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給工商名城無錫帶來的“第一桶金”

作者：王 輝

2023年，無錫蟬聯全國大中城市人均GDP第一，許多人驚嘆也詫異于這座面積不大、人口不算太多的城市，在既不是“資源咖”也不是“副省級”的情況下，是如何從歷史上長期陪跑的“小透明”，一躍成為近代工商名城，繼而在現當代始終保持發展勢頭，最終在近年來連續四年榮登這一重要經濟指標排行榜首的。

無錫運河新貌（陳平攝）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無錫的崛起也并非一蹴而就，無錫工商業自近代騰飛不假，但假如沒有一定積累，或者缺乏自身特殊優勢，抑或沒有抓住機遇的能力，為什么發跡的偏偏是無錫？

縱觀歷史，無錫雖然在上古時期曾經祖上闊過，但隨著吳國滅亡而逐漸衰落。明代以前，古代正史中有關無錫的記錄寥寥無幾。這座小縣城在中古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都青蟬伏地、靜待花開，但是大運河的南北暢通為無錫帶來了發展機遇，運河水系調節水利的灌溉排澇作用，讓無錫米成為一時“尖貨”，運河水系織就的交通網絡，促進形成了商貿交易的節點“米市”。于是，無錫既擁有古代農業經濟之王“米”，又形成了古代商業之王“市”，兼有運河這一古代交通之王，三大優勢的積累讓這座小縣城從元代起就開始賺取工商名城崛起的“第一桶金”。

早在商末，伯瀆河為泰伯城帶來了繁榮。無錫一些先吳遺址出土玉器所用的透閃石、陽起石，主要產自寧鎮山脈一帶，反映出無錫先民與這一地區部落已有了一定規模的商品交換，并借助早期運河形成了距離泰伯城不遠的甘露市等農業、手工業商貿集市。清《梅里志》載：“泰伯攜弟仲雍隱居荊蠻，一夕忽有甘露降其地，乃置市。”

無錫出土的古代玉器

春秋后期（公元前6世紀），無錫已經“朝市粗立，舟車攘攘”。當時，吳國鑄造的青銅劍聞名天下，但制劍所用的原材料銅、錫、鉛等，無錫出產不多，需要借助運河從外邑輸入。無錫闔閭城遺址考古中，發現了從馬家浜文化到商、西周、春秋的遺存，說明在闔閭城建成前，這里就形成了歷史悠久的人類聚落。闔閭城一帶臨湖而多山，缺乏農業生產用地，需要依托閭江這條運河來輸送物資。

公元前473年，越滅吳，攻破泰伯城，這座中國早期的運河城市一度被夷為廢墟。不過由于運河經此而過，具備了復興的條件，戰國時期黃歇治吳時，重建了這座城市。

秦漢時代，在運河邊興建了無錫縣城。在此前后，無錫四鄉陸續有了甘露市、洛社市、陸墟市等集市，這些集市主要分布在古江南運河沿線。其中陸墟市在運河芙蓉湖段附近，因漢時陸端在陽山取石為礱臼得名，是漢代無錫一個較大的商市，《寰宇記》稱：“江東數州，皆藉其用。”望亭東漢即有之，但規模不足以設市，唐代因運河改道經此而過得到快速發展，才改設為市。據史料記載，漢代以后，籍運河之利，無錫燒制的城磚等商品行銷江南各地，考古發現，鎮江花山灣東晉羅城遺址內就出土了不少刻有“無錫祝倫羅城磚”“無錫李欽”等字樣的城磚。

隋代，隨著南北大運河的貫通，無錫城市發展迎來了一個黃金期。運河兩岸都迅速發展起來，跨河而建的橋梁大大增多。隋代建第一座跨越城中直河的利津橋后，唐宋時又在城中直河上先后建造了永安橋、濟安橋，這三座橋兩堍十分繁華，到明代已形成運河邊的“三市”。明弘治《重修無錫縣志》載：“三市，在邑城中，大市、中市、南市也”。這三座橋也因“市”易名，分別改名為大市橋、中市橋和南市橋，延續至新中國成立前。加上縣市，當時無錫縣城內同時有四座市，在同時代的縣城里并不多見，這其中，運河是三市形成的關鍵因素。

無錫大市橋（在圖上方房屋間）舊影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無錫漢代前農田土質屬于最下等的第九等，對朝廷的貢賦屬于下七等，食物僅能滿足百姓生活需求，積蓄很少，雖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但隨著運河水系的長期滋潤和疏灌，農業水土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推動了無錫人口規模和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到了唐代，運河讓無錫上接江淮商品，下承太湖貨殖，逐步脫穎而出，被納入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帶，發展成為朝廷評定的“望縣”。

唐宋時期，大運河無錫段沿岸商貿昌榮、諸業興旺，商品種類日益繁多，本地的稻米、土布、絲綢、陶器與外來的漆器、銅器、瓷器等商品，通過南來北往的船只在此交易。1989年，無錫市區一次性出土了150公斤唐“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古錢。無錫一些唐宋墓葬內也出土了大量絲帛、金器、瓷器等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反映出當時無錫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超出以往。以城中直河附近洞虛宮、南禪寺等為代表的宗教場所也香火繚繞，宋洪邁《夷堅志》中就記載了好幾則以南禪寺為背景的無錫軼事。

南宋紹興年間，朝廷在江陰設市舶司，無錫所產的陶器、絲綢通過運河水系紛紛運往此處，再遠銷海外。商貿的興旺也使無錫逐漸改變“日中為市”的舊習，出現了早、晚兩市。20世紀60年代初，在城中直河原太平橋處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條保存完好的磚街，磚街兩面填土處發現多枚“熙寧通寶”“政和通寶”“宣和通寶”“淳熙通寶”等宋代古錢，顯示了這一時期無錫運河沿岸商貿的繁榮。

開元通寶

運河推動了唐宋以來無錫農業的躍升發展，使這里的糧食生產水平和質量不斷攀升，在此基礎上，無錫抓住了元代重修大運河和大力發展漕運的發展機遇，逐步在明清時期奠定了運河漕糧集散重鎮地位，隨之孕育出興旺的米市。

隨著永嘉南渡和唐末、北宋末年紛爭帶來的人口擴張，無錫人口密度逐步上升，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元《無錫志》云:“總以一縣之土，計之得一萬五千八百六十頃三十八畝有奇，而田居十分之九，山水共得其一。故貢賦之出，莫不尚于勤農，以為邦本，雖易世不能變。”

晉代以后，運河水利不僅富饒了無錫土地，也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耥耙、龍骨水車等新式農具以及嫻熟的農耕技藝和良種，使無錫西部和北部大片湖沼地區得以開發為圩田，耕地面積不斷增加。南北文化融合推動了無錫農業的迅速發展，形成了“稼刈麥種禾，一歲兩熟”的稻麥兩熟制，糧食生產水平在江南首屈一指，成為遠近聞名的產糧大縣，僅每年進貢朝廷的“香梗”“紅蓮稻”等優質稻米就多達五、六萬石。

隋代大運河的貫通，改變了無錫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經濟，生產模式漸漸由單一的農業向農業與手工業融合轉變，憑借“左姑蘇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的地理優勢，無錫這座小縣城不斷汲取運河養分悄然成長，不僅成為江南重要糧食生產基地，也在此基礎上逐漸成為運河上的糧食轉運和集散的重要節點。

唐朝對隋代漕運進一步加以規范，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設水陸運使，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設轉運使管理漕運，最盛時每年通過運河運輸漕糧二三百萬石。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大批中原士民被迫遷往江南，許多人在無錫定居下來。戰亂平息后，中原被各大藩鎮割據，不僅不向朝廷納貢，也阻隔了陸上的貢賦運輸。京畿地區越發倚賴江南的資源輸送，韓愈《送陸歙州詩序》即云：“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自此，唐朝的經濟中心逐漸向江南轉移，以“南糧北運”為核心的大規模運河漕運就此誕生，無錫也憑借優勢條件逐步成為朝廷倚重的糧倉之一。

宋代漕運地圖

宋代，朝廷繼續依賴運河漕運，仁宗朝年運量達800萬石。為解決太平盛世大量增加的人口與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朝廷開始在全國推廣占城稻等良種的培育，無錫人在積極培植新稻種的同時，大力實施稻麥間種，使得農田畝產在普通年景即可達二至三石，成為江南優質稻米的主要產地之一。范仲淹曾說：“蘇常湖松，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宋史》有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無錫自然也成為“南漕”要地之一。這一時期，無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傳統的農耕理念和小農經濟模式受到了沖擊，推動了手工業和商貿活動的發展，百姓逐步富庶起來。運河帶來的宋王朝興文抑武的文化思想也刺激了無錫民間讀書仕進的風氣，使得地方民風轉向崇文重商。

元朝對隋唐運河進行截彎取直后，形成了“京杭大運河”，史載，當時僅從大運河主干道北調的南糧，就達全國總稅糧的六分之五。運河的疏通、漕運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無錫經濟，提高了無錫的運河貨運集散地位。無錫運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絕”，兩岸店鋪鱗次櫛比，各種作坊錯雜開設。由于當時京杭大運河北段地勢較高、水淺難行，無法保障大船隨時通航。為使漕糧能順利運抵北京，朝廷決定將長江至天津的水運改為海運。無錫由于處在江南運河與長江水運的聯結點上，遂成為海運路線上的一個重要節點。順風時，漕船從無錫出發，經長江口入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只需8天時間。于是，朝廷決定在無錫設立億豐倉，作為通過運河向大都輸送糧食的重要官糧倉儲基地，元陳邁《億豐倉記》即云：“置倉無錫州，以便海漕。”億豐倉輸納無錫、宜興、溧陽等地田賦漕糧，儲量達四十七萬零八百五十石。

無錫市博物院錢裕墓展區

元代以后，雖然海運與河運不斷交替，但無錫作為江南地區重要的漕運節點一直延續到清末。據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記載，元代無錫全縣的人口從南宋淳佑年間的23萬人增至35.5萬人。元代元貞元年（1295年），無錫的行政級別也由縣升州，政治、經濟地位都得到了較大提升。1960年，在無錫軍嶂山發現的元代錢裕墓內，考古挖掘出金、銀、玉、漆器和絲織品等精美隨葬品154件，其中出土的33張“至元通行寶鈔”是我國現存唯一有確切年代查考的元代紙幣，從一個側面顯示了當時無錫的富足。

明代，運河漕運得到了更大發展。永樂十三年（1415年）停止海運漕糧，全部采用河運，明初每年由運河運糧達500萬石。據《明史》記載，由于開國皇帝朱元璋實行“廣積糧”的政策，全國各地設置了大量糧倉，無錫也設有儲存白米的糧倉。作為優質稻米產地，無錫白梗米在明代被列為貢品，不僅是皇室婚慶喜宴和每年祭祖的必需品，也是官吏俸米的重要來源。清康熙《無錫縣志》載：“明光祿寺志有無錫米倉一區，余郡縣皆無之，且無錫米為尚方玉食之需，不與他處所產同貯。”可見，當時的“無錫米”已成為全國知名商品之一，是名副其實的硬通貨。無錫米糧的衍生商品也風靡一時，明代馮夢龍著《醒世恒言》中有一則《盧太學詩酒傲王侯》就提到無錫惠泉酒已經出現在了河北地區。無錫優質米產地錫東片的華氏、安氏等富豪，積粟成富后開始經營印刷業，“關雪堂”“桂坡館”的銅活字印本甚至遠銷日本。這些產業也帶動了無錫商貿的繁榮，明王永積在《錫山景物略》中對此描述到，無錫“省直之商賈，閩浙之珍奇，遠代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食器用，貨隨店分，人隨貨聚”。

安國桂坡館舊藏本作品

清代，無錫先后成為蘇松常嘉湖五府的白糧采辦和儲運中心、江蘇各縣漕糧轉運站、江浙兩省辦漕重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無錫單源泰等糧行獲官準代辦漕米。《錫金小識錄》載：“每歲鄉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籍客米而非邑米也。雍正以前，邑米未嘗不出境，而湖廣、江西諸處米艘麋至，下流之去者少，上流之來者多。”反映出當時無錫糧食流通交易的興隆。道光六年（1826年），朝廷決定恢復海運，從上海出發，運送漕糧到天津后運入北京，江浙許多州縣的官糧需要通過運河水系經無錫發往上海入海，這使無錫成為運河中重要的漕糧集散地之一。

隨之而來的，就是近代無錫經濟的爆發式增長，一座工商名城即將誕生在運河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