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李艷紅：學術研究要從現實追問與關懷中自然成長

20世紀90年代，在北大“三角地”的布告欄前，紛繁的學術講座預告吸引李艷紅駐足，也在她心中悄悄埋下思考的種子。

她還記得，那時總愛在飯前飯后經過“三角地”，看新貼的講座預告，或是跟著“愛心社”走進北京的“浙江村”，觀察菜市場魚攤前浙江人的生存圖景……這些非系統的學習體驗，構成了她學術啟蒙的底色。

2004年，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畢業的李艷紅進入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工作（現為新聞傳播學院）。

成為學者二十載，她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追問：當數據新聞在新聞行業涌現時，她用“緩沖采納”解析了媒體創新的保守與開放；當女性農民工范雨素成為媒體紅人，她持續追問這一現象背后折射的跨階層傳播的現實。

李艷紅認為，針對當前我國的研究現狀，新聞傳播的學術研究應當避免宏大理論的堆砌，轉向與現實更具關聯性的學術問題，發展中程理論。當剖析自己學術成長的經歷，她對于如何在調研中產生問題意識，做學術研究時更應該重視什么娓娓道來。這些看似碎片化的經歷，串起了一位學者二十多年思考的注腳：學術研究如何從對現實的追問和關懷中自然成長。

2025年5月10日，在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召開的“跨界、融合、創新”開放式新聞教育研討會暨2025應用新聞傳播學術年會，李艷紅老師來到現場，接受“新新報”的采訪。以下是新新NewTimes與李艷紅老師的對話：

文字｜陳思蝶

編輯｜胡世鑫

指導老師 | 陳顯玲

新媒體編輯 | 梁學思

從懵懂選擇到學術啟蒙

新新報：您本科就讀于北大社會學專業，當時出于何種考慮選擇了這一專業？

李艷紅：高中時期，我對大學專業幾乎一無所知，像同時代的許多同學一樣，大家多是憑猜測或想象填報專業。我選擇了社會學專業，完全是一種出于懵懂少年心態的選擇。

當時的我其實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學什么，但是似乎又朦朧地知道自己不要學什么，比如，當時懵懂無知的我想當然將政治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專業與“當官和賺錢”等同起來，覺得這些東西都太世俗，因而不愿意報讀這兩個專業。而社會學這個專業對當時的我而言卻充滿了新鮮感，當時的我并不知道它的具體內容和學習方向是什么，但可能恰恰是這種懵懂和意義不太確切的專業名稱，承托了我年少時想要掙脫世俗的朦朧愿望。現在想來當然是蠻幼稚的（笑）。

新新報：在北大學習期間，您覺得當時的學習氛圍怎么樣？

李艷紅：我進入北大后，會被那種獨特的學習氛圍所浸染。

當時學校的課程體系還不太完善，至少沒有現在這么規范。所以，我覺得北大當時的學習氛圍更接近一種自然主義風格，學生們會自然而然地愛上學習。有些老師講課相比現在來說會顯得散漫一些，沒有像現在這樣嚴格按照教材來講，也沒有明確的知識點要求。每個老師講課的風格差異也很大。但我個人覺得，北大的學習氛圍主要不是由課堂呈現的，反而是由課堂之外的活動呈現的。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很多豐富多彩的講座，主講人大多是大學者，也會有一些政府官員和社會公眾人物。比如，經濟學家周其仁的講座讓我印象深刻，現在已經不大記得他當時講座的具體內容，但是我記得他發光的眼神，還有“遠方燈塔”的概念，當時令我們年輕學生對學術心生向往。

北大有個地方叫“三角地”，當時沒有自媒體，學校里的消息流通基本就靠這個三角地——其實就是幾個布告欄。學生們平時去吃飯或者吃完飯都會經過那里，大家會主動去看有沒有新鮮的講座或其他消息。

圖源：360百科

圖源：新東方《俞敏洪：推倒北大三角地 不能推倒北大精神》

當時一眾經濟學家的講座在北大校園很受歡迎，其中的一些思想潮流對學生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新制度主義、年鑒學派等等理論潮流我們都是從講座上略知一二。

我是學社會學的，社會學者的思考對我個人的影響更加具體，當時我覺得對我最有影響的是“國家與社會之分野”的框架，我們當時覺得，這一框架對于理解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改革變遷特別有解釋力。因為在改革之前，大家會覺得國家非常強大，而社會相對弱小。但改革之后，我們發現社會開始慢慢發育，社會學也開始研究社會的自我組織狀態，即社會如何自我組織起來，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化、建立相互的連接。

這些講座帶來了許多與現實相關的話題，同時也彰顯了學者的分析能力。所以當時作為本科生，我由衷地受到感染。那種氛圍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至少我個人覺得受益匪淺。

另一個學習氛圍體現在學生社團。剛進入北大，同學們都會躍躍欲試，想看看有哪些社團在招新，當然，這些學生社團并不一定學術性的。參與社團活動對當時的學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記得當時北大有一個有名的社團叫“五四文學社”，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社團，大家都很想參加，參加這樣的社團會認識一些詩人，會有不少詩歌朗誦會，真正受到詩歌的感染。

圖源：360百科

我參加過一個社團叫“愛心社”，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幫助他人的公益社團。我通過這個社團的活動完成了我的本科論文，當時的契機是我們去了“浙江村”——當時最早的浙江溫州人到北京工作、賺錢和生活的村落。那個村落位于北京的豐臺區。這在當時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當時愛心社的同學們覺得愛心社可以不僅僅停留在捐款捐物層面，而是可以做點不一樣的事，比如去了解浙江村的“村民”們究竟有什么需求，遇到了什么問題、什么困惑，我們能否對他們有所幫助等。

圖源：中國日報網

當時我們到浙江村接觸到這些第一批從溫州過來到北京做服裝生意的人，親眼看到了他們的生存狀態。我還記得當時浙江村的一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地方，是浙江村里的浙江人買菜的菜市場，菜市場里充滿了魚腥味，因為浙江人喜歡吃海產品，于是有很多小商販將魚蝦從浙江運過來，供來到北京的浙江人購買，當時對我一個來自內地的學生來說是一種非常不熟悉的氣味，但這卻形成了我對移民社區的最初的深刻印象。

我覺得這些經驗性的觀察，而不是抽象的思考，對激發我們探索問題的興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本科論文的選題就是從這些社團經歷中產生的。還有很多其他同學也寫了浙江村，我記得當時我們班的項飆因為關于浙江村的研究，獲得了挑戰杯一等獎，后來他一直持續關注和研究這個移民社區，碩士畢業的時候還完成了一本關于跨越邊界的社區的專著。

圖源：360百科

我覺得這種學習氛圍是從現實中自然生長出來的，非常珍貴。如果從這個方面與現在對比的話，我覺得現在的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好像反倒沒有那么多。我感覺現在我們新聞傳播學的學生寫論文時，經常絞盡腦汁，不知道選題怎么辦，不知道去哪里找，因為除了網絡這個渠道，大家好像并不接觸社會。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同學們寫論文時經常會生拽概念，生造一些題目出來，這種趨勢非常令人擔憂。

所以當時我們的學習氛圍，可能一方面是源于與社會現實的接觸，對現實的體察能夠催生出思考，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我們能夠接觸到非常優秀的思想者。優秀的思想者會給學生打開思想的大門，也會像精神楷模一樣，會啟發你，對年輕學生產生一種感召力。

從“感染式學習”到“系統化生長”

新新報：您在本科期間是不是已經有未來要做學者的想法？

李艷紅：還真沒有。其實，我本科時候和你們現在挺相似的，很茫然。當時的同學們每個人都很困惑，也很忙碌，就是青春的茫然吧。

當時我們畢業的時候并沒有太多同學想留在校園繼續求學，當時市場經濟剛剛開始發展，大家都覺得社會才充滿機會。留在學校里好像并不是什么有出息的表現。很多有才華的學生都想趕緊走出去，撲向市場經濟。

我是因為成績比較好被保送研究生，再加上我又不是一個特別愛挑戰自己的人，所以就順其自然選擇繼續讀研究生。我在北大讀了社會學碩士，但那三年我感覺受益并不多，可能是因為在同一個學校讀了本科和碩士，感覺課程有很多重復，找不到新的興趣點。

其實我在北大的時候很向往做媒體，感覺我們那時候有點社會關懷志向的同學都想去做媒體。當時沒有手機和電腦，但我很喜歡去報欄看報，時常在圖書館走廊仰著頭隔著玻璃框讀報欄里的報紙。有時候能站在那兒能站很久，那時候我們很多年輕人對媒體對文字都有一種向往，感覺那是一種充滿智識的有魅力的工作，而且是一種與社會共命運的感覺的工作。

我記得當時做浙江村研究的時候，有一個《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來采訪我們社團和浙江村，那個記者的工作方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讓記者這一職業對我有了一種具象的召喚。

碩士畢業后，我申請了《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的工作，不過當時我也申請了港中文的新傳博士，后來還是選擇了去讀博士。當時傳播學在國內剛剛開始發展，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新鮮的學科，而且覺得研究媒體很時髦、很有趣。

當然，其中也有老師對我的影響。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潘忠黨老師，他當時來到北京大學，我們見過面，還交流過。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想象中的學者的樣子，有一種理性的人文氣質。所以也產生了進一步求學的意愿。我跟他說我想申請港中文的新傳博士，他很鼓勵我，后來我也被順利錄取了。

至于我什么時候開始明確說未來想做學者，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應該就是在香港讀書的期間慢慢明確起來的。在香港讀書時，教師作為一種有尊嚴的職業好像開始真實地浮現出來，香港的老師收入不錯，收入好會讓他們獲得尊嚴，同時他們很職業化，職業化地討論和研究社會問題，我逐漸對學者作為一種職業的生活方式有了確切一些的認識，并開始接納它。

新新報：在港中文讀書期間，您覺得帶來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李艷紅：我覺得最大收獲是在港中文接受的學術訓練比較系統化。在北大的時候，學術對我而言是一種思想的感染，它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但那是一種朦朧的像氛圍一樣的東西，我傾向于把那個階段視為啟蒙。但是在港中文，學術研究這個事情就變得非常具體，我會把在港中文的學習看成一種訓練，課程的訓練基本上圍繞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研究者展開，從培養問題意識開始，學習如何進行研究設計，注重研究邏輯等，專題類課程都是比較深入的，需要大量增加閱讀量。我覺得受益匪淺。

新新報：您在北大完成碩士學業后，選擇前往港中文攻讀新傳碩士和博士，為什么學的是傳播學專業？在您當時認知中，社會學與傳播學這兩個學科有何不同？

李艷紅：首先是想改變。當時好像覺得社會學教的東西有點陳舊，而傳播學對我來說很新鮮，一種陌生的新鮮。我還記得當時了解到一個研究項目，大概是計算美國流行電視劇中黑人出現的比例，來說明主流黃金時段的電視劇中黑人的“under representation”，即再現不充分。當時我不懂這些術語，但覺得這種研究方式很新鮮，很有意思。

我們那時候沒有太多負擔，大部分時候還是興趣使然。所以我是主動轉向傳播學的，我期待傳播學能給我帶來更新的東西，當然它也確實做到了。

其實我不大認可說自己從傳播學轉向社會學這個說法，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學生，其實對任何一個領域的學習和了解都是皮毛，談不上什么轉型。而且我覺得我在港中文雖然讀的是傳播學，但是我的社會學基礎經常被我的碩士導師潘忠黨老師肯定，他是一位很博學的老師，對社會學也很了解。所以我在港中文念傳播學沒有明顯的轉型和過渡之類的感覺。

大概是兩年后，潘老師去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我轉到陳韜文老師那里讀博。這兩位老師的風格很不一樣，但都讓我受益匪淺。

在我看來，潘老師身上其實有一種特別人文的詩人氣質，我記得每次找老師交流自己新的idea時，他總是會眼神明亮地說“Interesting”，似乎被我的想法也點燃，所以我常常從潘老師那里受到鼓勵，覺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認可就會充滿然后會有無窮的動力繼續探索。

陳韜文老師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陳老師不會輕易鼓勵，也不會輕易被我的想法點燃，他會非常冷靜和理性地問詢我，我的具體的問題到底是什么，也會給我一些具體的建議。我記得當時每次和陳老師談完后，回宿舍后都會感到有些沮喪，是一種好像自己的“good idea”沒被接納的沮喪感。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陳老師的問題都是切中要害的，往往都是我被自己浪漫的想法沖昏頭腦而忽略掉的，所以陳老師的冷靜和理性，以及他的嚴謹的社科思維會讓你發散的思維變得很聚焦。我從兩位老師處都受益匪淺。

新新報：您讀博期間最重視的研究是什么？

李艷紅：我們那時候在香港讀博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自己的論文，一般人并不需要好像也沒有動力去從事其他額外的研究項目。博士論文就是一個博士生最重要的研究項目。這個情況跟現在很不一樣，現在的博士生發表壓力很大，博士期間需要發表好幾篇與自己的博士論文并不相同甚至不相關的論文，所以需要同時并行好幾個項目。

新新報：在準備博士論文期間，哪些經歷讓您印象深刻？

李艷紅：最印象深刻的經歷可能還是去跟記者做訪談的經歷。我當時研究不同類型的媒體對農民工議題的報道，需要了解記者們的想法和所作所為。

但我當時并不是一個有經驗的訪談者，又由于自己是學生的身份，會有些膽怯。比如鼓起勇氣約了記者做訪談，但去之前都需要自己給自己壯膽，到之后訪談過程也會內心緊張，因為總是擔心會冷場，每次問完一個問題，就會為接下來該問什么而焦慮。所以我的第一輪訪談不太有成效，而且令我沮喪。

不過這些沮喪和有點失敗的經歷令我后來對質化研究方法有更多認識和反思。好的訪談并不是說我們敞開心扉，讓人如沐春風，或者有好的溝通技巧就可以做到的。它還需要學者的思維能力、分析能力和充分的前期準備。

圖源：受訪者

在學術研究中打撈 “真問題”

新新報：我們關注到您如今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數字新聞業、媒介文化幾個領域，是基于怎樣的考量做出的選擇？

李艷紅：我覺得我做研究好像并不是理性考量和策略性選擇的結果，而是比較自然形成的。這里面一是個人的價值觀和興趣使然，另一個或許就是路徑依賴，自己過去關注什么，會促使日后也在這種關注和關懷下走下去。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有策略意識的人。其實我那個年代就有一些同輩的年輕學者們有很策略性的考量，他們很聰明，能夠迅速占領特定領域并將自身標簽化/品牌化，他們往往也能夠因為他們的策略選擇而受益，但我一直在這方面比較懵懂。今天的青年學生和學者們就比我們那時候更講究定位和策略了，想要尋找一些容易受到關注以及容易發表的領域，這也無可厚非吧。但感覺就少了一些純粹性。

我對新聞業的研究是從碩士階段開始的，后來我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媒體，看起來好像一直專注于新聞業。新聞業好像一直是我的研究對象。但我自己反思的話，會發現自己對新聞業的興趣其實是理論驅導而非對象驅導，也就是說，我對新聞業的興趣可能更多不是因為我熟悉和清楚新聞業的狀況而生發，而更多是一種理論性的關懷。我覺得這可能與我早期對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的學習有關。從這些理論中，我認識到，好的新聞業在一個有活力的公共生活中占據多么重要的地位。而這個對公共領域的理論性的關懷貫徹了我后來的學術研究和興趣的延展，包括我對跨階層傳播的關注，以及今天我對數字媒體文化的興趣也源于這一理論起點。

不過，可能也正因為我自己的研究和寫作不是因研究對象來界定，我常常困惑于如何向外界描述自己的研究領域。甚至我覺得，學術界可能也不太容易界定我這樣的學者，到底算是做什么研究的，不聚焦。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容易遷移，可能會從傳統新聞業轉向互聯網輿論，甚至轉向平臺文化等，因而在身份上難以被定義。但我自己內心明白自己關注的是什么。

好像忽然有一天我發現大家都在用“數字新聞業研究”或“數字新聞學”的范疇來統括當下相對時興一些的研究新聞的學術取向，就感覺用這個范疇來定位自己也挺好的，再也不用迷茫于如何向外界解釋。而且，找到“數字新聞業研究”這個領域之后，也找到了一個學術共同體，讓我一下子好像有了點歸屬感和安全感，我覺得挺好的，標簽的一個好處是獲得自我安頓。但是我想，我們很多從事數字新聞業研究的同仁并不是對數字技術感興趣，絕大部分學者都是因為對新聞業的關懷來到這個領域，大家關心的仍然是數字技術如何沖擊或重構了傳統新聞業何以構成理性公共領域核心的東西。

關于媒介文化，我在這方面著文很少，但我個人很有興趣。這可能也受老師的影響。我在港中大讀書的時候，馬杰偉老師是從英國畢業的，深受英國伯明翰學派（主要研究大眾文化）的影響，他做的是流行文化方面的研究。他本身也是一個特別有魅力、有意思的老師，他當時研究中國香港的電視以及電視對香港身份認同的影響。他的課程以及他那種讓學術思考與個人生命經驗相互交織的狀態很觸動我，我覺得那可能是我對文化研究心向往之的開端。

文化研究似乎是反理性分析的。例如“感覺結構”這一概念，它能夠讓人捕捉到區別于成形價值觀的、尚未成形且具有時代性、蘊含豐富解讀空間的感受。它和新聞業研究很不一樣，后者比較宏觀，偏向制度層面。一個社會的新聞業特別重要，所以我覺得，數字新聞研究大概是滿足了我對“重要性”的追求，而文化研究則可能更多滿足的是我個人層面更微觀一些的追求，例如可能是出于對自我覺知（self awareness）的追求。因為文化研究是一門側重于理解人的意義建構、價值層面、身份認同，情感、焦慮和欲望等主體性層面問題的學科知識，我認為它能夠助力我思考自我與文化，自我與社會的關系。

我對文化研究的興趣另一個動因可能還是來自理論，我上學的時候接觸過的一些理論和思想家，如布爾迪厄、福柯、阿爾杜塞、霍爾以及一些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等等，這些思想家的論述無不涉及文化，也就自然將我引入了這個領域。

為什么數字時代的文化研究似乎變得更加流行，這可能與今天的媒介化有關，新興媒體技術構成了人們自我表達、身份建構的空間，與此同時，新興媒體技術也催生了大量以追求流量和商業價值為目的的符號生產，這對今天的青年人影響非常大。可以說，要理解今天的青年人，就必須理解網絡文化。我對人有興趣，我希望理解一代又一代青年群體他們的意義世界，究竟是如何被建構。

新新報：您認為現在大家對于新聞業的研究越來越少了，是不重要了，還是有其他原因？

李艷紅：新聞業研究越來越少了嗎？我倒并沒有這個觀察呢。反倒感覺近一兩年隨著國家媒介融合改革戰略的推進，相關的研究和言說反倒多了起來，一些以前不研究新聞業的學者也開始加入這個領域中來。不過我確實感覺曾經經歷過一個新聞業研究面臨困境的時期，在那個時期，我感覺大約是在十年前（也許，不準確），那時候一些青年傳播學者都感覺到研究新聞沒有出路，想要找尋新的研究方向。

當時新聞業研究的減少其實是一個知識社會學問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自己感覺，我國新聞業研究陷入困境的那個時間段與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興起差不多有時間上的呼應關系。因為在此之前，市場化媒體非常活躍，當時很多人研究市場化媒體，比如我記得當時的博士生以一家媒體為個案從事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研究還頗為流行，如寫《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和鳳凰衛視的，都有。

但社交媒體出現后，主流新聞業似乎有點走下坡路，當時大家都覺得應該去研究社交媒體及其帶來的嶄新的社會現象。我覺得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國新聞業研究似乎開始進入一個低谷時期，似乎都難得在期刊上看到發表的新聞業研究的論文。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請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的丁未老師來開講座。她開玩笑地說：“你怎么還研究新聞業？”其實她這個問題也反映了當時的現狀，大部分人都在思考如何離開這個顯得有點陳舊的領域。

不過，隨著數字時代一些新興理論和言說的到來，這個陳舊的領域似乎開始重新復興，激發了一些年輕的學者投入其中。

新聞業研究呈現衰退趨勢，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是理論貧困，因為青年學者們突然發現，傳統的規范意義上的新聞學似乎難以為今天社科范式下的新聞業研究提供理論和概念工具，而社會科學范式下產生的傳播學似乎也并沒有為新聞業研究提供什么理論和概念工具，大家找不到什么理論視角了，這讓大家很焦慮，我覺得這也是促使大家離開新聞學去尋找新的研究領地的原因。

近年來這些現狀有所改進，這可能是因為大家慢慢找到了一些新的路徑。比如引入了一些跨學科的理論，像行動者網絡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現象學等都開始被引入。西方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比較活躍，我們的學者也積極加入其中。當然，國家對“融合新聞”戰略的重視也是促使新聞業重新登上主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學術言說的眾多未必一定意味著學術的成就，有些時候這可能只是表面繁榮。真正有學術價值、能在學術史上留下來的作品，目前還是非常少。比如關于融合新聞，說的人非常之多，但可能反倒因為被太多人討論后，它已經變成一個模糊不清、混沌的概念，很難再進行準確又細致的學術研究。畢竟學術研究通常需要建立在精準的概念和定義基礎之上。

新新報：在數字新聞業的研究中，常常能看到您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去關注問題，您是如何運用跨學科知識或方法展開研究的？

李艷紅：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首先，我有一定的社會學基礎，所以當我研究新聞業和媒體組織時，自然會想到從我熟悉的社會學相關理論和知識中獲得啟發，傳統的組織社會學可以研究政府組織、NGO、企業，也可以研究媒體，因為媒體本身也是一個組織，所以很自然就會想要從組織社會學中獲得借鑒。

我覺得很多學者跟我一樣，并不是有意識將跨學科作為一種策略，而是由于自己擁有的新聞學科之外的知識和學養背景，會自然形成一種跨學科的視野。問題意識來自社科學術訓練，思考的深入則需要借助理論武器，當經典的新聞傳播學科內的理論并不能提供太多幫助的時候，我們作為思考者會自然會想要去引鑒可能來自其他學科但對我們有啟發的理論。因為理論就像是透鏡，透過適當的理論，能讓我們把現象看得更清楚。或者說，理論能夠燭照現實。這是一個學術訓練和學術滋養足夠的條件下的一個自然形成過程。所以從我個人而言，沒有什么特別的經驗可談。

方法上，我倒不覺得有所謂跨學科的成分，整個社會科學在方法上都是互通的。

新新報：您認為跨學科研究對于數字新聞業領域的突破和創新起到了哪些關鍵作用？

李艷紅：其實我一直覺得傳播學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我有一個偏激的看法，可能別人會批判：我覺得傳播學發展到今天，作為一個學科，它的成熟度仍然是不如一些其他學科如社會學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采用評價和認識一個學科的經典標準，例如它有沒有確立起這個學科的核心概念，來判斷一個學科的話，傳播學的得分可能是偏低的。這一點已經有不少傳播學者都看到并討論過，所以有些學者傾向于把傳播學視為后學科（post-discipline）。

當然，后學科的提法并不說明它就是落后的，并非如此，后學科往往因為其不成熟性而導致開放性，開放性催生跨學科性。因此，跨學科性可能一直是傳播學這個學科或這個學術領域的重要特征。

傳播學的早年發展就證明，跨學科研究從來就是新聞傳播領域的關鍵推動者。在新聞業這個具體的研究領域就更是如此，早年最經典的新聞生產社會學作品都是社會學家做的。我相信今天關于數字新聞業研究的進步也同樣需要這些跨學科的視角引入，只不過今天，我們可能不再需要依賴外學科的專家，如社會學家了，我們的很多傳播學者自己就可以做出跨學科探索。例如今天的很多中青年新聞傳播學學者都已經形成了不拘泥于學科的習慣，作為能動的策略性的理論涉獵者，他們會有意識地去引薦其他學科的理論和知識，將其運用于對新聞傳播現象的分析。

不過，這種積極能動地跨學科援引我覺得當下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對其他學科理論和知識一知半解，或者說，在未能充分消化這些跨學科理論的基礎上就生硬地將這些理論想當然地套在自己想要分析的現象上，經常會出現一些貌似深奧但不知所云的文章。這種現象雖然導致了表面的學術繁榮，例如論文數量極大增長，但對學術的發展長遠來看未必好。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大的危害是可能對學術研究的純粹性構成危害。例如可能會激勵出一些投機主義者，其挪用理論的目的并不是更好地解釋現象，而只是為了發表獲取發表帶來的利益而已，這不僅導致理論迷霧，甚至可能傷害健康的學術文化，因為學術研究的精神內核是對學術研究本身的真誠和敬畏之心，功利主義和投機主義恰恰是這種學術赤誠的天敵。

當然，即便傳播學不必把建設為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學科”作為自身的目標，是不是就可以在研究對象上完全發散呢？這個我倒不贊同，我贊同的是，在研究對象上還是應該建立一致性，而在學術主題和理論路徑的確立和使用上，可以開放跨學科探索路徑。但現在的感覺是，傳播學的學科開放性不僅表現在學術視角和理論上的開放性，而且更多表現為研究對象的開放性，比如現在不少學生和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一些與符號和意義生產并無太大關系的數字勞動，比如關于美團騎手的研究，這就與我心中的傳播學相去甚遠了，在我看來，這些與符號和意義生產沒有太大關聯的現象可能更應該屬于社會學研究的范疇。傳播學如果要確立自身的學科主體性的話，即便作為一個“后學科”，也還是應該圍繞符號和意義的表達和傳遞問題展開。如果連這個共識都沒有，傳播學就很難作為一個學科立足，其學科身份會越來越模糊，在研究的實質上也容易陷入碎裂和分化的新困境。

新新報：您于2021年發表的論文《生成創新：制度嵌入如何塑造新聞創新差異 —— 對三家媒體數據新聞實踐的比較》，我們很感興趣這個選題的確定過程，您能否為我們分享一下？

圖源：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

李艷紅：圍繞這一主題，我也曾于2017年發表另一篇論文，題目是《在開放與保守策略間游移：不確定邏輯下的新聞創新》，跟你提到的那篇一樣，都是研究新聞創新。這兩篇論文其實是一組材料，圍繞同一個學術主題開展的研究。2017年那一篇我是將研究的案例作為相似案例，來闡釋他們在新聞創新過程上的相似性，后一篇則是我將這些案例視為差異化案例，嘗試解釋這幾個案例之間的差異。這是我有意識用不同方法論來做多案例研究的一個嘗試，

其實當時我做這個選題也是趕時髦。和大多數新聞傳播學者一樣，我們都很關注當下的變化，一些流行或業界談論比較多的現象就容易受到學者的關注。我記得當時數據新聞剛剛開始興起，相關的討論很多，業界也有不少實踐，比如《南方都市報》《南風窗》還有財新都在做，財新做的數據新聞還得了獎。

所以我的這個選題是從現象入手的。跟同學們一樣，一開始其實也是摸不著頭腦的，因為腦子里只有對象沒有學術主題。后來逐漸意識到自己以數據新聞為例，其實是想探討新聞創新這個學術主題，就覺得打通了第一個環節。有了學術主題之后就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感，比如，我要跟有關新聞創新的研究對話，看看我關于今天數字新聞的觀察能否為理解和認識新聞創新提供一些新認識。

當然，學術主題確定還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需要確定更明確的問題意識，而問題意識往往伴隨對理論視角的有意識思考。這個過程我也花了很長時間，期間經歷不斷地與搜集的材料對話。這是一個典型的質化研究的過程，理論視角的確立并非在開始研究之前，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逐漸清晰。我后來在2017年那篇文章采用了現象社會學的路徑來對新聞創新的過程予以闡釋，并以此揭示出新聞組織在面對創新時既開放又保守的內在矛盾，就是在這樣一個逐漸摸索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不確定性”這個核心概念在該文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2021年的那篇論文，也就是你提到的這篇，寫作更艱難。我其實花了好幾年才完成。當然并不是說我每天對著這篇論文冥思苦想，而是說整個歷程很長。這篇文章的目標很早就確立了，就是想要解釋三家媒體在數據新聞創新表現上的差異。我也自己在直覺上知道可以如何解釋三者的差異，但是困難在于，總是找不到一個恰當的方式或理論化的框架來闡述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我當時明確知道自己想要摒棄傳統量化研究所貫徹的變量思維，也就是想要摒棄對現象的線性解釋，轉向一種更忠于現象本身的非線性的深描式解釋。但做起來可并不容易。我寫了很多稿，這個任務都完成得不好，因為語言和概念都無法做到簡潔，讓評委和讀者去理解你到底想說什么。我記得這篇稿子第一次投稿獲得的評審意見就是思維不清晰，有點混亂。

得到第一次投稿的評審意見之后我把這篇文章放下了，我意識到，如何采用恰當合適和簡練的理論語言來闡述這三個差異化的個案成為我的具體目標，但當時找不到突破口。

放下的過程就是，轉向去研究別的東西，思考別的問題了。中間可能有時會受到觸動再回到這篇文章上來。斷斷續續過了兩三年，中間其實我嘗試過不少其他概念框架，包括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均不能很好地幫助解釋我的案例，會很沮喪。

不過，似乎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忽然有一天感覺就像通了，好像靈感到來了。發現制度主義的理論命題能夠幫助我打通所有的解釋環節。有了恰當的理論框架，與之伴隨的就是你會獲得一個或一組核心概念，對這些核心概念的運用會幫助我們深化對研究對象的解釋，比如，這篇文章中，制度嵌入概念就是關鍵，對這個概念的深入理解幫助我游刃有余地解釋我面對的繁雜的一堆素材。我記得李金銓老師講過，如果沒有理論視角和核心概念，我們收集的實證素材往往是一堆亂麻，毫無秩序，而一旦我們找到恰當的理論視角和核心概念，就好像找到了線頭，各個環節之間的關系就變得順滑起來。

新新報：制度主義這個方向的靈感是突然有的嗎？

李艷紅：當然靈感都不會是自然出現的，我覺得學術上的問題得到解決，往往都是建立在前期積累的基礎上。就我這個研究案例而言，如果之前不了解制度主義，即便我碰到了，我都不知道它是否合適。之所以我最后能敏感到制度主義的理論語言能夠幫助我恰當地解釋我的案例，還是因為我長期對制度主義及相關理論話題有閱讀基礎，例如在教學中我也曾準備給同學們。所以靈感一般都不會從天而降，也不會因為坐在那兒冥思苦想就降臨。

跨學科與實證研究的“自然協同”

新新報：您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比如引入社會學的制度分析視角，并結合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案例比較。這些方法是如何協同作用的？

李艷紅：其實我一直不太重視方法。我一直覺得，如果你有求知的意愿，什么方法都可以，不用那么刻板。現在的學生可能規矩太多，每次到課堂上就特別想學到一套完整的方法，還有一上來就提扎根理論，但他們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扎根理論到底是什么。

我不太喜歡受這些約束。做研究的時候，我基本上是有什么辦法就用什么辦法，方法還要與資料、問題意識、理論思考不斷互動。比如上面這兩篇論文，我的學生作為助理也幫了很多忙。他們有的在財新實習，有的在《南風窗》實習，他們告訴了我這些媒體的一些基礎情況。

我還是想強調問題意識和思維能力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用再多方法也沒有用，做很多訪談和觀察也可能無效。所以訪談和觀察永遠要帶著腦子去，不斷追問，才有可能收集到真正有效的資料。

比如在訪談的時候，有些人可能并不會說真話，或者會忽悠和糊弄你，如果你認識不到這一點而想當然接受被訪對象自己的描述和解釋，你可能就無法獲得對現象的真實和深入理解。也就是說，你就喪失了作為一個學者的主體性。學者的主體性在于思維能力，而并非一套課堂或教科書上教的一套固定程序。比如現在很多同學都一板一眼地學習如何對訪談材料進行編碼，貌似科學，但是經常寫出來的東西毫無洞見，沒有價值。

一般來說，田野調查會比訪談更可能深入理解研究對象。時間更長、更沉浸，總是有助于我們有更多機會獲得對現象本質的認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內部視角。不過，并不是說田野觀察的時間越久就一定越有效。并非如此，我見過很多學生做很久的田野卻沒有什么收獲。所以還是回到我上面說的，思維能力和問題意識是幫助你從田野研究中獲得收益的關鍵。

新新報：在研究中，您觀察到哪些有趣的現象或細節？

李艷紅：我覺得學者的功力在于能在平凡中發現不平凡。

用我做數據新聞的研究經歷舉個例子。當時我訪談的記者們經常說他們成立了一個“虛擬工作室”來做數據新聞。那么，作為學者你是不是直接就采用研究對象自己所使用的概念呢？當然不是，學者需要對研究對象自身的解釋保持距離，并且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并提供自己的解釋或闡釋。所以我需要追問到底什么叫“虛擬工作室”？為什么要搞虛擬工作室？后來我發現，“虛擬工作室”的意思就是它有點臨時性，并不是實體的，那我就去追問為什么不搞一個實體的？你就是要不斷地追問，在追問的過程中就會發現有趣之處。他們不搞實體工作室，是不是因為擔心搞了之后賺不回來，他們對這個東西沒把握？還是因為數據新聞這種新聞形態需要跨界融合，所以不太適合成立一個獨立部門？

這個小細節在我的論文里被稱為新聞組織面對新型新聞類型的“緩沖采納”。“緩沖采納”其實也是組織社會學里的概念。比如說，當一個創新技術出現的時候，企業怎么采納？如果企業選擇徹底放棄過去（如汽車行業的燃油車）全然轉向新技術（如電動車），這種情況叫作“激進采納”。如果企業覺得燃油車還要搞，但又擔心電動車將來會成為主流，所以要成立一個實驗室專門搞電動車，這種情況我就把它叫作“緩沖采納”。也就是說，企業既不敢完全封閉，怕自己將來徹底出局，但又不敢毅然決然地投入很多錢進去。

所以我當時就將這個“虛擬工作室”看作是一種既開放又保守的“緩沖采納”。這就是如何對現象做出理論性闡釋的一個小例子。這種闡釋雖然小，但它是學術研究的起步，也特別考驗一個學者的學術功力。學術工作的有趣和迷人之處正在于這一點。

新新報：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術研究里，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各有側重，您是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的？

李艷紅：在我的學術訓練中，理論和實證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今天主導的社科研究仍然還是社會學家默頓所說的以中程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另一種譯法為中層理論）建設為目標的研究，我個人總體而言也很認同默頓的這一提法，我覺得這一路徑能夠構成有效的知識積累，因而應該構成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而中程理論就是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從實證中提煉出來。

一方面，實證研究需要借助理論工具。做實證研究時，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理論工具，才能很好地去洞察問題。如果沒有好的理論工具，研究就無法深入，也難以作出真正意義的學術貢獻，其角色就可能就跟記者寫的深度報道沒有什么區別了。

另一方面，好的學者也應該樹立做出理論貢獻的遠大目標，實證研究的目的也不僅僅是了解一個現象。如果要對人類的知識有所增益，那就還是要對理論有所貢獻。比如，你要提出新概念、論證這些概念，還要論證概念之間的關系等。當然，理論貢獻非常艱難，我自己在這方面也沒有什么建樹。

當然，我并不是全然否定宏大理論，正如前些日子一些社會學家討論的，宏大理論有其獨特價值，這不是中程理論的積累可以取代的，學術界需要有分工，應該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宏大社會理論的建構，如很多社會學理論家都屬于此類。但我認為，即便是這部分屬純粹理論建構的學者，有不少也都有相當多的實證研究經歷，或者他們也高度關注實證研究的成果。比如社會學家布爾迪厄，他的理論就建立在其人類學田野研究和對法國社會文化的實證研究基礎上。

所以我從來不覺得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是分開的。尤其是在學生階段，更要把它們勾連起來。

圖源：受訪者

學會“關心附近”，在現實中思考

新新報：在您的學術經驗中，您認為如何去發現“真問題”？

李艷紅：我通常鼓勵我的學生要去關心身邊的事物。從現實中發現的問題一般都會是真問題，至少不是偽問題。比如你如果發現你的表妹很瘋狂地追虛擬偶像，你就會很好奇她為什么會那么喜歡。這個問題就是真實的。只不過這個時候它還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只有當把一個從現象中提出的問題放到特定的學術脈絡，將其轉變成一個學術意義上的問題之時，我們才認為這是一個學術真問題。

很多同學會困惑如何將一個現實真問題，轉化成為一個學術真問題，這就是一個學術訓練的過程，很難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兩句話說清楚。我覺得我們整個的學術訓練，例如長達數年的沉浸式的博士訓練都是要幫助學生建立這種能力。

我還認為，真問題應該是與學生或學者內心的關懷有關聯的，只有那些折射了個人困惑和關懷的問題，才更可能得到真正的探討。如社會學家米爾斯所強調，學者必須從自身的生活經歷出發，將私人困擾（personal troubles）與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建立聯系。

因此，對同學們而言，我認為大家首先要關心自己身邊的社會，其次要有不斷的知識積累和儲備，最后要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果具備了這三個方面，我覺得就能更快地找到好的學術選題。

新新報：對于剛接觸學術研究、想要開展研究的本科生，您認為邁出第一步的關鍵是什么？

李艷紅：我一直不主張本科生太早開始做研究和寫論文。本科生的閱讀很重要，不一定學習做研究，或寫要研究性的論文。你看美國的文理學院，相比于科研，他們更重視人的素養的培養，也就是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種培養方式其實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人文素養和批判性思維不一定要通過寫研究性的學術論文來培養，通過閱讀和思考和其他文體的訓練也可以。

本科生應該是人類文明和知識積累的閱讀者，通過閱讀和討論激發思考，真正地培養人文素養和理性精神，這是本科生文科培養的主要任務。基于此，我個人一直認為，科研能力本身并不應該成為本科培養的目標，甚至都不應該成為碩士研究生培養的目標。但現在似乎正在出現一些相反的現象，例如在一些學術會議上，我國的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成為論文發表的生力軍，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也是我國文科高等教育應該反思的地方。

一個社會并不需要那么多職業研究者。研究者的使命是為社會增長可靠的知識，要促進知識的增長，從我國目前的情形來看，重要的并不是擴大研究人員的規模，而是讓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職業學者遵從足夠可靠的方法論，運用更扎實的方法論去實現知識的積累和對話。

新新報：您認為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和追求學術成果時，應該秉持怎樣的心態和原則？

李艷紅：從我的理念來說，我覺得學者應該具有超越性的心態，不應該被世俗功利所裹挾。也就是說，應該對學術研究心懷真誠，對學術工作擁有一份敬畏之心。不過遺憾的是，這些恰恰是當前學術界缺乏的，不僅缺乏，甚至連對這些予以強調的聲音都極其微弱。這是挺令人遺憾的。

不過，這里我想說，真正塑造人的行為的不是理想，而是現實。所以，當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對青年學者提出殷殷期待的時候，我會由衷地感到糾結。因為并不是青年學者們不想真誠，不想敬畏，而是，對他們來說，超越、真誠和敬畏都太難了。

因為我接觸過很多青年學生，對這個問題還是深有體會的。比如我的博士生，她們也想慢一點沉下心來寫一點好的東西，做一點扎實一點的研究。但現實情況不允許。如果慢一點，別人很快就發表了，那她們就沒法發表了，沒有發表就出局，這是當前學術界之現狀。所以青年學者很焦慮。

現在的學術研究太急促了，太急功近利了。例如我們經常能在學術刊物上看到發表的文章，選題非常好，可能概念框架也不錯，但都像半成品，沒能把理論與現象很好地結合，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很可惜，因為這些文章都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究其原因，我覺得就是大家都被裹挾著，太著急了，不發表就出局，不發表就不存在。

從理想狀態來說，對人文社科而言，慢學術是好的，非功利化的學術是好的。但要求青年學生或學者做到這些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畢竟這太難做到了，人都是結構中人，受到太多結構的制約。但是我非常期望學術界能開展一場關于如何避免學術研究高度功利化的反思和討論。

新新報：您如何看待學生在選題時過度追逐熱點的現象？

李艷紅：追逐熱點好像是我們新聞傳播學的一個特點，學新聞傳播學的學生總體來說對現實比較敏感。經常看新聞，看網絡，看媒體，所以他們對互聯網領域發生的事情有一種敏銳度。這也導致我們這個學科的學生和學者都容易從熱點現象出發來寫論文。這和其他學科好像確實有點區別，比如我覺得社會學的學生在論文選題上往往會更注重對經典學術論題的繼承，反而對現實的敏感度不夠。

追逐熱點，從現象出發去尋找選題的方式往往容易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上，產生不了學術貢獻。比如有一段時間很多同學寫新媒體事件，一人寫一個事件，但是因為沒有架構好學術問題，這樣的研究就往往停留在對事件的描述上，無法得出更深入的闡釋或解釋性的知識，更無法貢獻于學術知識之林。

究竟從現象出發去找選題還是從經典學術論題出發去找選題更好？我覺得倒是并無定論。對于從現象出發尋找選題的同學來說，關鍵的是需要從對現象問題的追問逐漸過渡到對學術主題的探討。而對于從學術主題出發的學生，卻需要為這些學術主題找到現實的對應性，或找到操作化和可觀察的現實對象。這也折射了今天青年學生開展學術研究的兩種路徑，一種是從學術文獻出發，尋找對學術主題的具象化，另一種則是從現實出發，尋求如何從具體的社會事實中抽象出學術性的主題和問題。但這里面都存在一個難點，就是要在抽象和具象之間找到一個中間點，只有二者相遇，才可能真正展開學術研究。

圖源：受訪者

何為重要？

新新報：當前，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新聞生產與傳播，您認為數字新聞業的核心變革體現在哪些方面？

李艷紅：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有很多不同的框架。有些人擔心人工智能會取代人，導致人的失業，因此感到特別恐懼。另一種思路是賦能，作為一種科技和手段它能給人類帶來效率和新的可能。當然還有倫理和哲學的思路，大家討論的是人工智能可能帶來那些對人存在的問題的根本挑戰。在圍繞新聞業的討論當中，各種框架也都存在。

我愿意從賦能和挑戰的雙重角度來討論人工智能可能給新聞業帶來的影響，我覺得首先還是“賦能”。對于新聞業來說，人工智能肯定有比較大的賦能作用。比如你把素材給它，它能夠寫出消息或其他稿件，能做視頻，做視覺化的交互性的數據新聞等等，甚至在做一些深度類的報道上，它都可以成為優秀記者的良好助手，如幫助記者形成思路，搜索素材，整理文字等等。這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減少人力成本，如果用好了，或許一定程度能夠幫助媒體緩解一定的財政問題？這個還需觀察。

但人工智能的賦能作用肯定也是有邊界的，比如現場采訪，目前人工智能還做不到，取代不了，媒體還是需要雇傭職業新聞記者來完成這些工作。在做深度報道上，人工智能也還不能夠獨立完成。這使得新聞媒體肯定還是得在相當程度上倚賴職業記者來完成工作。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局限卻也可能成為新聞媒體的專業優勢，現場采訪和深度報道仍然會在相當時間內構成新聞業在面對自媒體挑戰時的競爭力。

我們不僅需要關注人工智能對新聞業的影響，更應該將這種關注放在更為廣義的公共信息傳播空間的范疇來理解。因此，挑戰可能并不在于它能否以及如何被專業的新聞機構使用，而在于它如何被新聞專業的競爭者——專業以外的其他非專業人士使用。

技術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關鍵在于它是被誰使用，好人會將它用來做好事，壞人就會用它來做壞事。

那么，AI就既可能讓新聞業變得更好，但也可能讓新聞業變得更糟糕，因為如果有人想制造假新聞，那AI就會成為制造假新聞的工具。一旦人工智能被更多這樣的個體或群體使用，而這種使用背后又受到商業利益的推動的話，這將對公共言論空間構成破壞，公共領域將可能會充斥虛假信息、謊言和極端言論。專業新聞在與這些信息的競爭中可能未必能勝出，因此這也將可能帶來對專業新聞業更強大的挑戰。在西方社會，學術界尤其關注，AI如何可能會被一些政治極化群體用于進行偏向性政治信息的生產和動員，這對政治傳播領域將產生深遠影響。

新新報：您覺得在新聞傳播學領域，目前可以研究的重要議題有哪些？

李艷紅：何為重要，其實存在兩個維度，一個是現實意義上的“重要”，另一個是學術價值上的“重要”，二者有時候相疊合的，但有時候則可以分離。

在社科領域，通常我們學生和學者接觸到“重要”是指現實維度上的重要，比如一個主題與國計民生相關，這當然就是重要的。但重要并不僅僅是現實層面，有些在現實層面并不重要的問題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微觀社會學中的符號互動論學派探討的往往是一些看起來很不重要的現象，比如研究人與人之間的日常對話，或者研究一個病人和一個醫生之間的互動。這些在傳統意義上可能被認為一點都不重要，太日常了。但微觀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們對這些現象的研究，卻可能產生重要的學理貢獻，比如，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的微觀互動何以助力社會秩序的形成。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從這雙重維度上去界定重要性，而非單單從現實維度上定義重要。“重要”不一定指現象上的重要，有時候看起來很瑣碎的現象也可能具有學術意義上的重要性。而要取得學術意義上的“重要”的發現，往往取決于好奇心和學術積累。

我覺得當下的新聞傳播學界，不僅僅需要呼喚大家去關注重要的問題，更需要呼喚大家訓練有素地去關注重要的問題。不管是現實維度的重要，還是學理維度的重要，這樣的問題如果讓缺乏好的學術訓練的人去研究，可能產生不了什么貢獻。我們需要更多經過扎實學術訓練的學者進入和留在這個行業，才能夠實現知識積累，否則，學術領域可能會充滿“正確的廢話”或“一本正經的胡說”。

新新報融媒體總監 | 馮碩焱

新新報主編 | 陳思蝶

新新報副主編 | 黃凝香

初審 | 陳顯玲

二審 | 彭華新

終審 | 周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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