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營監(今通渭縣馬營鎮)的歷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據表明該地區早有人類繁衍生息,處于隴中文化圈的核心地帶。至元代大德年間(
1297-1307年),此地迎來建制化轉折——肅王府在此設立東苑馬寺,成為甘肅境內三大官方牧馬場之一,標志著其正式納入國家軍備體系。明代永樂四年(1406年),隨著陜西苑馬寺的設立,該地改制為“安定苑”,隸屬長樂監,成為明帝國西北馬政系統的重要節點。
永樂七年(1409年),安定苑升格為“安定監”,行政隸屬關系由鞏昌府通渭縣調整至平涼府靜寧州,這一調整反映了其戰略地位的提升。弘治十五年(1502年),名臣楊一清督理陜西馬政時,安定監已達到“歲可得馬兩萬匹”的規模,被評價為“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為上苑”。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安定監更名為“馬營監”,此名稱延續至今,成為該地作為歷史軍馬管理中心的永久印記。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通渭縣城毀于地震后,馬營監曾作為臨時縣治長達三十年(1718-1748年),進一步突顯其區域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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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縣新志》載馬營監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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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馬營監歷史建制沿革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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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實施“以安定監兌換水洛城”的區劃調整,將馬營監從靜寧州劃歸通渭縣管轄,這一交換反映了清廷對隴中地區行政資源的重新配置。至此,馬營監完成了從皇家牧苑到地方行政中心的轉型,并在清初躋身“甘肅四大名鎮”(慶陽西峰、文縣碧口、通渭馬營、臨夏八坊),民間甚至流傳“只知馬營監,不知通渭縣”的諺語,足見其經濟文化影響力已超越縣城。
一、建制變遷:軍事管理與行政架構
宋元軍事基礎。馬營監的建制基礎奠基于宋元時期。該地處于“隴中對”戰略要地,史載“隴中以東以南,分別是關中、漢中和蜀中,物殷俗阜,都是可以據以進退的要害之地”,失去隴中則“長安淪喪,狼煙竟一直燃到了大明宮”。元代在此設立東苑馬寺,構建了官牧體系雛形,為明代馬政制度奠定基礎。
明代鼎盛期。安定監實行軍政合一管理,由陜西苑馬寺垂直管轄,設監正(正九品)、監副(從九品)統領,下轄圉長、群長等職。牧軍編制達427人,管理馬匹3596匹,形成金字塔式管理體系。弘治年間楊一清整頓后形成“一城五堡”格局:中營城堡經擴建達“周長二里六分四毫”(約1,300米);原川、稠泥河、衙門、石峽口四營修葺加固;雙井營新建城堡。各城堡配備營房馬廄,“多者數百間,少者百余間”,構成完整的戍守與牧養復合空間。實施“春放冬收”的牧養模式——“春月草長,縱馬于苑;迨冬草枯,則收飼之”,草場面積達52604頃,形成集約化馬業經濟。
清代轉型期。康熙十四年(1675年)改稱馬營監后,其職能由軍馬管理轉向綜合行政。清廷在此設置“游擊”武官駐守,表明其軍事地位猶存。雍正八年(1730年)劃歸通渭縣管轄,標志著從軍事機構向地方行政單元轉型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馬營監發展出獨特的“三城輪值”集市制度——“每雙日集,三城輪值,四方輻輳”,商業功能顯著增強。
二、城池規模:從軍事堡壘到商貿中心
明代城池建設。安定監城始建于永樂四年(1406年),經多次修葺形成三城聯璧結構。監城(大城)東西長370米,南北寬307米,墻體基部厚8-10米,高10-15米,設東西南三門,東西門帶甕城,為官署及核心設施區。東關與西關各長275米,寬104米,呈帶狀延伸,為商旅及手工業聚集區。
嘉靖元年(1522年)升級為“一城二郭”格局,三城通過城門相連,形成總面積約0.2平方公里的封閉空間,黃土夯筑墻體配青石拱門,體現明代西北邊防城堡的典型特征。
表:明代安定監城池結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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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空間擴展。清代在明代基礎上拓展了商業空間。明末清初,山陜客商集資在西關建造“山陜會館”,其建筑“起抱廈于前殿,兩翼于東西,左鐘右鼓,并造二樓”,配建戲樓,成為商貿文化中心。會館在1949年毀于戰火前,一直是商幫活動的核心場所。商業鼎盛時期,馬營監擁有商號近150家,如“長順西”、“隆順益”等知名商號,吸引大量山陜豫移民,甚至形成跨省籍的“萬人墳”義冢,碑文可見“山西省太原府祁縣李府君之墓”等記載。
三、軍事與經濟地位
軍馬管理體系。明代將牧苑分為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安定監在楊一清整頓后躋身上苑,其牧養規模在弘治末年達到11871匹,占陜西苑馬寺總量的65%。該監下設六營——中營、原川、稠泥營、衙門營、石硤口營、雙井營,形成覆蓋草場、水源與交通要道的網絡化布局。這種“分營牧養”模式既避免馬群過度集中引發疫病,又保障戰馬快速調集,代表明代馬政管理的先進水平。
隴中戰略樞紐。馬營監位于“牛谷河”河谷(古稱華川水),西依蟾姆山(海拔2,521米),東扼錦屏峽,形成天然防御走廊。其地“西通定西縣,南連隴西縣,北接會寧縣”,正處于隴中連接關中的戰略通道上。明代在此修筑華山關堡寨于錦屏山巔,呈現“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與秦長城遺址共同構成縱深防御體系。清代延續其軍事價值,設游擊駐守,成為控制隴中地區的兵力投送支點。
絲路商貿節點。明清之際,馬營監憑借官牧機構帶來的物流需求與人口聚集,發展為區域性商貿中心。
集市規模:每雙日舉辦的輪值集市吸引“商旅輻輳”、“海市云集”,牲畜、油料、毛褐交易尤為繁榮。
交通網絡:北通安定(今定西),南達隴西,成為茶馬古道重要中轉站。
商幫文化:山陜會館的興建標志著客商集團的形成,他們不僅主導跨區域貿易,還帶來建筑技藝(如磚雕、脊獸)和戲曲文化,為“馬營小曲”提供藝術養分。
這種由“軍馬經濟”向“商貿經濟”的轉型,生動體現明代軍鎮在清代的功能調適,也為研究西北地區軍事聚落商業化提供典型樣本。
四、歷史遺產與文化延續
盡管歷經滄桑,馬營監仍保留豐富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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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營監北墻遺址
城墻遺址:監城“大城”輪廓仍清晰可辨,殘存墻體作為宅院后墻或田界,部分區段高達6米,黃土夯層中可見明代陶片。
碑刻資料:明崇禎六年《令旨肅府蟾母山》碑詳載“監山高水寒…貨頗多”的經濟形態;清道光二十八年“菩薩樓”碑記錄民間信仰活動。
防御遺跡:錦屏山巔的華山關堡寨殘垣、秦長城馬營段墩臺,共同構成古代軍事工程露天博物館。
馬營小曲:作為“通渭小曲戲”分支,2011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牧馬調》《華川頌》等明代牧馬題材曲目。
飲食傳統:延續軍屯特色的“釀皮”(面筋與淀粉分離工藝)、“甜醅子”(莜麥發酵酒飲)成為地方標志性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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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營監衙署碑記
五、歷史記憶與當代價值
軍事治理典范:從楊一清馬政改革可見,成功的邊疆治理需兼顧資源稟賦(“草場寬闊,水泉便利”)與制度創新(城堡營建、稽考法)。
生態經驗啟示:明代過度牧養導致草場退化,清代轉向農耕的歷程,為隴中生態脆弱區提供歷史鏡鑒。
通渭馬營監的六百年變遷,映射出中國西北邊疆治理的復雜軌跡。它始創于元代的皇家牧馬場,興盛為明代的軍馬管理中樞,轉型為清代的商貿巨鎮,最終沉淀為隴中文化的地理標識。其空間演變揭示軍事防御與商業活力的互動關系——從“一城五堡”的軍管格局到“三城輪市”的商貿網絡,生動詮釋“因馬而興,因商而盛”的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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