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與主體演進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礎研究的深邃思考，為新時代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指明了新的實踐路徑，標志著我國科技創新治理范式的新突破。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礎研究的重要論述為理論錨點，系統解析了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與主體演進。

研究有以下貢獻：第一，包含戰略導向體系化、前沿導向探索性、市場導向應用性的新范式突破了傳統二元模型，重構劃分的四象限模型深化了基礎研究的分類體系；第二，揭示了基礎研究主體演進的歷史邏輯，解析了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技領軍企業之所以構成當前基礎研究最優架構的實踐邏輯；第三，闡明了4類基礎研究主體與3種功能定位的深度耦合關系，提出了企業以“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身份成為基礎研究創新生態的中樞。最后，提出了適配中國情境的基礎研究治理優化路徑，為科技自立自強提供了理論支撐與政策參考。

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以及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基礎研究作為原始創新的源頭活水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基石，其戰略性、先導性地位日益凸顯。知識生產模式從學科范式向應用導向、跨學科化方向的深刻轉變，以及技術系統復雜性、集成度的大幅提升，對基礎研究的組織形態與功能定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

既往以萬尼瓦爾·布什所著《科學：無盡的前沿》中的線性模型（強調純基礎研究）和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強調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為代表的理論框架，在解釋和指導中國應對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搶占前沿制高點等戰略性科技挑戰方面，顯露出了局限性。其核心欠缺體現在難以有效整合國家戰略意志并將其作為基礎研究獨立的制度化驅動力維度。同時，基礎研究的實施已從單一主體主導，演變為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與科技領軍企業等多元主體深度協同的復雜生態系統主導，迫切需要理論創新以厘清其功能定位與主體演進。

為回應這一時代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就強化基礎研究作出根本性指導。他明確指出，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注重發揮國家實驗室引領作用、國家科研機構建制化組織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和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這一重要論斷在理論層面具有里程碑意義：首次系統構建了由“戰略導向體系化”“前沿導向探索性”和“市場導向應用性”三大功能定位構成的基礎研究分類新范式，并明確了與之高度匹配的4類核心主體在發揮各自功能過程中的角色特征與協同機制要求。這一植根于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市場規模潛力與科技自立自強國家戰略的創新性理論提煉，突破了西方主流理論對基礎研究功能劃分與主體角色認知的既有邊界，為解析大國科技競爭中基礎研究的制度設計與治理創新貢獻了獨特的中國方案。

盡管如此，當前學術界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中蘊含的深刻理論內涵與實踐邏輯的系統性學術研究仍有待深化。現有文獻雖對特定主體如國家實驗室、研究型大學、企業的基礎研究，以及特定研究類型如使命導向研究等進行了豐富探討，但尚未系統整合“三重功能定位”的邏輯關聯性、互補性及其支撐主體的獨特制度稟賦匹配機理。因此，本文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理論基石，系統闡釋基礎研究三重功能定位的內涵特征與主體演進，并深入解析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等4類創新主體所發揮作用的內在機制及其功能耦合原理，為優化國家創新治理體系、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學理支撐和政策參考。

1 文獻綜述

早期研究已強調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動態關聯性，指出原始創新是基礎研究的核心價值所在。當代理論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其內涵，揭示出基礎研究從“線性模型”向“生態模型”的躍遷，且在大科學時代更凸顯協同性、開放性與系統性等特征。在主體功能定位方面，企業應主導巴斯德象限（需求驅動型）研究，通過彌合科學—產業鴻溝培育新質生產力。企業與非營利機構所發揮的作用日益提升；高校需要政府使命牽引、科研人員內驅力與社會資源支撐的協同作用；粵港澳大灣區的“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模型則為跨區域協作提供了新范式。制度設計聚焦有組織的研究范式：以科學目標為導向，融合自由探索與戰略任務，通過前沿探索類、重大需求類等任務布局，明確戰略科技力量分工。政策體系強調多元投入機制創新，構建“政府—企業—社會”資金網絡，并通過技術移民、聯合實驗室等措施彌補投入短板。歷史溯源與國際比較研究揭示，在中國基礎研究布局中，工學的優勢突出而生命科學等理學建設不足；經過40年的政策演進——從“跟蹤學習”轉向“原創引領”，企業主體作用仍弱于創新型國家。

近年來，關于我國基礎研究的文獻多聚焦于實證背景下的主體行為與影響機制。在企業層面，基礎研究投入動因呈現出組態復雜性，技術屬性以及資本和政策支持力度共同影響著企業投入強度。其中，國有企業依賴內部創新軟環境，民營企業側重于外部知識獲取能力。創新績效關聯性分析表明，純基礎研究與企業產品創新呈“U”形關系，而應用導向型研究則能直接正向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典型案例研究表明，企業自身基礎研究對技術進步具有關鍵作用，如華為在數據通信領域的技術突破高度依賴其基礎研究成果；但知識溢出存在雙重性，即內溢效應能夠增加自身專利數量，外溢效應卻抑制財務績效。在區域層面，中國省域的基礎研究呈現“極核模式”，但其發展水平與極化程度無必然關聯，須實施差異化策略。多層級視角（MLP）分析進一步表明，“高效要素投入+知識基礎”與“科創文化+科研設施”是驅動區域系統創新的核心組態路徑。在國家比較視角下，OECD數據顯示，基礎研究經費占比提升可能會抑制創新產出指數，而人員投入對制度化水平較低國家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此外，人工智能領域的實證研究則揭示出，基礎研究對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的推動作用呈“U”形特征，且受技術知識密集度的調節作用。

既有研究在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與主體協同方面存在理論缺口，亟待開展系統性突破。當前的功能定位理論仍主要沿襲巴斯德象限的二分范式，未能充分響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礎研究應涵蓋三維功能定位的戰略新思想，尤其缺乏對3類功能定位的內涵差異及其主體適配性的深度辨析，導致政策設計與國家戰略需求存在結構性錯配。

在主體角色研究層面，盡管實證分析揭示了企業、高校等單一主體的行為特征，且理論呼吁多元協同，但忽略了主體角色的動態演進機制。一方面，政府從傳統資源供給者向戰略引領者的轉變路徑尚未明晰；另一方面，企業如何從技術應用者躍遷為前沿探索的協同樞紐，并在三維功能定位中承擔資源整合的核心功能，仍有待探討。同時，現有理論框架雖能解釋單一主體的行為特征，卻未能建構起功能定位與主體能力之間的映射規則。例如：前沿探索類依賴高校自由探索能力與企業風險耐受能力的協同；重大需求類需要政府戰略定力與企業工程化能力的銜接；應用支撐類則要求企業轉化效率與高校知識溢出效應的共振。這種功能定位與主體匹配機制的欠缺，制約了基礎研究系統整體效能的提升。因此，本文基于理論缺口，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理論原點，系統闡釋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與主體演進邏輯，深入解析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的耦合機制。

2 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

2.1 三重功能定位的核心內涵

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是國家創新體系的核心支柱。其核心功能在于響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通過破解關鍵基礎科學瓶頸為重大工程和戰略性技術突破提供支撐，其定位則要求采取建制化的組織模式進行體系化協同攻關。此類基礎研究的關鍵在于解決關系國家長遠發展、安全利益和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性問題。

其中：“戰略導向”規定了其價值導向和目標設置，要求研究議程深度適配國家科技強國建設的頂層設計與重大布局，如應對能源安全挑戰、維護國防安全、搶占人工智能或量子科技制高點等；“體系化”則界定了其核心實施路徑，強調通過國家實驗室等戰略平臺整合跨學科、跨機構的資源，組織實施目標清晰、資源集中、協作緊密、管理高效的大型綜合研究項目，以應對單個主體或市場機制難以克服的復雜系統性挑戰和高風險、長周期投入項目，如國家層面主導的核聚變能源計劃或載人航天工程基礎研究等。

此類基礎研究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在于：能夠有效解決純粹市場機制在具有長期性、高風險性、強公共品屬性等特征的基礎研究投入上的嚴重失靈問題，并通過國家意志整合碎片化資源，解決大型復雜科學工程面臨的深度知識融合與協同創新難題，為國家在關鍵科技領域實現根本性突破乃至“非對稱”領先奠定堅實的科學基礎，是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保障。

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是科學知識增長的原始動力。其核心功能是探索自然的未知規律，催生可能顛覆現有認知范式的原始性創新；其定位則在于保障科學研究遵循自身內在邏輯，且依賴高度的自主探索與長期穩定的支持環境。

其中：“前沿導向”明確其研究對象為科學認知的極限邊界或新興交叉領域，目標在于追求對基礎規律本身的理解，如暗物質探測、引力波物理、基因編輯底層機制、復雜系統理論等；“探索性”作為其本質特征，意味著研究軌跡天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如偶然性科學發現）和厚積薄發等屬性，產出主要為新理論、新定律或革命性觀測/實驗方法的重大突破。

聚焦并持續強化對此類研究的投入是國家層面的戰略需要。它從根本上決定著國家在原始創新維度上的長期競爭力，并為其他類型的研究提供新概念工具庫。同時，它能有效解決市場機制對非應用導向型、高風險性且回報周期長的基礎研究支持不足的問題。其獨特價值在于：唯有通過這種自由探索機制，才能孕育出可能改寫科技版圖的根本性突破，塑造科學文化軟實力，并確保國家在未知科學領域的引領潛力。

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構成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關鍵環節。其核心功能在于解析產業技術發展中的深層次科學原理，服務于特定技術路線迭代與新興產業培育的實際需求；其定位則要求以真實市場需求為起點，以可預期的應用價值為研究邊界導向。

其中：“市場導向”揭示其驅動力源于產業技術進步的需求信號與潛在的商業價值識別，如突破先進計算芯片能效瓶頸的材料科學、滿足電動汽車續航需求的化學體系創新、基于新靶點的抗腫瘤藥物基礎研究等，都明確了從科學到技術轉化的目標牽引；“應用性”定義了其研究性質，即致力于在基礎科學層面解決具有明確產業應用背景的重大共性科學難題（如支撐晶體管發明的固體物理理論），其知識產出具有較強的專有性潛力。

聚焦此類研究是打通創新鏈條“最后一公里”、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的關鍵路徑。其獨特效能在于：科技領軍企業通過扮演“出題人”（精準識別產業痛點背后的科學問題）、“答題人”（深度參與共性技術研發）、“閱卷人”（以市場價值檢驗成果效用），進而顯著提升基礎研究的針對性、應用效率和商業價值。

2.2 功能定位的新范式

基礎研究的功能定位經歷了深刻的范式演進，其理論認知不斷深化并暴露出時代局限性。如圖1所示，傳統范式始于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科學：無盡的前沿》。該范式提出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生產的單線性模型，核心主張是由好奇心驅動的純粹基礎研究構成了技術進步的基礎。如圖2所示，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提出的“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突破了單一維度限制，揭示了“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的價值，建立了由好奇心驅動與應用考量兩個維度構成的學術研究分類框架。在此框架下，基礎研究主要包含兩類，分別是好奇心驅動的純粹基礎研究（玻爾象限）和明確應用目標導向引發的應用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

圖1 布什的基礎研究線性范式

圖2 斯托克斯的基礎研究二分類范式

然而，經典理論在解釋以國家意志為主導、聚焦重大戰略性科技目標、強調組織化大規模協作的體系化基礎研究活動時，表現出顯著的解釋力不足：既未能充分整合國家戰略需求這一獨立的、制度化的驅動力，也難以有效分析大型復雜科技創新項目對基礎研究提出的協同攻關要求及其治理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就基礎研究提出的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等三重功能定位，正是對上述理論缺口的系統性填補。這一新范式不僅確立了戰略導向作為基礎研究關鍵驅動力維度的基礎地位，更創新性地將其置于體系化組織實施的語境下，標志著基礎研究理論在適應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需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同時，全球主要創新型國家的發展實踐，客觀上為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佐證。美國依托其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網絡長期開展面向能源安全、核科技、高能物理等國家戰略目標的體系化基礎與前沿研究；德國的亥姆霍茲聯合會（包括于利希研究中心、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等）以其大科學裝置群為核心，組織實施圍繞國家重大科技任務的“項目導向型”研究；歐盟的“地平線歐洲”框架計劃則系統性資助涉及共同重大挑戰的關鍵使能技術基石研究。雖然此類實踐未能在理論層面進行系統提煉，但其內核均指向超越由單純好奇心驅動與短期市場牽引、服務于國家長遠戰略利益的體系化基礎研究活動。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此類研究多嵌入由市場制度主導的創新生態，其戰略導向性易受到政治周期更迭、利益集團博弈以及市場力量的強勢牽引，因而其整體性、長期性和穩定性面臨結構性制約。相較之下，我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依托高效完備的新型舉國體制，能夠更加主動、系統、協同地對國家戰略目標指引下的體系化基礎研究任務進行規劃部署與強力推動。

對于基礎研究，習近平總書記精準凝練的“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三重功能定位，是構建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基礎研究理論根基，具有劃時代的重大理論價值與實踐指導意義。在理論層面，它系統性彌補了既往范式在應對國家戰略系統性嵌入、大型復雜科研工程組織協同以及服務非經濟性公共價值目標的基礎研究活動分析框架上的重大缺口，確立了理解現代知識經濟體系中基礎研究多元功能結構與協同需求的嶄新理論坐標。在實踐層面，三重功能定位高度契合科技創新規律：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是保障國家安全、搶占科技制高點不可或缺的戰略基石；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是催生原始創新、孕育科技革命性突破的源頭引擎；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是加速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紐帶。三者共同構成了彼此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創新生態系統。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關于基礎研究三重功能定位新范式的核心要義，可進一步建構更加具象化的基礎研究分類模型，深入揭示其內在結構特征與聯動機制。如圖3所示，以戰略導向為縱軸，以市場導向為橫軸，構建四象限分類框架。據此，可明確界定以下4類基礎研究活動。

圖3 基礎研究功能定位與內涵分類的新范式

一是戰略前沿類基礎研究：位于有戰略導向、無市場導向象限，隸屬于“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范疇。其核心特征是由國家意志強力驅動，面向因國家長遠安全或競爭優勢而必須突破的重大前沿方向，如深空、深海、深地探測以及新物質創制、腦科學原理等，具有目標宏大、組織體系化、投入規模大、跨學科深度融合和長期導向性等特征。

二是戰略市場類基礎研究：位于有戰略導向、有市場導向象限，同樣是“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的關鍵組成部分。其核心特征是面向與國家核心競爭力高度耦合的關鍵領域，如高端芯片核心工藝、高端精密制造、航空發動機、新藥創制靶點等，通過國家級平臺組織體系化研究力量協同攻克市場急需但單個市場主體難以或不愿承擔的重大共性技術與科學基礎理論，具有戰略與市場雙重強牽引力。

三是前沿探索類基礎研究：位于無戰略導向、無市場導向象限，形態上類同“玻爾象限”但內涵更強調新認知本身，是“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的核心類型，主要特征為由強烈的好奇心驅動、高度自由的探索精神和長期不確定性，核心目標為拓展知識前沿。

四是市場應用類基礎研究：位于無戰略導向、有市場導向象限，形態與目標對應巴斯德象限，是“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的核心類型。其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對特定產業的技術瓶頸或新興市場需求背后科學原理的深入理解需求。4類基礎研究的相關屬性如表1所示，其明確植根于三重功能定位并進行了內涵深化，既完整繼承了巴斯德象限對應用導向型基礎研究的洞見，又創造性地引入戰略導向作為基礎研究的關鍵驅動力維度，實現了對傳統理論范式的系統性超越。

表1 4類基礎研究的相關屬性

3 基礎研究的主體演進

3.1主體演進的歷史脈絡

(1)科學革命至啟蒙運動時期，基礎研究的主體表現為崛起的歐洲學術共同體與學會。

這期間的主體架構如圖4所示。

圖4 科學革命至啟蒙運動時期基礎研究的主體架構

近代科學革命發端于西歐，其知識生產主體為由“自然哲學家”自發凝聚形成并經由制度化的科學學會加以組織而成的科學共同體，如1660年的英國皇家學會、1666年的法國科學院。這種西歐中心性的主體格局源于特定制度條件的組合：相對分權的政治結構削弱了單一權威對思想的絕對壓制；宗教改革及世俗化進程減少了神學教條的束縛；產權制度的早期發展（如專利雛形）初步保護了研究收益；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帶來的資源與挑戰（如航海定位）強化了對系統知識的現實需求。學會提供了關鍵的交流網絡、成果發表平臺（如《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和初級成果認證體系，成為維系科學家身份認同、確立學術規范的核心制度載體。此階段的核心研究者（如牛頓、伽利略）多為具備財產支撐的知識階層（紳士科學家）或王室津貼受惠者（如法國科學院院士），其在學會框架下的活動較之前更具系統性，但研究仍顯著依賴個體及其社會網絡驅動。

(2)19世紀，研究型大學迎來革命性發展，基礎研究的主體呈現為機構化與學科制度化的大學。

這期間的主體架構如圖5所示。

圖5 19世紀基礎研究的主體架構

洪堡理念指導下的柏林大學改革標志著基礎研究主體的根本性制度化變革，現代研究型大學成為創造系統性科學知識的核心機構。這一變革的深層動力源于工業化對科學技術支撐的剛性需求、國家競爭對科技實力的戰略訴求，以及洪堡所倡導的“教學與研究相統一”原則的制度化實踐。大學依托學科劃分的院系結構、職業化教授席位制度和學術自治機制，為基礎研究穩定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專業化的研究設施（如各類實驗室）以及大量研究人員。雖然新興的工業實驗室（如成立于1865年的德國巴斯夫BASF）涉足與應用相關的科學研究，但其核心使命仍聚焦于解決產業技術難題與工藝優化，對應用性較弱、探索周期長的基礎研究投入有限。因此，這類活動的主導權仍牢牢掌握在大學手中。政府角色逐步強化，并通過公共撥款的方式支持大學開展研究活動、設立國立研究所（如成立于1887年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以此介入基礎研究布局。

(3)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企業研發實驗室興起，基礎研究的主體呈現為前沿探索與應用導向并存的格局。

這期間的主體架構如圖6所示。

圖6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基礎研究的主體架構

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爆發性增長以及技術本身對科學原理依賴性的深化，驅動著基礎研究的主體版圖擴展至大型企業的專業化研發實驗室。其根本性變遷動因包括：企業內部的管理革命催生了美國貝爾實驗室（1925年）、杜邦中心實驗室等制度化研發部門；政府因戰爭動員（如曼哈頓計劃）及戰后美蘇科技爭霸需求（如阿波羅計劃），對工業界進行了巨額研發投資；競爭環境使企業認識到開展前瞻性且與應用相關的基礎研究對維持技術領先的戰略價值。企業實驗室主要聚焦于具有明確市場應用前景的“巴斯德象限”基礎研究，研究目標與資源配置高度服務于企業的長期技術戰略。此階段形成了清晰的主體功能分化：大學繼續保持其在好奇心驅動的前沿探索中的核心地位；企業則主導貼近商業鏈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政府充當關鍵資助者與戰略方向設定者（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NSF）。產學研初步合作模式（如斯坦福工業園）開始萌芽。

(4)隨著國家創新體系建構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基礎研究的主體呈現為三元協同的狀態。

這期間的主體架構如圖7所示。

圖7 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時期基礎研究的主體架構

后冷戰時代全球科技經濟競爭的加劇與重大挑戰復雜性的提升，促使國家（政府）作為組織協調者和核心實施者深度參與基礎研究，形成“政府、大學與領軍企業”三元共生的主體架構。其中，政府超越資助者角色，體現為直接建立并管理國家實驗室體系（如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網絡、中國科學院及其研究所網絡），專職承擔涉及國家戰略安全（如核能、空間）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如大型粒子加速器、中國“天眼”FAST）的工程科技攻關；實施國家級科技計劃（如中國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美國腦科學計劃BAM）以引導資源投向；構建國家創新政策體系（如知識產權、稅收激勵、人才政策）以優化創新生態。在國家創新體系架構中，政府、大學、企業三者形成高度互補關系：國家實驗室主導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如載人航天、核聚變）的體系化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仍為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人才培養基地；科技領軍企業則強化其在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如人工智能算法基礎、創新藥靶點發現）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產學研用”鏈條中的樞紐作用。其中，政府通過明確戰略方向、謀劃重大項目和制定基礎制度，構建了三者協同的制度基礎。

(5)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基礎研究的主體呈現為多元網絡化與超國家層面的協同創新。

這期間的主體架構如圖8所示。

圖8 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基礎研究的主體架構

面對日益復雜宏大且亟須多學科融合與海量資源投入的科學挑戰（如氣候變化、高能物理、人類健康），基礎研究的主體形態加速演進為動態、開放、跨國的復雜協同創新網絡。驅動因素包括：大科學項目（如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需要超國家層面的資源整合；數字技術推動全球科研資源（如數據、計算力、分布式觀測網絡）的開放共享；知識生產模式正由學科主導（Mode 1）、應用導向的跨學科主導（Mode 2)向注重創新生態的全局模式（Mode 3)演進。在此階段，傳統主體的邊界日益模糊：國家實驗室深度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如中國深度參與ITER）；研究型大學通過國際聯盟（如國際研究型大學聯盟IARU）聯合攻關；跨國公司設立開放式研究平臺（如Google DeepMind）以吸納全球智慧；新型實體（如CEPI全球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針對全球挑戰開展研究。國家與超國家組織（如歐盟框架計劃Horizon Europe、中國“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逐步承擔戰略協調者、規則制定者與公共品提供者角色。未來基礎研究的主體將更多體現為圍繞特定全球性使命構建的、融合多元力量的“使命導向型創新生態”。這對開放科學、跨國協作及有效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各個時期基礎研究的主體屬性對比見于表2。

表2 各時期基礎研究的主體屬性對比

3.2 4類主體的功能耦合與協同機制

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兩類主體的功能與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相耦合。國家實驗室與國家科研機構構成了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的核心主體，其功能耦合性根植于我國獨特的制度優勢與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國家實驗室的引領作用源于其被賦予的國家戰略使命優先權及跨層級資源統籌權，因而能突破局部利益藩籬，確保研發議程聚焦于國家發展面臨的全局性、關鍵性、長遠性挑戰（如國防尖端科技、戰略能源自主）。國家科研機構的建制化組織作用則體現在其擁有統籌多領域頂尖人才、管理與運營極大規模科研基礎設施（如粒子加速器、深海探測平臺）、組織實施超長周期及超高復雜性科研項目的系統性能力上。這種超越單一組織邊界的協調治理模式，具有化解市場機制難以支撐純公共品性質基礎研究巨額投入與國家層面分散決策導致的戰略資源碎片化問題的獨特效能。大學的組織架構與研究文化天然偏好自由探索與學科深耕，因而難以承擔跨領域的大規模協同任務；企業的市場回報約束驅使其規避高度不確定性與強外部性的投資。在協同機制層面，兩類國家機構通過開放共享大型科學設施、設定重大任務中的基礎研究子課題，吸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參與探索；同時，通過建立技術轉化中試平臺（如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網絡）及產學研創新聯合體，將體系化攻關產出的共性基礎研究成果高效導入科技領軍企業，加速實現產業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功能與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相耦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因其獨特的知識生產機制與文化生態，成為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其“主力軍作用”的核心支撐在于：大學匯聚了以科學探索為職業動機的頂尖智力資源；營造出鼓勵自由探索、寬容失敗風險、珍視學術價值的環境與文化氛圍；建立了以學科前沿探索與高水平創新人才培養（尤其是博士/博士后梯隊）為支柱的人才持續造血機制；此外，其學術評價體系側重于知識的長期原創貢獻與學科影響力，為高度不確定性領域的深耕提供了制度保障。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本質上是創造性知識的生產過程，其高風險性與成果形態（新概念、理論、方法）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其運行邏輯迥異于國家戰略力量主導下定向目標管理的強計劃性和企業研發投入回報約束的短期可見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是基礎理論突破與顛覆性科學思想的發源地。在協同機制層面，大學通過承接國家實驗室委托的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基礎科學難題（如先進能源材料反應機理），對其開展縱深探索；同時，將產出的原創性理論工具包與新發現（如量子算法、新型材料合成機理）經由技術許可、衍生企業孵化與畢業生流動等方式，向科技領軍企業持續輸送，奠定產業技術躍遷的科學基礎。

科技領軍企業的功能與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相耦合。科技領軍企業在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中具有三重核心身份，其主導地位源于深度嵌入產業實踐情境的知識與能力的專屬性。其中：“出題人”身份基于其對產業鏈薄弱環節、技術演進瓶頸與未來市場需求的精準識別能力；“答題人”身份基于其具備整合跨職能研發團隊—融合產業經驗與科學素養—成熟的制造工藝平臺—終端應用場景驗證的閉環，以及系統性解決市場牽引下基礎研究問題的實踐能力；“閱卷人”身份則確保研究成果最終由市場效用（如技術壁壘構筑、生產成本優化、客戶體驗提升等）進行客觀價值裁決。這種全鏈條知識轉化能力嵌入產業組織內部，使得交易成本顯著低于需要跨越組織邊界進行的知識轉化，這也是缺乏最終產品實現場景的大學和由于項目導向性限制了市場敏銳度的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科研機構所不具備的優勢。此外，大學的前沿探索目標與長周期評估機制，導致其難以與快速迭代的商業需求形成深度對接。在協同機制層面，科技領軍企業通過設立產業導向的基礎研究基金、構建開放創新平臺或發布共性技術難題清單等方式，引導大學與國家科研機構開展定向研究；同時，積極吸收其他主體產出的重大共性技術基礎研究成果，并依據其在產業鏈上的落地效果反饋優化聯合研發方向，推動協同技術標準制定，最終形成“需求識別—定向攻關—產業驗證—迭代提升”的動態創新生態系統。

4類基礎研究主體與3種功能定位相耦合的屬性對比見表3。

表3 4類基礎研究主體與3種功能定位相耦合的屬性對比

3.3 科技領軍企業在基礎研究主體協同中的樞紐地位

科技領軍企業不僅在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中擔當“出題人”“答題人”與“閱卷人”的核心角色，更將這三重身份拓展至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與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領域。

科技領軍企業憑借其對產業技術發展深層瓶頸、全球競爭態勢與潛在市場機遇的獨特戰略性洞察，在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和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中同樣發揮著核心的“出題人”功能。

在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中，科技領軍企業作為產業鏈的重要主體，基于對產業知識的深刻把握和對國家安全及經濟競爭關鍵短板的準確判斷（如感知尖端半導體制造中的材料科學瓶頸或新型能源體系中的核心化學基礎問題），通過參與國家科技決策咨詢、提出重大科技專項建議等方式，為國家實驗室與國家科研機構設定具有高度戰略指向性的研究議程（如在“核高基”重大專項中的需求識別貢獻）。在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中，科技領軍企業通過設立開放式研究基金、組織全球性挑戰賽或共建前沿交叉聯合實驗室（如谷歌、百度與中國頂尖大學共建人工智能聯合研究院），引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關注具有潛在突破性和應用前景的底層科學問題（如特定量子計算模型在實際場景中的物理極限探索），實現前沿探索與現實需求的早期耦合。這種戰略問題定義者的獨特價值，源于科技領軍企業直面市場動態與競爭壓力，進而為整個基礎研究體系提供難以復制且持續更新的現實挑戰圖景。

科技領軍企業以“答題人”身份成為融合多元知識的解決方案提供者。

科技領軍企業不僅是關鍵問題的提出者，更是具備復雜集成知識與工程實現能力的“答題人”，這一角色同樣貫穿了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與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在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中，科技領軍企業依托其系統化集成能力、規模化試驗設施及產業化經驗，作為核心執行方深度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如中國商飛參與國家大飛機專項基礎技術攻關），承擔特定技術鏈的關鍵基礎理論驗證和原型開發任務，將科學原理轉化為可工程化的技術路徑。在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中，科技領軍企業通過設立聯合研究單元、支持博士后工作站或直接委托特定研究項目，積極投入資源探索大學前沿發現的應用潛力（如驗證新材料在極端環境下的性能表現、測試新型算法對特定問題優化的效率），實質性推進基礎科學認知向應用邊界拓展。其核心能力體現為構建跨基礎科學、工程技術與市場需求的“知識融合網絡”，從而降低基礎研究成果內部轉化成本，有效彌合“科學發現”與“技術實現”之間的鴻溝。

科技領軍企業以“閱卷人”身份對基礎研究作出市場效度與產業可行性的最終評判。

科技領軍企業作為基礎研究成果價值的“最終評判者”，體現在其以真實市場效能、經濟可行性及產業鏈整合適配度為依據，對研究活動予以反饋。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與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對于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產出的重大科技突破（如新型核能技術、重大國防裝備基礎技術），科技領軍企業作為技術承接者與工程化主體，通過將技術突破成果融入產品開發、生產工藝優化和市場應用，檢驗其技術成熟度、成本競爭力和產業鏈兼容性，進而構成項目成效的最終評估。對于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的前瞻性發現（如新理論機制、新型材料），科技領軍企業的“閱卷”功能體現在對其產業轉化潛能的識別與賦能：通過知識產權運營（許可/轉讓）、風險投資介入或組建衍生企業，推動其走向商業化（如基于大學基礎發現的新藥研發）。科技領軍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與技術生命周期規律對基礎研究成果進行的篩選與價值評估，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觀性和時效性，能夠持續引導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

綜上，科技領軍企業在基礎研究協同中三重身份的泛化作用詳見表4。

表4 科技領軍企業在基礎研究協同中三重身份的泛化作用

4 結論與啟示

4.1結論

本研究系統闡釋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礎研究功能定位與主體治理邏輯的重要論述，構建了理解中國基礎研究體系的綜合分析框架。核心理論貢獻如下。

第一，理論范式的新突破。

相較于傳統基礎研究的二分法模型（布什線性模型、巴斯德象限），“戰略導向體系化、前沿導向探索性、市場導向應用性”三重定位創造性地將“國家戰略意志”作為獨立的制度化驅動力維度嵌入分類體系，并通過四象限模型（戰略前沿型、戰略市場型、前沿探索型、市場應用型）深化其內涵，為增強大國科技競爭中的戰略科技力量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第二，主體演進歷史規律的新認識。

歷史實踐分析揭示出，基礎研究主體歷經了“學會共同體→制度化大學→企業研發實驗室→國家主導多元協作→跨國網絡協同”的演進軌跡。當前，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與科技領軍企業四位一體的主體架構，是應對科技復雜性、國家競爭需求與市場動力三者動態平衡需求下的制度適配結果。

第三，主體功能耦合與協同治理的新發現。

本文論證了4類主體與3種功能定位的深度耦合機制：國家實驗室與國家科研機構依靠戰略資源配置權與建制化組織能力解決體系化基礎研究面臨的大科學場景下的系統性難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依托學術自主文化與人才培育機制保障高度不確定性的探索性研究順利開展；科技領軍企業憑借產業知識專屬性與三重身份定位確保應用性研究的市場效能落地與實現。尤其是，本文揭示了企業在基礎研究創新生態中的核心地位，泛化的三重身份使其成為基礎研究主體協同網絡中的關鍵節點。

4.2 啟示

國家基礎研究治理方面，亟須構建適配三重功能定位的分層分類協同治理體系。

對于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要深化國家實驗室與國家科研機構體系化改革，強化其對跨領域戰略科技任務的頂層規劃、資源統籌功能以及長周期穩定支持機制，探索“揭榜掛帥”在重大基礎研究中的應用場景與實施路徑；對于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要保障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自主權，改革科研評價制度，強化中長周期評價、代表作制度、科學價值同行評議等核心評價機制，設立探索性研究專項基金；對于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要完善企業主導的創新聯合體機制，實施分階段遞進式稅收抵免政策，鼓勵企業設立開放式前沿研究基金以引導大學探索技術潛在轉化方向，創新戰略科技任務與需求凝練機制，將企業“出題”環節納入國家戰略制定流程。

企業基礎研究治理方面，科技領軍企業須重構創新戰略，提升產業前沿技術預見能力。

主動參與國家重大科技計劃方向研判（“出題人”嵌入）；建立知識融合平臺，深化與高校/國家實驗室在共性技術基礎研究方面的聯合攻關（“答題人”協同）；健全市場應用反饋驅動的研發迭代機制，將終端市場驗證結果（“閱卷人”評判）逆向輸送至國家戰略規劃與大學研究議程；推動內部研發架構轉型，設立前沿探索實驗室與戰略基礎研究部。

大學基礎研究治理方面，研究型大學應尋求探索本源與戰略協同的動態平衡。

堅守自由探索的文化內核，保障好奇心驅動基礎研究的制度空間；以國家戰略需求與產業共性難題為牽引，探索有組織的科研模式，組建跨學科的前沿科學中心；強化技術轉移部門的專業能力并明晰其權責分配，完善知識產權管理與衍生企業孵化機制，提升成果轉化效能。最終目標在于，構建以企業為價值實現中樞、4類主體基于制度互補性深度耦合的基礎研究創新生態系統，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系統化制度保障。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2025（07）。張學文，河北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教授；杜天翔，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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