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也就是拯救人的生命和健康。日軍 731 部隊的高級成員,尤其是各研究部分負責人,幾乎全部畢業于日本頂尖大學,如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的醫學部、理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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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日本醫學界的精英、醫學博士和醫學科學家,本應該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救死扶傷,卻違背了醫學醫生救死扶傷的宗旨,將活人稱為“馬路大”(實驗材料),從事冷凍、解剖、解剖等活體實驗和細菌武器研究,干下反人類罪行。他們的墮落,絕非偶然,卻是一個被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理想”洗腦的必然結果。
了解日軍731部隊的罪惡,就必須看清它誕生的土壤——極端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
一 軍國主義的毒瘤:從豐臣秀吉到石井四郎
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日本自古都是火山地震頻繁,資源匱乏的島國,一直都有侵略且占領東亞大陸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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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
1 豐臣秀吉的侵略野心
在十六世紀末,日本戰國時期的梟雄——豐臣秀吉曾經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雛形,那就是遷都北京,征服大明的計劃。
于是,野心勃勃的豐城秀吉就在明朝萬歷年間征伐朝鮮半島,但最終因朝鮮戰爭的失敗,它的“大東亞共榮圈”野心就破滅,但這一切卻為后世侵略擴張埋下了伏筆。
十九世紀中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脫亞入歐”,國力逐漸增強,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也逐漸清晰。為了擺脫資源匱乏島國的生存困境,日本政府就制定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以及借“富國強兵”為名,將“布國威于四方”定為國策。
1887年日本在《清國征討策略》明確提出了五步侵略東亞的計劃:吞臺灣、控朝鮮、占滿蒙、滅中國、稱霸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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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治維新后的軍國主義擴張
之后,日本就走上了賭國運的道路,在甲午戰爭中、日俄戰爭中、一戰中,日本都取得了勝利,占領了朝鮮半島、臺灣,初步嘗到了軍事擴張的甜頭,軍國主義的野心如野火一樣蔓延,也催生了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國內經濟危機加劇,社會動蕩,軍部勢力趁機崛起。在“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完全侵占了中國東北之后,建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大陸計劃”中占領中國的野心也勃然膨脹,全面侵華的軍國主義戰爭機器也全面啟動。
這時候的日本,形成一套完整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體系。當時日本從上層到社會底層,都是認為國家至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侵略東亞、武力擴張、建立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被認為是“愛國主義”,實現國家文明開化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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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狂潮
于是,日本在軍國主義氛圍下,軍隊不僅掌握國家政權,整個國家和民眾都淪為戰爭機器。軍事侵略思想更是滲透在教育、科研、醫療等社會各個領域。
教育系統成為了軍國主義的溫床,中小學課本都是灌輸“大和民族神裔論”的理念,丑化中國人東亞人為“劣等生物”。學生在課本上背誦也是“為天皇戰死光榮”。日本媒體上也是鼓吹“大東亞圣戰”、“大東亞共榮圈”、“解放亞洲”等宣傳信息。就是連科學家群體,也被動員“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專業能力”。
根據《日本戰時科技政策史》所記載:
1938 年,日本文部省發布《戰時科學家動員令》,要求醫學、化學領域學者‘優先服務軍事需求’,731 部隊的人才招募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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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軍國主義氛圍下,科學家不再獨立于政治之外,不再是從事純粹的科學學術事業,卻是被納入到軍國主義效力的機器之中,最終是為侵華戰爭服務。在軍國主義思想的不斷膨脹下,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愈發強烈。而731部隊的組建,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將罪惡之手伸向科學領域的典型例證。
二 石井四郎招募731細菌研究部隊
石井四郎雖然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明知道科學的倫理道德,以及《日內瓦公約》出于人道主義精神,禁止從事活人實驗和細菌生化武器。但是受著軍國主義理想蠱惑的他,自然也把救死扶傷為宗旨的醫生,綁架到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戰車上。
所以,石井四郎考察了世界各國生化細菌武器研發情況,然后向日本軍部提出細菌武器研究的計劃。日本看到細菌武器成本少,殺傷性性,能彌補日本島國資源匱乏的不足,自然也愿意花大資金批準石井四郎研發細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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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占領東北三省建立偽滿洲國,石井四郎也組建了細菌武器研究的團隊——731部隊,向日本頂尖大學招募精英醫學人才研究細菌武器。
石井四郎在日本招募醫學精英人才加入731團隊時候,為這些應聘者畫了兩張“大餅”。第一張大餅,就是“日本國內受倫理限制,無法開展醫學上的微生物實驗研究。滿洲卻有廣闊的場地和充足的‘材料’,能突破醫學的天花板,從事嶄新的醫學領域研究,成為人類醫學史上的創造者和開拓者。”
第二張大餅,就是“愛國使命”的旗幟,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面臨的困難就是物質補給。細菌武器的研發,能以最小代價消滅敵人。你們從事的醫學研究,能拯救前線士兵的生命,為大日本帝國勝利做貢獻,乃神圣的事業!
這樣,反人類的細菌武器研究,被石井四郎和軍國主義思想蠱惑為一場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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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井四郎運用軍國主義理想,扭曲科學倫理
1936年,石井四郎在日本醫學高校進行一次蠱惑性演講,可以把這思想淋漓盡致表達出來:
“醫學給你們帶來雙重的激動,一是作為科學家,可以盡你所能地去探尋自然科學的真理,探索未知的世界……二是作為軍人,可以成功地研制出一種制敵的有力武器。”
石井四郎在這里,就說明被日本軍國主義綁架醫學研究員的雙重使命:醫學研究者都是醫學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是他們的天職。但同時,醫學研究者也是戰場的軍人,應該為國家在戰爭的勝利研發強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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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石井四郎就把醫學事業的求知扭曲為殺人術,為戰爭服務的工具。他的這一番軍國主義“洗腦話術”,也的確精準擊中了許多高知群體的心理,很多日本醫學精英也鍵入了石井四郎的731研究團隊。
根據《731 部隊成員履歷檔案》(伯力審判史料之一),部隊核心成員中,80%高級成員,都 擁有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等頂尖院校的博士學位。于是,這些曾立志“救死扶傷”的醫學生和學,把從事活人實驗等反人類行為行為,認為是科學研究和愛國行為。
石井四郎運用軍國主義思想,把731反人類的細菌武器研究包裝為神圣的科學研究和愛國行為,為滅絕人性的活人實驗披上“正當”和“合法”的外衣。在731部隊里,一切反人類的細菌武器研究行為,都被冠上“完成圣戰”、“為天皇盡忠”。拒絕參與活體實驗的研究員,就是對國家的背叛,也是一種最大的“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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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731部隊醫學博士的高級成員,在“科學家”的探索激情和“軍人”的效忠榮譽這雙重刺激下,人性的良知防線徹底崩潰,自然愿意干違背科學倫理精神,反人類的罪惡勾當,把這些醫學精英變成了魔鬼。
石井四郎也用神圣科學的學術語言,為反人類的細菌武器研究披上神圣的外衣。如在《731 部隊內部手冊》中,“活體解剖””被定義為 “人體生理機能研究”,“病菌投放””被描述為 “防疫效果測試”。
后來,在蘇聯伯力審判中被告湯淺謙(原 731 部隊醫生)供述:
我們每天都被灌輸‘這是為了國家’,時間久了,真的相信自己在做‘偉大的事’,甚至為實驗數據的‘突破’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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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伯力審判
四 伯力審判:揭穿軍國主義理想的謊言,還原罪行真相
1945年日本戰敗之后,美國為了獲取731部隊的實驗數據,與石井四郎等核心成員達成了秘密協議,以和“不追究戰爭罪”為條件,讓石井四郎等731高級成員逍遙法外,換取了731的細菌實驗資料。
但是,正義并未完全缺席。1949年12月25日-30日,蘇聯在其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對被捕的12名原731部隊成員進行了審判,即“伯力審判”。這一次通過國際司法程序,公開確認日本731部隊存在并從事細菌戰罪行的關鍵性證據。
當時,蘇聯根據繳獲的檔案、日記等物證,以及包括柄澤十三夫、川島清等被俘隊員的詳細供詞,對這些731成員以細菌武器研究為名,做戰爭罪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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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伯力審判判決書》以及庭審記錄,蘇聯檢察官當庭出示 731 部隊的實驗日志,里面是1940 年,731部隊在浙江寧波投放鼠疫桿菌,導致 3000 余人死亡。蘇聯檢察官也播放731成員筱冢良雄等人拍攝的 “凍傷實驗” 影像,畫面中活人“馬路大”手腳因凍傷而變得漆黑壞死,宛如枯枝一般,一旁的731部隊軍醫卻面無表情,冷漠地記錄著數據。
當蘇聯法官宣讀731部隊北野政次的日記,里面寫道
“今日解剖一名孕婦,胎兒取出后仍存活,實驗數據珍貴”
—— 這些鐵證,徹底撕碎了 731 部隊 在“科學研究”面具下反人類罪行勾當的偽裝。
此外,在蘇聯的伯力審判筆錄中,詳細記錄了731部隊從事細菌培養、活體實驗、野外投毒等駭人聽聞的細節,如部隊一名叫山口縣的士兵,在活人身上進行鼠疫菌感染實驗,并記錄其死亡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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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審判的價值,在于讓731 部隊的罪行被世界知曉,更對公眾揭露了軍國主義殘酷的真相:在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運轉下,侵略和殺人都被冠上神圣的救國使命,即便擁有知識背景和理性判斷能力的高級知識分子群體,也可能淪為罪惡的幫兇。
雖然由于冷戰背景,“伯力審判”被西方陣營在某種被忽視,但留下的庭審記錄,成為了戳穿731部隊反人類的謊言、銘記罪惡歷史的鐵證。
在今天的731部隊遺址紀念館,依然保存著蘇聯伯力審判時候出示的活人實驗器材,被告供述副本。科學的使命原本是造福人類,理想的價值是指引向善,但是731部隊反人類的罪惡歷史,告訴我們日本軍國主義用“理想陷阱”,把科學家變為了屠夫,手術刀變為兇器,科學也成為戰爭工具和反人類罪惡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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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在,日本右翼勢力仍在試圖篡改歷史,將細菌戰美化成“防疫貢獻”,否認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存在等戰爭罪行。但歷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掩蓋。面對當代時代日本右翼勢力的猖獗,我們應該保持警惕之心,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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