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世界都在悼念這位偉大的女性

莫陌

今天看到的新聞，珍 · 古道爾去世了，來自全世界的紀念生意，蜂擁而至。

我們不奢望用一篇文章，就把這個偉大的人一輩子的貢獻說清楚，選擇幾個角度吧，比如跟她有關的影像作品，還有她對2025年的這樣一個世界，又有什么特殊意義。

古道爾的傳奇故事開始于 1960年，這一年她抵達坦桑尼亞西北部的貢貝。當時她是一位26歲的女性，沒有大學學位，僅接受過秘書學校的教育，懷揣著一個由《人猿泰山》和《杜立德醫生》等書籍點燃的童年夢想——去非洲生活。

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選擇她也是一場深思熟慮的賭博。他尋找的并非一個優秀的科學家，而是一個更敏銳的觀察者——他相信一個未被學術教條「污染」的頭腦，能看到經過訓練的人看不到的東西。

古道爾的「天真」實際上就是她最主要的科學工具。這使她能夠擺脫定義了當時動物行為學的術語和偏見。

古道爾的研究方法，立刻引發了爭議。她給研究對象取了名字（如大衛 ·灰胡子、弗洛、菲菲），而不是編號，這種做法被批評為不科學和擬人化。她沉浸在它們的世界里，將它們視為具有獨特個性、情感和家庭紐帶的個體。批評者認為這損害了客觀性。古道爾則辯護說，承認它們的個體性，對于理解其復雜的社會生活至關重要。

因為當時的科學界認為「客觀性」的前提是保持距離，還有去個性化。古道爾提出了一種激進的替代方案：對于某些研究對象，真正的理解是通過親近和共情實現的。她含蓄地指出，將一只黑猩猩視為一個數字才是更不客觀的行為，因為它故意忽略了它們個體性的確鑿證據。

她隨后的發現的確徹底顛覆了當時的科學共識。

她觀察到「大衛·灰胡子」用草葉釣白蟻，這直接挑戰了「人類是唯一制造工具的動物」的定義，促使利基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嘆：「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工具，重新定義人類，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類！」

她發現黑猩猩會捕食和吃肉，包括疣猴，甚至有同類相食的行為，這推翻了它們是和平的素食主義者的普遍看法。

她記錄下來每只黑猩猩都有強烈個性，它們具備長期的家庭紐帶，彼此之間有親吻和擁抱等行為，總的來說具備人類未曾想過的深邃情感和社會復雜性。

古道爾研究的影響力超出了動物行為學的范疇。古道爾將個體動物的主觀體驗（個性、情感）作為有效數據的做法，雖然在當時被視為「不科學」的擬人化，但幾十年后，一個名為「慈悲保育」的運動興起。

這項運動主張在保育實踐中尊重個體動物的權利和感知能力，超越純粹的集體主義視角。慈悲保育的核心信條，包括重視個體感知、承認動物的主體性、為個體量身定制干預措施，正是古道爾在貢貝「非正統」方法的直接影響產物。

另外一重意義，是古道爾發現自然的「陰暗面」。她的研究摧毀了將靈長類動物描繪成和平素食者的浪漫盧梭式形象，為人類自身的部落暴力傾向，提供了一面令人不安的鏡子。

古道爾的工作提出了一個復雜的、道德上模棱兩可的現實，表明我們并非與自然分離，而是與之連續。換句話說，無論是我們的慈悲之心，還是我們的殘忍本性，可能都并沒有超越動物的本性。

由《國家地理》1965年制作的電視特別節目《古道爾小姐與野生黑猩猩》是讓她蜚聲國際的主要推手。

影片的敘事重點放在一位年輕女性獨自在叢林中的冒險和異國情調上，由奧森·威爾斯擔任旁白，這種做法似乎使古道爾本人和黑猩猩一樣，成為了被觀察的客體。

古道爾本人后來反思這段早期的媒體報道時，認為它相當可悲。媒體的焦點常常是她的外貌，比如什么美女與野獸的陳詞濫調、甚至還有《國家地理》封面女郎的說法，而忽視了她的科學嚴謹性。

這類報道起到了雙刃劍的作用。客觀來說，是為她的工作和環境保護事業帶來了巨大的公眾關注，但也存在將她這位嚴肅科學家庸俗化的風險。

從方法論來說，這部紀錄片也有可議之處。它包含了對她最初幾個月工作的情景再現，這些鏡頭是由雨果·范·拉維克在事后重新拍攝的，以搬演的方式。

2017年的紀錄片《珍》則是另一次電影考古行動。

《珍》

由雨果·范·拉維克拍攝的原始16毫米膠片長度超過100小時，在《國家地理》的檔案庫中沉睡了50年后被意外發現。

這些膠片是無聲的，完全被打亂，沒有任何連續的鏡頭，也沒有任何場記或筆記。項目的前八個月完全用在識別和編目影片中出現的160只黑猩猩，以便將敘事聚焦于一個核心群體。這本身就是一項復雜的研究工作。

這部影片的美學手法，是希望創造一種主觀、情感化和沉浸式的體驗，這與古道爾本人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轍。

摩根和他的團隊，從數千個零散的鏡頭中構建出流暢且情感連貫的場景。例如，珍第一次接觸到一只黑猩猩并跟隨它的場景。據摩根說，這個看似一氣呵成的片段，實際上是從分散在140盤膠片中的鏡頭拼接而成的，耗時三周才完成。

布萊特·摩根與珍·古道爾

影片的音景是從絕對的寂靜中創造出來的。團隊利用一個龐大的黑猩猩叫聲庫和環境森林音效，精心將其與無聲的畫面同步，構建了一個豐富的聽覺世界。幫助觀眾不僅看到貢貝，更能聽到它。

影片旁白的選擇也非同尋常。摩根主要使用了古道爾朗讀其著作《希望的理由》的錄音，而非全新的采訪錄音。這或許能創造一種比標準訪談更具詩意、更富反思性的體驗表達。這使得旁白從解說轉變為一種親密的內心獨白，讓觀眾直接進入她當時的想法和感受。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藝術選擇是配樂。摩根將這部電影設想為一部「電影歌劇」，希望找一位與古道爾地位相當的標志性作曲家，最后選擇了菲利普·格拉斯，他宏大而富有推動力的配樂將一則個人化故事提升到了神話的層面。

嚴格來說，《珍》最終并非一部科學紀錄片，而是一部聚焦于個人成長的電影傳記。

影片的敘事優先考慮了她的情感旅程，她最初的希望與挫敗、與大衛 ·灰胡子的突破性接觸、與雨果·范·拉維克的浪漫與婚姻、兒子格拉布的出生、平衡母職與事業的挑戰、離婚的痛苦，以及發現黑猩猩戰爭的黑暗面。

科學是影片的背景，而它的故事關乎一個女性完整的一生。影片通過將她的個人掙扎和抉擇融入科學突破的脈絡中，駁斥了那類常見的科學家神話。它展示了一位女性在一個性別歧視的體系中航行，在家庭與事業之間做出艱難抉擇，并最終以自己的方式定義了自己的人生。

布萊特·摩根在《珍》中的電影手法，實際上是對珍·古道爾科學方法的直接演繹。

兩者都優先考慮主觀沉浸和共情式參與，而非疏離的客觀性，以達到更深層次的真實。古道爾的科學方法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為它是沉浸式和共情式的。她為研究對象命名，觀察它們的個性，并生活在它們中間以獲得它們的信任，這是一種主觀的方法論。

摩根也明確地用同樣的術語描述自己的電影哲學：通過嘗試體現主題來擁抱主觀性 ……進入他們的皮膚。影片中的各種藝術選擇都是為了將觀眾從一個疏離的觀察者角色中拉出來，直接置于珍的主觀體驗之中。

因此，這部電影的形式完美地反映了它主題的核心哲學——它不僅告訴我們關于珍·古道爾的工作，更讓我們感受到成為珍·古道爾是何種體驗。

如果我們直接比較上述這兩部影片，可以清晰地看到敘事和再現方式的演變。在1965年，古道爾是世界凝視的客體，她的故事由一位男性旁白為她講述。而在2017年，她成為了自己經歷的主觀創造者，她的故事通過她自己的語言被講述。

古道爾的晚年開始向行動主義轉變。不能將這視為對科學的背離，這其實是她長期秉持的道德邏輯的某種自然演變。

轉折點發生在1986年于芝加哥舉行的「了解黑猩猩」會議上。在會上，她直面了非洲森林砍伐的規模、非法野味貿易，以及醫學研究實驗室中黑猩猩的殘酷處境。她后來有一句名言是：「我以科學家的身份參加會議，卻以行動主義者的身份離開。」

那一刻，是她積累的科學知識的重量變得無法承受的一個瞬間。

關于棲息地喪失、種群下降和個體痛苦的數據不再是抽象的。它們是對人類行為的判決，要求一個回應。對古道爾而言，對黑猩猩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科學論文，必須轉化和升格為一種道德呼吁、政治吶喊。

這或許是因為她堅信，真正的科學理解不會導向某種事不關己的超然態度，而一定會導向切身的參與和責任。

古道爾的具體行動包括，1977年成立珍·古道爾研究所，以支持研究和保育工作，1991年創立「根與芽」，一個專注于地方環境和人道主義項目的青年計劃。她還發起了TACARE項目，這是一個以社區為中心的坦桑尼亞保育倡議，將環境保護與當地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小額信貸等需求聯系起來。

古道爾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如森林砍伐和氣候變化，牽涉之廣往往會使人感到無力。然而，她的組織策略，特別是「根與芽」，卻巧妙地將焦點放在賦權個體，尤其是年輕人，去執行地方性的、可實現的項目上。

同樣，TACARE項目明確拒絕自上而下的保育模式，而是將環境健康與當地社區最直接、最具體的需求聯系起來。

這種「著眼全球，立足本地」的策略，是一種深思熟慮的心理和實踐選擇。她明白，要解決一個星球級的問題，首先必須將它調適到人的尺度上，給予個體能動性和明確的角色。這對于所有形式的現代行動主義都是一堂至關重要的課。

古道爾的晚年，提出了她的「希望哲學」。

「希望哲學」并非一種簡單的樂觀情緒，而是一種有針對性的直接干預，目的是對抗我們這個時代那種特定的、使人衰弱的心理狀況。她的希望哲學包括四大支柱：

1）卓越的人類智慧；

2）大自然的堅韌和恢復力；

3）年輕人的力量和奉獻；

以及4）不屈不撓的人類精神。

對她來說，這并非一堆陳詞濫調，而是一個用于認知重構的實用工具箱。每一根支柱都將一種絕望的源頭轉化為一種能動性的來源。

比如說人類智慧可以將我們破壞的能力轉化為創新的能力，大自然的堅韌將不可逆轉的喪失敘事轉化為只要給予機會就有可能恢復的敘事（例如，物種從滅絕邊緣被拯救的故事），年輕人的力量將代際焦慮轉化為一股全球性的變革力量，這體現在「根與芽」團體的具體行動中，還有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將個體的無力感轉化為對人類永不放棄的能力的認可。

這個框架是古道爾為幫助年輕人擺脫絕望的麻痹狀態，所提供的一條結構化的心理路徑。

2020年的紀錄片《珍·古道爾：點燃希望》詳細介紹了古道爾晚年的行動家歷程，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像是2017年那部紀錄片的續集。

《珍·古道爾：點燃希望》

前者是關于科學家古道爾，后者是行動家古道爾。

古道爾的溝通風格，是她整套哲學的核心。她說過，她的目標是想通過講故事來觸動人心，而不是與人展開理智辯論。拍電影，正是她講故事的一種方式。

古道爾的天生性格就不具對抗性，她認為激進的方法雖然有時能夠喚醒人類，但并非最終的解決方案。

這對于我們今天這個世界尤有啟發意義。

在一個信息飽和、政治兩極化的世界里，僅靠事實是無法說服人的。所謂「后真相」時代，情感訴求和個人信念的影響力，經常會超過羅列客觀事實。

古道爾的整個溝通策略，就是優先考慮共情故事而非理性論證，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一種經過實踐檢驗的有效溝通模式。

或許可以將古道爾偉大的一生，定義為長期進行的各種轉譯工作。

她將貢貝沉默的世界轉譯成一套新的科學和公共詞匯，她允許自己的生活被轉譯成一個激勵人心的女性賦權敘事，她將生態危機的嚴酷數據轉譯成一場全球性的變革運動。而對今天最重要的是，她為我們提供了一套語法和邏輯，幫助我們把對地球最深的恐懼，轉譯為某種堅定的希望。

她最后、也是最持久的轉譯是，她回答了這個時代極具壓倒性的一個問題——

「現在是否為時已晚？」

并將其轉譯為一個簡單、可行的生命宣言：「不晚，你活著的每一天，都在產生某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