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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男一號”,其次是“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于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精英是“男二號”,企業家,則正是那個“可有可無”的“男三號”。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曾寫道:“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
這是一群在歷史上被嘲笑和被漠視的“男三號”。
他們在混亂中誕生,在驚悚中長大,對成長缺乏經驗,發育一次次被打斷,從來沒有輕松自如的時刻,甚至,好像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成年禮”。
這個階層生來沒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們過于冷靜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時刻會被認定為懦弱;他們天生是理性邏輯的信徒,這在信仰革命的時代顯得十分可笑;他們對自我財富的捍衛,更是看上去有點可惡。
“兵戰”與“商戰”是中國百年復興的兩大主題,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業家階層。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活躍的身影。在剛剛過去的四十多年,他們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力量,并正在從草根的力量,迭代為樹根的力量。
然而,這一事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乃至于今日,依然是被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無意的忽略,還是有意的遺忘。
中國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了社會對企業家的認知。民眾對這一階層的惡評和討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
它表明,在中國社會的地表層下,洶涌奔騰著一股憤怒的力量,它的構成元素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基層秩序薄弱”等等。它如同地火一樣流淌,一旦遇到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薄而出,造成一種不容分說的巨大傷害。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里,幾乎在每一次社會—經濟事件中,企業家都是被指責和攻擊的對象,無論是股市的暴漲狂跌,還是房價的高企不下,企業家扮演的幾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無良”“投機制亂”的角色。對企業家的攻擊和詆毀,從來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這些聲音掩蓋了中國社會的制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實。民眾與財富階層的情緒對立與價值觀沖突,將極大地模糊中國變革的主要方向,而這種傷害將是致命的。
我們已經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對企業家階層的社會價值進行重新評估和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從來沒有進行過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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