放到相冊上，一頁一頁的貼到照相本上，現在我可以隨時翻，當我偶爾失去信心的時候，我在你的信里看到一個火辣辣的詞語，他促進我拿起筆再寫下去。”曹禺用這樣一個坦蕩的胸襟對待晚輩的批評，當然，曹禺實際還是沒法改變自己。

有人跟我探討曹禺到底復雜不復雜，或者說他是不是真的認識到自己的痛苦。曹禺年輕時就寫出《雷雨》、《日出》，我覺得他自己就是戲中人，曹禺的東西，包括看他平常的一些講話，生活就是戲，戲也是生活，他沒有分開，包括在老朋友面前的表述，不能說他是做戲，他是融為一體了。

巴金80歲的時候做了一個紀錄片，在新影廠開座談會，當時請曹禺參加，曹禺發言非常慷慨激昂，因為那段時間氣氛比較活躍，都談文革反思，談講真話，談作家獨立思考，很熱烈，曹禺講話也很激動，說“我跟巴金相比簡直不是人，人家讓我說什么我就說什么”，非常痛苦，但是過了不久該表態還表態，該怎么批判人家還怎么批判。

在我寫關于人藝話劇文章時，又認識到曹禺的另一面。曹禺當時是人藝的院長，一方面像黃永玉所說“為勢所誤”，不愿意和別人擰著來，該表態就表態，該批判就批判，但他還得做自己的事情，兩個動作在人藝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在他任下，1981年把高行健從中國作協調到人藝，他是院長，如果院長不同意應該說是不可以的，這才有了高行健后來的《絕對信號》、《野人》這樣一些重要的話劇。林兆華導演的幾個話劇在1983年受到批評，曹禺私下寫信給他很大鼓勵。

第二，張辛欣在80年代是文壇的風云小女子，小說有《在同一地平線上》、《瘋狂的君子蘭》，以及電視劇《運河人》，當時真正做紀錄片的就是她。張辛欣發表《在同一地平線上》后遭到批判，她在畢業時分配不出去，誰也不敢要，因為她當時的作品都發表在巴金的《收獲》上，巴金就保護她，到上海后就住在巴金家里。巴金向曹禺推薦張辛欣，后來人藝接受她當導演，工作才有了著落。

曹禺可能是復雜的，他有他的威望，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做一種文化的銜接和推動，這才是真實復雜體的曹禺。

遺憾的事情

對我個人來說，八十年代也有很多遺憾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人是從文革過來進入大學，對是非太清楚太明確，尤其1982年前后經過學校的一些影響，好像誰的思想不解放，年輕人都嗤之以鼻，都不愿意跟他們接觸。

當時我們認為丁玲是個比較左的人，她批評《芙蓉鎮》，批評一些年輕作家，我們都覺得不能接受，雖然有很多機會，但沒有單獨做采訪，這是件遺憾的事情。還有周揚，當年那些整胡風的人，其實也應該采訪。對一個記者來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態度，要有一種更寬泛的心態對待歷史。

現在想來，沒有采訪周揚、丁玲是多大的遺憾。包括胡喬木先生，當時也是有機會采訪的，都很遺憾。我不采訪丁玲是因為她1978、1979年寫文章罵沈從文，我覺得不能接受，也是個人情感在里面，因為當年他們兩人關系很好，1924年就相熟，關系非常密切，胡也頻遇難之后沈從文陪丁玲把孩子送回常德，在武漢時遇到凌叔華夫婦，八十年代凌叔華回來見友人，沈從文說有丁玲參加我就拒絕參加，所以這個宴會沈從文就沒有出席。

還有一個遺憾，就是沈從文和蕭乾沒有見上一面。沈從文是蕭乾的恩師，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念書時，第一篇小說和后來很多小說都是在沈從文當時所在的大公報副刊發表的，包括畢業時也是沈從文把蕭乾推薦到大公報。

但是文革期間他們產生一些不同的矛盾，我一直想撮合，因為他們倆人都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的朋友有三個人是最有才華的，一個曹禺，一個沈從文，一個蕭乾”，而三個人都跟巴金關系很好。有時我見到巴金也會聊，蕭乾和沈從文到底怎么回事，誰也說不清，蕭乾說蕭乾的理，張兆和對我說她的理，都覺得各有道理。作為晚輩，我總覺得和好才是，那么好的關系干什么鬧那么僵。

1988年的4、5月份，我去看沈從文，當時《蕭乾傳》出版了，我提前寄給他，然后請他講幾句關于《蕭乾傳》的話，然后我又說：“要是蕭乾來看你，你見不見？”老人家當時說話也不利落，說：“他要來我怎么不見？”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回到報社趕快寫信給蕭乾，然后我又把這件事寫信告訴巴金，接著我就到貴州出差，等我出差十天回來，沈從文去世了，當時我覺得非常遺憾。

后來蕭乾給我寫了一封信，張兆和也給我寫了一封信，在巴金給張兆和的信中也提到這件事，雖然他們沒見面，但也算和好了。沈從文去世后蕭乾第一時間寫了懷念文章，在臺灣《聯合報》發表，后在內地也發表，他用這種方式實際上也是彌補。

用悲憫心態看歷史中的人和事

我愿意以史料為基礎來敘述歷史，現在的口述歷史太多了，我原來熱衷于做口述歷史，在80年代、90年代做了很多。現在讀了很多之后，尤其是這十年，很多內容不敢相信。早年在功利性還不強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比較嚴肅對待，現在有圖書市場、讀者選擇、媒體熱點等影響后，口述歷史很可能首先是滿足現時代的讀者需求。歷史的回憶也要小心求證，不能信口開河，想怎么說就怎么說。

曾看到一位朋友整理的口述，其中一段講到黃永玉，說黃永玉很聰明，而沈從文在文革前很低調，不受重視，所以他跟沈從文就不來往，文革之后沈從文火了，他就開始來往。

這種回憶沒有任何根據，因為我收集的大量資料都是沈從文給的，他與黃永玉之間50年代、60年代往來的書信，沈從文當時的書都是黃永玉設計封面，他們倆住的也很近，來往很多。以現在的某些觀點來看，歷史上的有些事有些人可能不達標，你當然可以對一個人或者對一件事持否定態度，但不能因為是否定態度，就把過去的事情朝另外一個方向說。

當然，我也有遺憾，有些人沒采訪。現在回顧、研究歷史時，對歷史人物我更愿意用一種寬容的眼光看待，甚至對老一代人經過的苦難，也更愿意用一種悲憫的心態看當年歷史中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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