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強權的人啊，現實主義不是你的遁詞

編者按：

隨著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上對烏克蘭步步緊逼，輿論紛爭四起——或有人自詡對國際局勢洞若觀火，認為繼續抵抗是弱者的愚昧，甚至罪孽；而一旦面臨道德上的指摘，又會馬上搬出一套“現實如此，只能順應”的說法。

太陽底下無新事，讓我們回到上一個歐洲疲軟而美國奉行孤立的時刻，看看鼓吹強權者究竟帶出了什么。

現實政治史

作者：[英] 約翰·比尤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到20世紀20年代的最后幾年，一些人希望借以重塑國際關系的人道主義理想顯得越來越站不住腳。1928年，在一篇關于意大利法西斯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文章中，美國哲學家威廉·基爾伯恩·斯圖爾特反思了“虛幻而無形”的世界政府愿景的起起落落。過去的十年創造了一個破碎的偶像，這體現在國際聯盟上。歐洲只能為這一僵死的組織而戰。基爾伯恩·斯圖爾特指出，在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也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他抱怨腐敗、黨派偏見和暴民政治等問題。但歐洲政治的弊病發展得更為嚴重，這體現在歐洲主要國家的政界回歸“現實政治”信條上。自由國際主義是建基于對人類的樂觀看法之上的，因此它的基礎并不牢固。歐洲對現實政治的偏愛反映了其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悲觀主義的獨特傾向。歐洲故態復萌，再次轉向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幻滅的哲學傳統”。在這種背景下，馬基雅維利作品的重新流行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這方面，墨索里尼是一個領軍人物，他將馬基雅維利譽為“政治實用主義時代的預言家”，并稱馬基雅維利所寫的《君主論》為“政治家的最高指導”。

其他許多作家也證實了新近的馬基雅維利時刻。當然，這一傳統在意大利尤其強大，這其中的理由十分明顯。被墨索里尼流放的意大利天主教牧師、基督教民主黨人路易吉·斯圖爾佐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追溯到了馬基雅維利的“實效真理”（真理由成功與否來驗證）這一概念。經過愷撒·博爾吉亞、法國的路易十四和俾斯麥的改造，這成為“絕對主義的政治和沒有限制的權力”。在國際舞臺上，這意味著如果條約有用，就會被保留下來，如果沒有用，就會被廢除。這種邏輯的影響已經在新近的歷史中有所體現。當德國人在1914年宣布保證比利時獨立的條約不過是一張“廢紙”時，他們給出了現實政治最真實的表達。

奧托·馮·俾斯麥于1862年被任命為普魯士宰相，在1871年領導德國實現統一，并擔任德意志帝國宰相直到1890年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一戰之后，英國神學家J. C. 哈德威克指出，馬基雅維利主義被指責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精髓”。然而，到1930年，民主“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或多或少地籠罩在陰云之下，而且在政治上令人失望”，于是再次出現了這種傾向：人們“發現馬基雅維利的犬儒現實主義非常適用”。尤其危險的是這種犬儒現實主義同最近的觀念和趨勢相結合的方式。首先是那些知識分子的論點，他們“告訴我們，我們被平庸和無知所淹沒”，而民主是軟弱和女性化的。其次是科學家們（他指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追隨者）所提出的理論，“尤其是生物學家，他們的言論被人們虔誠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就像教徒信眾聽從牧師的教條一樣”。第三種趨勢是基督教的衰落，過去人們從上帝那里尋求精神慰藉，如今他們轉向了別處。

更糟糕的是，這些趨勢是在一種幾乎持續不斷的政治危機的氛圍中混合在一起的。結果就出現了針對歐洲弊病的一整套全新的假定“解決方案”。法西斯主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能夠將左翼和右翼政治理論的元素結合起來。

可以說，漢斯·科恩是20世紀30年代對歐洲法西斯主義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家，他堅持認為，面對這些復仇主義勢力的崛起，人們必須了解這些勢力對戰后國際體系提出挑戰的思想基礎，而不是將法西斯主義僅僅視為對國家利益的主張。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都在反抗“道德和思想價值的既定秩序”。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被日漸“剝除所有世界主義思想的內涵”。但凡平等和博愛的概念被接受，就被嚴格限制在國界之內，從未應用到外交事務當中。在他看來，法西斯主義本身就受到《圣經》中彌賽亞教義的間接影響，“普魯士（軍國）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產物”是對它最好的理解。

有人宣稱，所有國家都以清醒追求國家利益作為行動指南，這樣說是失之偏頗的。在科恩看來，當法西斯主義者談論現實政治時，他們指的并不是“現實主義”或“現實”。西方國家的政府如此看待他們的行為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法西斯主義者的真正所指是強權政治（武力的政治）。這是他們帶著一種意識形態的熱情來追求的東西，不會因為理性而放棄。自由民主國家未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秩序，正在為此付出代價。科恩并不是一個淚眼蒙眬的和平主義者。他清楚，“民主、人類團結和‘夸夸其談’的道德說教”不足以成為國際秩序的保證。如果沒有一個關于如何實現和平的嚴肅戰略，和平的意愿毫無意義。法西斯主義利用了西方的這種自我懷疑。民主國家在面對反革命時的失敗主義和相對主義，是極權主義理念追隨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

在德國，許多傳統的民族主義者也看到了納粹主義信條中一些不同的東西，這一信條背離了俾斯麥時代的現實政治，帶來有害影響。

在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上，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會見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

在漢斯·科恩之后，德裔美國學者彼得·菲爾埃克也警告說，納粹的戰略并不像面對它的人們所設想的那樣“現實”。他寫道，從表面上看，現實政治“由于其殘酷性和明確性，似乎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問題”。然而在實踐中，“很少有國家和政治家有比它更復雜的心理動機”。雖然科恩更傾向于用強權政治這個詞來描述納粹的思維方式，但菲爾埃克認為，形而上政治（Metapolitics）更能抓住其本質。納粹主義代表著一種“有意識的反理性力量”。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引用了《我的奮斗》中的文字。在這段話中，希特勒將歌德和康德斥為西方思想的理論家，對于現代德國沒有任何貢獻。他們提出了一種文明的觀點，將理性和理性主義擺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在希特勒看來，真正的愛國者更傾向于尋找“生命力量”和內心非理性的沖動。菲爾埃克認為，反猶太主義和日耳曼種族主義正是其產物。納粹主義沒有自我約束。在一戰中，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受到了自我限制，限制的來源是“一種嚴格的新教徒的責任

感和真正的貴族品質（noblesse oblige），這種貴族品質常常彌補勢利行為”。那些要面對納粹德國的人必須明白，俾斯麥式克制現在已經蕩然無存。真正影響希特勒的是里夏德·瓦格納和他那種“咄咄逼人的夸夸其談，近乎歇斯底里的激動情緒”以及模糊而神秘的“騰飛和奮斗”的想法。

現實政治史

作者：[英] 約翰·比尤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約翰·比尤（John Bew），英國歷史學家，畢業于劍橋大學，現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與外交政策教授，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翰·W. 克盧格中心研究員，2019年擔任鮑里斯·約翰遜首相外交政策顧問。2015年獲菲利普·勒維休姆政治與國際關系獎。主要著作包括《卡斯爾雷：啟蒙、戰爭與暴政》（Castlereagh: Enlightenment, War and Tyranny）、《公民克萊門特：他締造了現代英國》（Citizen Clem: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Britain），后者獲得2017年伊麗莎白·朗福德獎歷史傳記獎和2017年奧威爾獎。

內容簡介：

“現實政治”，一個被無數政治家、外交家掛在嘴邊的詞，多用來抨擊政敵的幼稚、異想天開，并彰顯自身的成熟冷靜、低調務實。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比尤則試圖突破這些政治話術的羅網，從歷史當中還原“現實政治”的真實含義。

通過梳理概念內涵的演變史，以及俾斯麥、張伯倫、基辛格等人的政治思想與外交實踐，比尤挖掘出“現實政治”所不同于“強權政治”“世界政治”等術語的獨特力量，并強調了更廣義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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