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隴右道到劍南道：松州城址變遷的歷史考證及其重大意義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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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隴右道時期，松州城址位于白龍江流域，歷經從舟曲縣峰跌到達拉溝口芳州城址的遷移過程；永徽年間，松州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其城址先后經歷松潘嘉誠縣、熱務馬拉墩以及行松州茂縣黑虎鄉。松州城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變遷有著系列原因：一是唐朝從防范吐谷渾、黨項諸羌到防御吐蕃的戰略變化，二是民族遷徙與羈縻州的設立，三是自然災害因素。松州城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變遷有著重大歷史意義：一是從行政區劃上支撐起了中華文化中江源岷山的山水版圖，二是形成了以松州地區為中心的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軸，三是嬗變成為了中央政府治藏固邊的重要柱石，為川甘青結合部的長治久安奠定了重要歷史基礎，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支撐。

關鍵詞：松州；甘松嶺；隴右道；劍南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松州是在中國歷史地理版圖上有著重要意義的軍事重鎮。貞觀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戰促成了文成公主進藏的千古佳話。從此，一千多年來，松州像一顆明星閃耀在祖國的西部，成為了西部邊疆研究繞不開的一個話題。松州城址究竟在何處？多年來，由于《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新唐書》關于松州州治幾乎成為定讞的記載，以及留存至今的明代松潘古城的重要影響，任乃強、史念海、譚其驤、郭聲波等著名學者都認為唐代松州城址即今松潘古城，而對松州城址的變遷過程卻研究不足。嚴耕望對松州城址在今松潘的觀點采取了存疑的態度，在《唐代交通圖考》中采用了“若唐之松州果在今松潘，則······”的假設，而且對史書關于松州城址與甘松嶺的距離等記載提出了疑問，但是，對松州城址的變遷過程仍然沒有展開研究。其實，松州城址的變遷過程紛繁復雜，涉及湔氐道、甘松、龍涸、扶州等多個歷史地名，關于松州城址的很多重要史料記載也存在相互抵牾之處，而且歷史時期區域軍政格局、族群、道路交通等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今人以明代松潘古城的地望來推究唐代松州的相關歷史也常有牽強之處，很多問題莫衷一是。有如下疑問需要考證：

問題一：甘松嶺和松州之間的空間方位、距離問題。《元和郡縣志》載“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而到了明代《大明一統志·名勝志》《蜀中廣記》《讀史方輿紀要》則變成了，“甘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指出：“此殊為可疑”。

問題二：作為行政建制的甘松縣是否是松州問題。蒙文通先生指出了甘松嘉誠縣說之誤，鄭炳林也明確指出甘松松潘說之誤。而蒲孝榮認為甘松縣在今松潘縣東黃龍公社（舊名黃龍寺），《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也認為甘松縣在今松潘縣。

問題三：貞觀時期圍繞松州的兩次軍事行動之進軍路線問題。一是貞觀九年（635）李道彥襲擊黨項拓跋部退保松州的進軍路線，二是貞觀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戰的進軍路線。特別是關于闊水道的地方，學界卻觀點紛呈，莫衷一是。任乃強先生認為其在“今大小金川與道孚、爐霍、甘孜等縣的河谷農業地區，唐人重其水，因呼為闊水部也。”而郭聲波則認為其在今若爾蓋北部沼澤由白河黑河覆蓋的水網地區，夏季水漲，水面開闊。以上兩種說法的商榷之處在于，把松州作為今之松潘來研究進軍路線，而沒有注意到貞觀十二年松州還屬于隴右道，城址還位于白龍江流域。

問題四：松州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引起的城址變遷問題。《舊唐書》言“松州，天寶元年改松州為交州郡······屬隴右道，永徽之后據梁州之境，割屬劍南道也。”這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安介生認為這樣的改動頗耐人尋味。但是，其城址變遷尚無人論及。

問題五：藏漢史料關于松州州治記載的抵牾問題。《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新唐書》都記載松州治嘉誠，即今松潘古城。但是，毛爾蓋·桑木旦著，阿旺措成、佘萬治譯的《藏族史·齊樂明鏡》明確指出“香鄂巴熱丁尚遺存古代松州城堡的廢墟。”在下文進一步闡明：“唐朝開國皇帝武德時，唐朝占領了多麥地區的大部分地方，在松州設治。相傳松州的州治在香鄂地區的巴熱丁”。香鄂巴熱丁即熱務馬拉墩，即今松潘縣紅土鎮紅土村一組。松潘古城到紅土村相距七十余公里，究竟何處是松州州治？相互抵牾的史料記載，給我們提供了研究空間。

筆者認為，從《元和郡縣志》《舊唐書》的編撰到今天，一千多年來，造成以上疑問的原因有以下三個：一是重要史書的轉引錯誤導致的混亂。如《舊唐書·地理志》錯誤轉引《元和郡縣志》關于甘松相關記載所造成的以訛傳訛。二是忽略了松州城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變遷過程造成的混亂。學界忽略了永徽年間松州城址從甘松嶺東北遷移到了甘松嶺西南，從雍州之域到了梁州之域的變遷過程。三是沒有厘清松州遷移到劍南道以后城址變遷造成的混亂。鑒于此，筆者綜合漢藏史料及較為詳實的田野調查，從松州已得名的甘松嶺地望入手，系統考證了隴右道松州地望及其城址變遷、劍南道松州地望及其城址變遷，分析了永徽年間（650—655）松州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的原因，并闡明松州城址變遷的重要歷史意義。

一、松州名源及甘松嶺相關地望考察

松州因甘松嶺而得名。《舊唐書·地理志》松州：“取州界甘松嶺為名。”《新唐書·地理志》松州：“以地產甘松名。”所以，欲解松州之謎，必考甘松嶺所在。史書上關于甘松嶺的記載繁多，容易混淆之處不少。綜合前人研究，筆者認為確定甘松嶺地望，必須要從三個層面予以分析：一是甘松產地層面，明確甘松是什么、其產地范圍包含哪些地方？二是辨析甘松產地意義的“甘松山”與歷史地理意義上“甘松嶺”的區別；三是厘清從三國到隋唐一系列以“甘松”為名的政區之地望。

（一）甘松產地意義上的“甘松山”

甘松是漢、藏醫學中的一種常用藥材。甘松為是忍冬科甘松屬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長在青藏高原海拔3200~4050m的高山草原和高寒草甸地區。甘松藏語稱為“邦貝”，“邦”系指草壩，“貝”為香之意，“邦貝”即甘松就是草壩上生長的香料。藏藥藥典《晶珠本草·奇麗圖鑒》這樣描述“邦貝”：“甘松芳香，生長在陰山草坡。葉狀如玉盆，莖紫色，花紅色，香氣滿溝，對此眾神也永久喜悅”。

川西北與甘肅西南部相接地區盛產甘松，這在史料中廣有記載。《華陽國志》提到汶山郡部分今阿壩州一帶的情況，說這一地區“特多雜藥，名香”。任乃強先生注釋時說名香“謂麝香、木香、甘松、香草之屬，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乃生，內地所難得有者。違禁時唯自汶山輸出，宋元以來始漸轉移至康定輸出”甘松藥草作為正史記載始載于唐代《本草拾遺》：“出涼州。”即今甘肅武威一帶。宋代《證類本草》中甘松一項下附圖為“文州甘松香”，即今甘肅文縣。可知唐宋時期甘松已廣泛分布于川西北和甘肅地區。民國《本草藥品實地之觀察》記載：“馬志引《廣志》云，‘甘松出姑、藏、涼州諸山’。蘇頌曰‘今黔、蜀州郡及遼州亦有之。可知本品之產域，西北為甘肅及四川之松潘，西南為云、貴及川、滇邊界，以及印度、喜馬拉雅，高達一萬尺山地產出之香料藥材也。北平市品稱芽甘松，據云來自四川。’”。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等編《中藥志》說甘松“主要產于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松潘、理縣、南坪一帶”。甘松的廣泛分布造成了中藥產地意義上的“甘松山”在川甘青藏毗連區域海拔三千到四千余米區域隨處都有，史書上才會出現甘松山、甘松嶺等多個地名，因此《隋書·地理志》載汶山郡通軌縣“有甘松山”，從中藥產地意義上的“甘松”來說是正確的。

（二）歷史地理意義上的“甘松嶺”地望

歷史地理視野下的甘松嶺地望與沿革地理有著密切的關系，涉及歷史時期政區和疆域的變遷。作為歷史地理意義上的“甘松”，最早出現在三國時期。《三國志·鄧艾傳》記載“景元三年，又破維干侯和，維卻保沓中”，鄧艾遣“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三國志·姜維傳》載“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華陽國志》曰“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今舟曲縣武坪鄉沙灘村北面的山坡上有沙灘寨址，據文史資料記載，該寨址為三國時期蜀國大將軍姜維屯田“沓中”時所建，此地即為古“沓中”東部。鄭炳林在《西秦赤水、強川、甘松地望考》中指出西秦甘松郡地望在岷縣南、宕昌西、舟曲東部一帶，即唐宕州懷道縣境。《隋書》卷二十九“宕昌郡，后周置宕昌國，天和元年置宕州總管府······懷道，后周置甘松郡，開皇初郡廢。”牟發松認為甘松郡，治甘松（今甘肅舟曲縣界），郭聲波考宕昌懷道縣即今甘肅舟曲縣峰迭鎮。綜上，從三國之甘松、西秦甘松郡、北周甘松郡之地望均在甘肅舟曲縣界。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九芳州，“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諸戎，始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其郭下常芬縣“有甘松府在城內。”郭聲波考芳州常芬縣即今迭部縣旺藏鄉阿夏林場。《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二松州，“至后魏，鄧至王象舒治者并白水也，常為羌豪，因地自號為鄧至王，其后子孫舒彭者，遣使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蒙文通先生指出“芳州常芬縣，隋屬扶州，有甘松防、甘松府，此為鄧至之甘松。”也就是說，后周甘松防、甘松府、后魏甘松縣都在芳州常芬縣，即今白龍江上游迭部縣旺藏鄉。

綜合以上史料，正如劉鐵程在《甘松芳草的地名記錄及漢、藏文化交流》中指出：“作為以甘松為代表的芳香植物的產地，以甘松嶺為中心，在今甘肅南部舟曲迭部等地形成了大量的甘松類古地名，如甘松、甘松郡、甘松縣、甘松防、芳州、恒香郡、恒香縣、常芬縣、常芳縣、松州、甘松嶺等。”如果所有出產甘松的山脈都可以稱之為泛指的“甘松山”的話，那么歷史地理意義上“甘松嶺”專指的是松潘縣、紅原縣、若爾蓋縣東北，從尕里臺往經郎架嶺-包座一線到迭部舟曲白龍江流域的連綿山嶺，這一帶山系屬于松潘草地向岷江河谷、白龍江河谷過渡地帶，海拔大概3500米的4500米上下，盛產甘松，因此也被人們稱為“甘松嶺”。這一段山脈處于岷山山系中上段，山川駢列，西部為若爾蓋紅原，北部到迭部舟曲一線，東南部為九寨溝。秦漢以來就是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分界線，也是兩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爭鋒攻守的區域。《新唐書》記載“吐蕃又請交馬于赤嶺，互市于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歷代中原王朝都沿白龍江流域先后設置了具有攻防意義的軍事重地，如前涼之甘松護軍、西秦之甘松郡、北魏之甘松縣、唐之常芬縣等，并以這些建制為依托，經略甘松嶺及其周邊區域。所以，宰相裴光庭稱甘松嶺為“中國之阻”。

有兩處關于“甘松”的記載必須予以辨析。一是《太平寰宇記》引《山海經》關于江水發源于甘松嶺的記載。《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一嘉誠縣：甘松嶺“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于此。土人謂之松子嶺”。筆者遍查袁珂校注的《山海經校注最終修訂版》及小巖井著譯的《山海經》等各種版本的《山海經》，可確定《山海經》原文沒有此條記載。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也指出“甘松嶺，衛西北三百里，亦曰甘松山，一名松桑嶺，土人謂之松子嶺，后魏有甘松縣，唐置松州，皆以此山名······今大江經其下，杜佑曰：‘甘松嶺乃江水發源處’似誤。”《水經注》引《益州記》說：“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殆未濫觴矣。”岷江有東西二源，東源出自高程3727米的弓杠嶺；西源出自高程4610米的朗架嶺，兩源匯合于川主寺鎮后南流。羊膊嶺就是岷江西支發源地朗架嶺所在之山脈。羊膊山之名至今仍存在，寫為洋布山或洋布梁，為迭部縣、九寨溝縣、舟曲縣的界山，此山屬于甘松嶺的范圍。也就說“江水發源于甘松嶺”的說法能夠成立，但是《山海經》原文沒有記載此條。

二是關于甘松縣的記載。《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二松州載：

“至后魏鄧至王象舒治者，并白水羌也，常為羌豪，因地自號為鄧至王。其后子孫舒彭者，遣使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假以渠帥之名。后魏末，平鄧至番，始統有其地，后周保定五年，于此置龍涸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領龍涸郡，開皇三年，廢龍涸郡，置嘉誠鎮，與扶州同理焉。大業三年，改扶州為同昌郡，嘉誠縣隋末陷于寇賊。武德元年，隴蜀平定，改置松州。

······嘉誠縣，中下，郭下，本周舊縣也。武帝天和元年置屬龍涸郡，開皇三年罷郡，屬扶州。”

《舊唐書·地理志》嘉誠縣載：

“至后魏，白水羌象舒治自稱鄧至王，據此地。其子舒彭遣使朝貢，乃拜龍驤將軍、甘松縣子，始置甘松縣。魏末大亂，又絕。后周復招慰之，于此置龍涸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領龍涸郡。隋改甘松為嘉誠縣，屬同昌郡。武德元年，于縣置松州，取州界甘松嶺為名。”

蒙文通先生明確指出：“舊唐志松州嘉城縣‘隋改甘松為嘉誠縣’這是錯誤的。因為元和志載嘉城縣本周舊縣，天和元年置。”《舊唐書·地理志》的這個錯誤記載，導致學界以訛傳訛，連《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也認為甘松縣在今松潘縣。

綜上所述，《隋書·地理志》載后周所置的甘松郡在宕昌郡懷道縣（今舟曲縣峰迭鎮）；《元和郡縣圖志》載的“甘松縣”在芳州常芬縣（今迭部縣旺藏鄉）。在唐初松州隸屬于隴右道時期時甘松山在縣南十五里。永徽年間松州城址劃歸劍南道，松州城址從白龍江流域遷移到岷江上游，所以，到了明代“甘松嶺，在（松潘）衛西北三百里”。甘松確不在松潘，但在隴右道時期松州（今甘南白龍江流域），具體分析見下文。

二、隴右道松州地望及城址變遷

武德元年（618）設松州，九年后唐貞觀元年（627）設立了隴右道，松州隸屬隴右道約三十載，直到永徽年間（650—655）松州劃歸劍南道。綜合相關史料，松州隸屬隴右道時期的其地望在甘南白龍江流域。松州城址在隴右道時期經歷了隋之扶州（今舟曲峰迭一帶），芳州松州共治于常樂城（今迭部縣達拉溝匯入白龍江處）的變遷過程。

（一）唐初松州之地望即北周之扶州

《華陽國志》載“秋，維出侯和，為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呂大防）按沓中即古松州。這個姜維屯田的沓中，也就是《北史》記載的“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為扶州”之所在的地望。《元和郡縣志》于山南道扶州說：“后魏討定陰平鄧至羌，立為寧州，后改為鄧州，因鄧至羌為名也。隋開皇七年（587）改為扶州。”又其郭下同昌縣有：“鄧至山，在縣東二十五里；白水經縣西去縣百步；鄧至故城在縣南三里。”這正是鄧至建國所在的扶州，即白水流域（今九寨溝縣）。蒙文通先生指出，歷史上存在兩個扶州，先各自為二，后合二為一，后又一分為二，一個仍名扶州，一個改為松州。胡昭曦先生在《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中引用蒙文通先生的如下按語，對此進行了非常清晰的考證，闡明了松州即吐谷渾龍涸王降后所設之扶州（即今甘肅舟曲）。

可見先后有兩個扶州，一在汶嶺以北，鄧州改名的、是鄧至所在的扶州；一在松州，即吐谷渾龍涸王降后所設之扶州。先時，扶、鄧二州本自并立，開皇七年（587）廢龍涸所在之扶州，而改鄧至所在之鄧州為扶州，于是合二州為扶州，大業三年（607）又改扶州稱同昌郡，這時亦兼有后松州之嘉誠縣。而左封、平康、翼水、通軌、交川別屬隋的汶山郡。舊唐志于松州稱隋同昌郡之嘉誠縣是對的。唐武德元年（618）廢郡為州，于鄧至地（先之鄧州）復為扶州，于龍涸地（先之扶州）為松州，則又分為二。元和志和舊唐志的錯誤就是把先后兩個扶州混淆起來，《通典》《太平寰宇記》《通考》等書皆同此誤說。

蒙文通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學功底解析了吐谷渾龍涸王降后所設之扶州即北周天和元年（566）之扶州是松州之所在，而隋之開皇七年（587）所設扶州即今九寨溝縣。蒙文通先生厘清了《元和郡縣志》《通典》等志書關于兩個扶州記載的混淆之處，為我們確定唐初松州之地望在今甘南舟曲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關于北周設立的扶州的地望，學術界有較為成熟的討論，認為扶州即龍涸。 “龍鵠，蓋即龍涸也，在甘松界，宇文氏于此置龍涸防，隋為扶州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涸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余里。周武帝天和初，其王率眾降，以為扶州。”周偉洲在《龍涸與龍鶴、龍格、龍鵠考辨》中指出，龍涸應在舟曲縣峰迭鎮瓜咱村，因為在洲塔撰《甘肅藏族部落的社會與歷史研究》及馬登昆、萬瑪多吉編撰之《甘南藏族部落概述》中，均記載舟曲黑峪僧綱司統轄的“賽布”部落中，有“上河里”（白龍江上游）部落，內有“瓜咱”部，地在峰迭鄉境內。“瓜咱”系漢名，而藏名（lamsgang）音為“Long—hu”。甘南的藏族部落系7-9世紀吐蕃王朝北上征服甘青等地后，派駐于該地區的軍隊及部落，經過百余年與當地羌族為主的土著融合后形成的。因此，今舟曲瓜咱之藏語地名與部落名很可能沿襲了5世紀以來該地土著羌族的地名。并且此地正好也是南北朝溝通蜀地和西北吐谷渾的白龍江道一線。瓜咱確有古城，位于舟曲縣峰迭鎮瓜咱村西北白龍江南岸的階臺地上，城垣環繞喇嘛山丘依山而建，呈長方形，南垣長約299米，西垣長約174米，面積約52000平方米，高出河床20-30米，該城址曾出土漢魏特征的陶片。以上史料清晰證明吐谷渾龍涸王之地望在今甘肅舟曲，即蒙文通先生所確證的在松州之扶州。《舟曲縣志》已明文記載，龍鵠即松州，“齊武帝永明元年（483），齊復宕昌王梁彌機，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爵位。是年三月，宕昌遣使向北魏朝貢。七月，魏亦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度易侯攻宕昌，魏仇池鎮將穆亮率騎三萬，于龍鵠（松州）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此后，宕昌向梁多次遣使朝貢，梁亦封宕昌王諸多爵位。”綜上所述，唐貞觀三年之前松州之地望正位于三國之沓中，隋之扶州，今之舟曲峰迭一帶。

（二）松州芳州共治于常樂城

貞觀三年（629）松州芳州共治于常樂城（今迭部縣達拉溝口）。《太平寰宇記》記載：

“常芬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五鄉，其地后魏所得，尋又為吐谷渾所據，后周武成元年，西逐諸羌遂，統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又為三川縣以隸恒香郡，至建德元年改三川為常芳縣，仍立芳州以邑隸焉，取其地多甘松芳草為名，隋初廢州而縣存，唐武德二年又置州于常樂城內為理，貞觀三年又移松州于芳州城即常樂城也。”

“貞觀三年又移松州于芳州城”是隴右時期松州位于甘肅南部的明證。

為何松州芳州共治一地，史書上沒有給出具體原因，但“武德七年（624）七月，吐谷渾攻疊州，陷合川。同年，逐吐谷渾，復置疊州。”“武德八年（625），吐谷渾又再次襲擾疊州，唐遣扶州蔣善和救之。”可知武德后期圍繞白龍江上游流域的疊州，唐朝與吐谷渾在此反復拉鋸爭奪，而疊州一旦被破，則松州位于白龍江中游必無險可守，三國姜維在此屯田亦被鄧艾擊退。所以貞觀三年（629）芳州松州共治于達拉溝，很可能是害怕疊州一旦失守，松州直接暴露在吐谷渾的威脅下，所以松州與芳州共同扼守達拉溝，防止吐谷渾沿白龍江節節突破。

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從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到武德九年（626），每年吐谷渾與黨項都聯合騷擾唐朝甘南隴右地區，洮州、岷州、旭州、河州、疊州、芳州等皆深受其害，而松州也是常被騷擾的對象之一，可知松州必定位于甘南隴右地區，武德六年（623）四月，吐谷渾攻陷芳州（今達拉溝口），刺史房當樹逃奔松州，“奔”字可知情況緊急，松州必定位于芳州附近，且扶州多次由南邊向北出兵救援，武德七年五月，吐谷渾寇松州，遣益州行臺、左仆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是月，竇軌擊反獠于方山，俘二萬余口。善合先期至扶州鉗川縣與松州交界之赤郡境，遇敵力戰，走之。鉗川在九寨溝西北白龍江地區，離舟曲很近，此亦證明松州在白龍江地區。而且芳州常芬縣屬于隋之扶州（今九寨溝），其間一直有古道相連。

此外，貞觀二年置松州都督府，也可以看出唐朝此時對西北戰事的重視，這年將芳、疊兩州歸屬松州都督府，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此時川北甘南地區，唯有羌水（白龍江）、白水兩個河谷可以出入。疊州，不僅是從河曲向東進羌水谷地的首站，而且還是自川北地區北上羌水谷地的必經之地。芳州是向東進入羌水谷地的第二個重鎮，尤其重要的是松州可由此南下經文、扶兩州相通，而扶、文兩州則堵住了從白水谷地東南下的通道。這是貞觀二年將芳、疊等州從岷州都督府析出歸屬松州都督府的原因，也是松州芳州共治于達拉溝的重要原因。

（三）貞觀時期的兩大軍事行動與松州

貞觀時期的兩次軍事行動也可以證明松州在隴右白龍江流域舟曲一帶，一是貞觀九年（635）李道彥襲擊黨項部事件，二是貞觀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戰。《舊唐書》載：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黨項，令為鄉導，黨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黨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于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彥不能進，為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

上述材料有幾處關鍵地名，一是“赤水道”，二是“闊水”，三是“野狐硤（也稱狼道峽）”，四是“松州”。關于赤水道，鄭柄林考證赤水在今岷縣一帶（唐時為岷州），且李道彥曾為岷州都督，岷縣在舟曲東北部。關于闊水，《迭部縣志》記載達拉河是縣內白龍江最大支流，古有闊水、太白水之稱。關于野狐硤，學界已有考證，周偉洲認為其在今達拉溝口附近，狼道坡故址，蓋即今下疊部東界之羅達，今譯作‘拉達’。貞觀九年（635）李道彥從岷州出發，沿白龍江一流域西進，在今達拉河上游地區偷襲拓跋赤辭部，拓跋赤辭尋機報復，遂于狼道峽憑險伏擊，大敗道彥軍，死傷數萬，李道彥遂沿白龍江退保松州，這非常明確地證明了松州位于達拉溝口和岷州之間白龍江流域，即今舟曲一帶。此路不僅是李道彥的出兵退兵路線，也是唐反擊吐蕃的四條重要路線之一。

貞觀十二年（638），爆發了著名的松州之戰，松贊干布列兵二十萬包圍松州，唐朝組織五路大軍進行反擊。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率步騎5萬以擊之，牛進達派先鋒軍至松州夜襲吐蕃軍營，吐蕃退而求和，促進了文成公主進藏的千古佳話。為何為何牛進達從闊水道先遭遇吐蕃軍隊，這需要從闊水道的地望說起。闊水道就是沿白龍江最大支流達拉河通行的道路。松贊干布率兵二十萬，屯兵松州西境，從黃河河曲草原自西向東沿白龍江向長安方向攻擊，正因為松州在白龍江流域舟曲一帶，吐蕃從西向東的軍事行動，才對唐王朝產生了強大的震懾作用，而唐軍的路線則是從東往西。正如前文所述李道彥的行軍路線一樣，牛進達走闊水道是沿白龍江達拉河由東南向西北可最快到達松州地方，故能先至，夜襲吐蕃。白龍江流域向北可躍進洮河，向南也可達岷江流域，向東則可以達文縣嘉陵江流域，故姜維屯田于此，扼守四方，正所謂“一線通路，三面臨番，居洮岷階文之間，為左控右犄之地。”而非任乃強先生所說“蓋亦欲從左路趨茂汶，繞出阿壩后方與中、右兩路夾擊，消滅蕃軍。此路行于內地，故先到立有戰功。”李碩和蔣愛花在《中國南北對峙時期的白龍江道研究》中亦證明白龍江路在此前一直承擔著蜀地與西北吐谷渾交流的主要功能，且諸葛亮與姜維北伐，從未走過岷江道，一直都是以白龍江道為主要進攻路線。另外，在提到甘南的一些河流時，都會講到從疊州流向“故松州”，亦可證明故松州位于白龍江流域，例如“疊州芬常縣（迭部）陰平河源，下流入故松州（舟曲），東過白水江，次入利州昭化縣，合嘉陵江。”

綜上所述，松州城址經歷了從舟曲峰迭到迭部縣達拉溝口的變遷過程。

三、永徽年間松州劃歸劍南道及其原因

任何時代政區之建置，通常必具客觀之地理與社會基礎，以及現實之政治需求與可能性等諸多主客觀條件。邊疆政區的設置過程與治所選擇，往往是與當時中央政權建設策略、邊疆經濟開發程度、交通建設狀況等多種因素相關聯。永徽年間松州州治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就如此理。《舊唐書》松州條載：

“貞觀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闊、麟、雅、叢、可、遠、奉、嚴、諾、蛾、彭、軌、蓋、直、肆、位、玉、璋、祐、臺、橋、序二十五羈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又“據貞觀初分十道：松、文、扶、當、悉、柘、靜等屬隴右道。永徽之后，據梁州之境，割屬劍南道也。”

其中“據”和“割屬”字，似乎已經暗示了松州不僅是行政建置的變遷，更有著區域位置的變遷。筆者認為松州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從防范吐谷渾黨項諸羌到防御吐蕃的戰略變化。武德初年，岷州總管府轄屬岷、宕、洮、疊、旭五州。岷、洮兩州位于洮水流域，疊、宕兩州則位于羌水流域。由于吐谷渾和黨項頻繁襲擾，在洮水、羌水兩個流域來回移動，難于應對。為更好地在白龍江羌水流域建立防御體系，貞觀二年（628），岷州都督府割出疊、芳、扶、文、武五州，秦州都督府割出松州，共同劃入新設松州都督府，與岷州都督府形成南北分工，唐廷得以招撫黨項，防御吐谷渾，并且位于川北甘南的松州都督府可以很好地管理若爾蓋草原的眾多羈縻州。自貞觀八年（634），唐朝發動滅吐谷渾之戰開始，至貞觀九年（635）伏允兵敗自殺，貞觀十二年（638）裁撤了專門防御吐谷渾的岷州都督府，加上對河湟地區黨項的招撫，至此幾十年后隴右地區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沖突。唐朝基本解決了和吐谷渾之間的戰略矛盾，但西部的吐蕃強勢崛起。永徽元年（650）贊普去世后，吐蕃國相祿東贊掌握軍政大權，吐蕃開始向周邊積極擴張，陸續進攻白蘭、黨項諸羌及吐谷渾。使位于唐、蕃交界處的民族開始出現“相繼忽叛”的局面，引起了唐王朝的重視，唐朝將整個西部的防御重心整體向西南移動。松州都督府從隴右道劃歸劍南道就是這一戰略的直接體現。唐朝防御體系西南移動是唐朝從防御吐谷渾到防御吐蕃的系統戰略謀劃。永徽后，不僅松州從隴右劃歸劍南，而且更為北邊以蘭州為中心的防御體系開始向西轉移到湟水流域，設置了以鄯州為中心的鄯州都督府。

二是民族遷徙與羈縻州的設立。《北史》稱黨項為羌，說“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舊唐書》和《新唐書》的《黨項傳》，也都說黨項是西羌別種，并指出“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強”。《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中也記“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跋氏”。《太平御覽》引《十道志》曰，“松州交川郡，禹貢梁州之域，又為雍州之域　漢諸羌族居焉”。《太平寰宇記》亦載，“松州交川郡，今理嘉城縣，禹貢梁州之域，又為雍州之境，爰劍諸羌居焉”。正如上述史料所述，雍州和梁州的交界地帶歷來屬于古羌、黨項和吐谷渾等民族的棲息地。隨著唐朝的興盛和吐蕃的崛起，居于唐蕃之間的黨項諸羌生存空間逐漸受到擠壓，在唐蕃之間的左右搖擺中不斷地遷徙，松州都督府所屬的羈縻州也隨之增減。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唐朝南會州都督鄭元璹招諭黨項歸附，黨項首領之一細封步賴率所部歸唐，唐朝在其地設軌州（今四川松潘縣西），授細封步賴為刺史。其他黨項部落亦紛紛響應，唐朝又設崌、奉、巖、遠四州，并以原來各部酋長分別擔任各州刺史。貞觀五年（631），黨項拓跋部酋長拓跋赤辭附唐，唐就其地分設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歸附的部落首領作刺史，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讓其擔任松州都督府節制。貞觀九年（635），唐下詔遣使開河曲地為16州，黨項內附者34萬口。到天寶十二載（753）時，松州都督府已經有一百四羈縻州了。這就好比說，雖然松州的“根部”（州城）在隴右地區，但逐漸開枝散葉（羈縻州縣）到了劍南地區，此時在甘南之（故松州）已經無法很好地管理這些羈縻州了，所以需在劍南地區選取一處節制管理各州，使其“氣勢連絡，如臂指使”，形成新的軍政布局，所以說松州“永徽之后，據梁州之境，割屬劍南道也。”即在隴右甘南地區故松州存在的情況下，在劍南選取一處新的“松州”，以方便管制劍南諸多羈縻州。

三是自然災害因素。青藏高原是由于受到大地構造背景控制，印度板塊迅速向歐亞大陸俯沖，在新生代以來快速隆升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構造活動強烈、地形險峻、自然災害頻發。青海民和從地理位置上均處于青藏高原東北腳下，甘南迭部舟曲一帶位于青藏高原東北前緣以及秦嶺造山帶的西南緣交會地帶，地質構造強烈，山體險峻，均屬于地震、滑坡崩塌以及山洪泥流泥石流多發性地帶。尤其是迭部-白龍江斷裂帶，歷史上多次發生地震。《新唐書·太宗紀》卷二記道：“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舊唐書·太宗紀》卷三記載：“貞觀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有壓死者”。此外，唐文宗開成四年（839）甘南地震，岷山崩裂，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甚眾。上述記載充分說明唐初甘南白龍江流域發生了多次地震等自然災害，松州深受其害，這也是松州從隴右道向劍南道遷移的動因之一。

四、劍南道松州地望及城址變遷

如前文所述，松州存在一個南遷的過程。一方面是川西北一帶的羈縻州增多，且時叛時附，難以管理。永徽（650）后，唐代松州、茂州兩都督府的部分督轄區域，特別是羈縻諸羌州，在不同時期，受生羌反叛或唐蕃戰和局勢影響，往往交互羈縻領轄，屢有更替，改變亦大，時置時廢，時附時離，制置不一，但多增置。例如貞觀三年，招慰黨項羌細封部落置羈縻軌州（今四川松潘縣上八寨鄉阿基村），直屬松州都督府。四年，割置羈縻軌州都督府。永徽二年（651），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種落萬余戶內附，又析置州三十二。另一方面，永徽（650）后，唐朝也逐漸注意到了吐蕃的崛起，為了遏制吐蕃，唐朝將屬于隴右道的松州都督府劃歸劍南道，以便與茂州都督府互為犄角，抵御吐蕃的東侵。

永徽四年（653）將松州劃歸劍南道后，為了方便實現對羈縻州“如臂使指”的管理，松州的治所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隴右道白龍江流域變遷到岷江上游今松潘一帶。由于松州位于隴右道時期較短，大部分時間位于劍南道，所以此后史書如《元和郡縣圖志》《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書都明確記載其地望里程在今松潘地區。《元和郡縣圖志》載“嘉誠縣······武德元年改屬松州，雪山在縣東八十里，春夏常有積雪，故名。”春夏積雪的雪寶頂像一個永恒的地理坐標，標明了松州治嘉誠的具體地望。其后，幾乎所有的史書如《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都沿此例。《明一統志》，明代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下有“古跡”條：“嘉誠廢縣，在司城內，后周置嘉誠縣，隋屬扶州，唐改曰嘉城，于縣置松州。”更進一步確證了松州劃歸劍南以后治今松潘古城。

另有資料顯示松州治紅土。著名的藏族學者毛爾蓋·桑木旦在《藏族史·齊樂明鏡》指出“從毛爾蓋越過臘子口，便到達喀爾隆。《安多政教史》稱臘子口為米若山。喀爾隆河流域有喀爾隆、喀爾雅、聶葉六部、夏代和香鄂巴熱丁等寨。據說此地尚遺存古代松州城堡的廢墟。相傳松州的州治在香鄂地區的巴熱丁。”喀爾隆即今松潘縣燕云鄉，香鄂巴熱丁即熱務馬拉墩，即今紅土村一組。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今紅土村一帶，廣為流傳著明代松潘城選址時，曾經在紅土村與今松潘古城進安鎮之間稱體量相同的土，發現相同體量的土，進安鎮的土重于紅土鎮的土，從而在進安鎮建松潘鎮的說法。城址選址時稱土輕土重是中國堪輿思想中一種最樸素的自然觀，據傳，明代重建廣元昭化古城時也用了此方法，今昭化古城對面還有一地名為土輕壩。

在調研中筆者發現紅土村馬拉墩的地形地貌和唐維州城、芳州城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唐維州城位于今理縣雜谷腦鎮樸頭山下一處險峻的臺地上，上足可容萬人，雜谷腦河和打色爾溝環繞其下，形成了“一面環山，三面臨江”的險峻格局，其地形“據髙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沖，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芳州治所常芬，城北為羌水（今白龍江），西為達拉河，南靠大山。馬拉墩位于熱務河畔的臺地上，一面靠著氣勢雄偉的羅爾吾神山，三面臨水，從燕云南流的熱務河和木西村東流的熱務河最大支流左右環抱，在馬拉墩山下交匯。從河壩向上看，馬拉墩就像是一座頗為險峻的山坡，但上面卻平坦開闊，約一平方千米，足可以容萬人，易守難攻，是古人城址選址的理想之地。倘若馬拉墩果真是松州城址的話，我們可以看出，唐蕃雙方在交戰選城時有著共性，維州無憂城，芳州常樂城，松州城都屬于唐蕃反復爭奪的區域，其城址山川形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都選擇了一面環山，三面靠水，易守難攻之處。

從交通格局來講，維州、馬拉墩和芳州都扼守唐蕃交通之要沖，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雜谷腦維州是“戎虜平川之沖，漢地入邊之路”。從宏觀的地理環境來講，在劍南西北地區，今邛崍山脈南北縱貫，為岷江與大渡河之分水嶺。雜谷腦河谷一直是漢番出入的主要通道，翻樸頭梁子至黑水紅原，北達河隴，西至甘孜。“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維州扼守著雜谷河谷交通之沖。芳州常樂城是沿達拉溝口北上洮河，東進秦岷，西出河曲的重要關卡，歷史時期忽必烈從六盤山南下遠征云南大理，即從此過。

倘若松州州治果真在馬拉墩，其扼守絲綢之路河南道的重要節點，頗與松州的重要地位相符合。明代衛所體系下開鑿懸崖，修建棧道，設置關堡，形成了沿岷江干流“三垴九坪十八關，一鑼一鼓到松潘”的交通體系。今人常以五百年前明代的交通體系來考量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交通，然唐代交通并不走此路，這是學界極易疏忽之處。岷江道一線，自古難走，該道大部分關堡道路都始建于明代，據《松游小唱》記載，茂州城北四十里左右有側耳崖，道光《茂州志·里甲》稱“擦耳巖”。在渭門關以北半山古道上，此地原無通道，行人或繞道山梁，或傍巖側身而過，故名。同治三年（1864），道人李本善籌集善款，雇人開路，歷三載，將此崖的險道鑿成凹道，才化險為夷變成通途。今側耳崖還在，古道亦在，松潘廳總兵夏毓秀撰寫的《李道人修路碑》也還鑲嵌在紅崖的巖間。碑文曰：“蜀西道極艱險，自灌歷茂至松，凡六百余里。其間窮崖陡絕，怪石嶙峋，以致行人多所損失，仕宦商旅視為畏途。”

唐代經岷江河谷北上草地走如下路線：一是黑水沿毛爾蓋河到知木林，到毛兒蓋，通紅原草地，唐人稱之為清溪路。二是今松坪溝翻山到木西村則都卡，順熱務河經紅土，燕云翻冬亞山口，與從松潘到尕里臺到紅原色底的路相交。此路沿熱務河溯源而上，亦可直通包座河谷。從冬亞經過色底，甲本塘，麥昆，阿壩縣城到久治，可通往吐谷渾腹地。此路直到民國還在使用，民國二十二年（1933）謝培筠赴阿壩調解拉卜楞寺屬寺與“川屬上中阿壩”之間的糾紛事宜，就走了從冬亞到阿壩這條路，在其日記中，每個節點都詳有記載。這條路線避開了懸崖峭壁，沿途水草豐茂，利于高原之舟牦牛及馬隊通行，是絲綢之路河南道的重要線路。另一路走白龍江河谷。

正如前文所述，紅土馬拉墩北上，一路坦途，翻山即可達毛兒蓋軌州、通川、玉城、俄徹等縣，向東南翻山即可達松坪溝，向西南翻山即可達黑水縣知木林地區的通軌、谷和、利和等縣，向東北順熱務河而上即可達崌州江源縣、洛稽縣。倘若松州州治果真在馬拉墩，則無論從山川形勢、交通條件，還是和各羈縻州的距離，都更有利于形成“氣勢連絡，如臂指使”的區域格局。唐蕃交匯地區的建置，隨著彼此勢力的消長和攻守情況的變化，出現了非常頻繁的置廢、改遷等變化。公元806年—820年期間編纂的《元和郡縣志》是關于唐代松州建置的最早記載，《舊唐書》《新唐書》關于松州的記載都援引了《元和郡縣志》的相關內容。但是松州已在廣德元年（763）沒于吐蕃，在當時的交通和信息條件下，隨著羈縻州的消長，我們不排除松州治所有一段時間選擇在紅土馬拉墩而相關志書沒有記載的可能性。

《新唐書》地理志云，“松州維州廣德元年沒吐蕃”。根據郭聲波《北宋茂屬十七羈縻州地望考》貞元十年，置行嘉誠縣于茂州汶山縣境（今茂縣黑虎鄉矮子關），為行松州治。長慶元年，省入羈縻松州。唐代管轄之松州區域，宋初因勢力不及而未有建制。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納入化外州。

元朝時，“元王室將藏地三區贈獻給薩迦巴作灌頂的酬金，薩迦委任的松州藏官的官邸在松州阿東地方，今阿東寺上方尚存黃勝關的城堡遺跡”。明朝洪武時期，先后設松州衛、潘州衛；洪武二十年，合并為松潘衛，松潘由此而得名。

余論：松州城址變遷的重要歷史意義

考察松州城址的歷史變遷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其作為四川省西北部的一個歷史文化重鎮，地理位置獨特，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重要橋梁。自古以來，松州江源地區就是多民族共存、文化交匯的重要場所，其歷史發展不僅反映了中國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也體現了邊疆與內地、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歷程。因此，歷代中央王朝對其都極為重視，唐設都督府，宋羈縻遙領，元設安撫司，明設衛所，清設廳，有效加強了中央對邊疆的治理，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同時也為各民族間的互動提供了機制保障。因此，厘清松州城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變遷過程，對于理解民族地區的歷史變遷與國家統一，推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著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第一，從行政區劃上支撐起了中華文化中江源岷山的山水版圖。《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的記載，使岷山“江源”歷史文化認同在我國的國家、民族形成上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盡管明末徐霞客已經提出了“江源金沙”的自然江源觀，但“江源岷山”的文化江源觀直到民國初年仍是主流。古人認為大禹“岷山導江”始于松潘疏導“江源”，從而孕育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長江江源“岷江源”的文化認同。據（民國）《松潘縣志》載“系禹貢梁州西北境，商周為氐羌地。秦屬蜀郡，漢置湔氐道，屬蜀郡。”關于“湔氐道”及其治所在何處，迄今為止共存在“茂州說”“松潘說”“灌縣說”三種主要觀點。其中“松潘說”起源于清代，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纂成的《四川通志》則認為湔氐道在岷江上游的松潘地區，該書在松潘衛下明確指出：“漢置湔氐道，屬蜀郡。晉改置升遷縣，屬汶山郡，后廢。”，重修而成的《大清一統志》也采用了《四川通志》的說法：“松潘直隸廳，秦置湔氐道，漢屬蜀郡，后漢因之。”在這幾部官修地志的“蓋棺論定”之下，秦漢湔氐道位于松潘地區便基本成了有清一世之定讞。任乃強先生仔細考證后認為湔氐道在松潘西北難以成立，理由是：“蜀地秦縣，屬于岷江上游地區者秦世極于綿虒，漢世盡于蠶陵，過此即非當時之農地。按當時情況來說，無定居耕種之農民不可能置郡縣。”童恩正、羅開玉等也持有相同觀點。蒙家原則指出，清代出現的“湔氐松潘說”，通過官修地志的形式把松潘與秦漢時期的湔氐道聯系起來，由此將松潘進入中原政權的歷史上溯至秦漢，便順利地為清朝對松潘的管轄提供了歷史依據。實際上是折射出的是清朝希望將松潘地區盡快納入帝國的焦慮與決心。如果說“湔氐松潘說”是出于統治需要的歷史虛構，那么，松州治所從隴右道白龍江流域到劍南道岷江上游的遷移，卻實實在在地將江源岷山納入到統一的中央王朝的有效行政管轄之下。

第二，形成了以松州地區為中心的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軸。松州治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遷移，有效地溝通了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促進了西北游牧文明與西南農耕文明的交流互動，使自古以來民族遷徙、流動十分頻繁的岷江走廊成為了具有國家軍政屬性的溝通橋梁；形成了以松州為中心四通八達的藏羌回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廊。這種多向走廊的具體走向和分布，與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詳細闡述的岷山雪嶺地區松茂等州的交通網絡基本一致。一是松州南通成都驛道，中經翼州、茂州、灌口與彭州。灌口以上大抵沿汶水（岷江）東岸行。二是松州東北通散關驛道，由茂、松向東北行有官道達京師。三是松州北通洮水流域兩道，東線由松州東至扶州，再向北至宕州懷道縣，再往北至岷州溢樂縣。西線由松州至芳州常芬縣，又往北至疊州合川縣。四是松、茂地區東至東川有南北兩道。南道由茂州東取松嶺關路至綿州。北道由松州東至龍州清川鎮。五是松州西北出甘松嶺通吐渾青海道，西通西域蔥嶺以西諸國。沿著上述交通網絡，數千年來，氐羌、吐谷渾、黨項、吐蕃、漢、回等不同民族在此生息、征戰、遷徙、融合，沉淀了厚重的歷史和文化，形成了以松州地區為中心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軸。

第三，嬗變成了中央政府治藏固邊的重要基地。“中原大勢定天下者必先四川，此秦漢以收蜀竟全功；治四川者必定松潘，此唐明以籌邊垂遠略。”松州經過一系列的遷移在明代和潘州合并為松潘衛，嬗變成為了“蜀中門戶”“川西鎖鑰”，歷來是兵家重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川中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 “蜀西關鍵，松潘為最要，扼江源，左鄰河隴，右達康藏。”并且，松潘所在的川西北地區是藏、羌、漢等各族人民交錯雜居和聚居之地，“漢番雜處，不易撫綏”。歷史時期，西北各民族都以“精悍，習于戰斗”而著稱。各部落、各族群之間互相爭斗和兼并所引起的內部糾紛乃至仇殺也常見史書記載。松州治所從隴右道到劍南道的遷移，不僅建立起了一系列軍事重鎮，展拓了王朝的軍事勢力，還通過隨之建立起的完整軍政體系，將中央王朝的權力有效介入到該地區，加強了軍政管理。特別是，隨著明代松潘衛和清代松潘鎮的建立，中央政府以松潘為基地，有效管理了川甘青結合部廣大區域。對內，使該區域各族群、各部落之間的紛爭，有了強有力的仲裁機構，有了王法和相對的公平公正；對外，使祖國的邊疆能夠有效抗擊外敵的入侵。該區域逐漸轉變為一個有序且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而且，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日漸深入，形成彼此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使松州從單一的軍事要地轉變為集軍事、行政、經濟、文化于一體的多功能樞紐，為川甘青結合部的長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礎，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支撐。

作者：鄧真

來源：《民族學刊》2024年第9期

選稿：耿 曈

編輯：王玉鳳

校對：楊 琪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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