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橡膠與黑色皮膚：一部新資本主義史

“非洲要問，土地屬誰/非洲是我父輩的土地/你肯不肯，放我族自由/開普到開羅，我們要統治/你肯不肯，解我族束縛/父輩的土地，我們要統治”這是尼日利亞音樂家索尼·奧科森（Sonny Okosun）20世紀70年代創作的革命歌曲《父輩之地》（Papa's Land），飽含了對土地所有權的訴求和解放渴望。土地，是理解非洲殖民史與反抗史的重要線索，貫穿了非洲大陸自近代以來所經歷的種種動蕩與變革。歌曲中對土地權利的吶喊與控訴，恰好呼應了《橡膠帝國：美國資本在利比里亞的土地與權力之爭》（以下簡稱《橡膠帝國》）一書的研究焦點。

《橡膠帝國：美國資本在利比里亞的土地與權力之爭》

此書作者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是美國著名環境史、科學史、醫療史學者，他的研究興趣跨越美國與世界的科學史、醫學史和環境史。他通過詳實的檔案溯源與田野調查，講述了美國橡膠巨頭費爾斯通公司（Firestone，也可譯為火石輪胎公司或凡士通公司）自20世紀20年代進入利比里亞以來逐步掌控土地、重塑土地權力關系的復雜故事。此書也講述了一部斗爭與反抗的歷史，這個黑人共和國頑強斗爭，其領導人以各種手段來保住他們的土地，防止國家淪為美國的保護領，而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非洲同胞也參與其中，支持或反對費爾斯通在利比里亞開展的實驗。黑人、原住民與美國資本這三股力量在利比里亞的相互交織，最終釀成了一出橡膠帝國的悲劇。

黑人：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黑人比其他黑人更加平等

利比里亞的誕生與美國歷史密不可分。1816年，美國殖民協會成立，致力于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以安置被解放的奴隸與自由黑人公民，以解決黑人對“共和主義”理想的威脅。四年后，第一批86名自由黑人搭乘“伊麗莎白”號抵達英屬塞拉利昂殖民地。1822年，移民得以從當地酋長處“購買”土地并建立定居點，為紀念門羅總統（Monroe）對殖民事業的支持，新定居點被命名為蒙羅維亞（Monrovia）。1838年，蒙羅維亞、新佐治亞、布坎南等8個主要定居點合并成立利比里亞聯邦，由美國殖民協會委任的白人總督管轄。1841年，美國黑人約瑟夫·詹金斯·羅伯茨（Joseph Jenkins Roberts）接任總督。1845年，英國商人拒繳關稅事件暴露了利比里亞聯邦的主權脆弱性，推動了獨立訴求。同時，美國殖民協會也因財政負擔過重同意其獨立。1847年7月26日，利比里亞正式宣告獨立，成立利比里亞共和國，頒布仿效美國政體的憲法。整個19世紀，美國政府對利比里亞事務袖手旁觀，將其交給美國殖民協會處理。20世紀，隨著美國國際地位上升與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政府逐漸將手伸向利比里亞，以獲取寶貴的戰略資源。

描繪美國殖民協會遣返自由黑人的版畫

“利比里亞乃躲避最嚴酷壓迫之避難所。”負責起草獨立宣言的利比里亞黑人政治家希拉里·蒂格（Hilary Teague）在《獨立宣言》中寫道，“迄今，我等最高之希望已獲實現。利比里亞已成為數千曾注定遭受壓迫之不幸者的幸福家園。”然而，現實遠比宣言復雜。

新生的共和國主要有兩個政黨，黑白混血精英群體（Mulattoes）組成了真利比里亞黨（True Liberian Party），而美裔利比里亞人則組成了老輝格黨（Old Whig Party）。1869年，老輝格黨總統候選人E.J.羅伊（E.J. Roye）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然而，羅伊于1871年遭罷黜并遇害后，老輝格黨勢力多年嚴重削弱。他們重組為真輝格黨（True Whig Party），并吸收了被解救的奴隸入黨，從而壯大了力量。1878年，他們重返政壇，擊敗了共和黨時任總統詹姆斯· S.佩恩（James S. Payne）。此后多年，真輝格黨積累了巨大的政治權力，以至于不允許任何實質性的反對派存在。其統治下的社會結構中，美國黑人移民及其后裔雖僅占人口少數，卻構成近100%的合法選民群體，而原住民群體則被集體噤聲。至此，共和國形成了一套黑白混血精英-黑人移民-原住民的金字塔結構。黑人移民既是美國奴隸制的受害者，也是占領西非海岸的殖民者、施暴者。美國黑人移民建立的政權，在名義上是黑人有能力自我治理的象征，實際上卻延續了殖民邏輯，將本土族群視為邊緣存在。

米特曼指出：“‘文明’對抗‘野蠻’的框架構建了利比里亞共和國的法理基礎。”他注意到，利比里亞的《獨立宣言》較少提及國內原住民，而執政的真輝格黨一直以來堅持的敘事便是“為落后、愚昧的非洲帶來文明和基督教的祝福”，這套敘事也促成了費爾斯通公司與代表美國黑人移民的真輝格黨的合作。真輝格黨執意與費爾斯通公司談判，其核心邏輯不在于保衛共和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更接近于保護黑人移民的權益，將原住民群體排除在外。而涉及費爾斯通公司所獲得的土地性質時，真輝格黨又大手一揮將大量原住民保留地交予外國資本。這種權力的壟斷與利益的傾斜，使得利比里亞共和國的黑人移民統治階層在自我認同與殖民現實之間陷入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們以自由黑人的身份象征著擺脫奴隸制的勝利，另一方面，他們又以殖民者的姿態施加統治。

原住民：利比里亞“奴隸制”之爭

自建國以來，位于蒙羅維亞的黑人移民政府就無法對內陸地區的原住民實施政治、軍事與經濟控制，中央政府只能效仿英國政策，在原住民部落中設立間接統治機構，通過任命地方酋長為中央政府的代表，政府將評定“足夠文明”的原住民獲得選舉權。原住民也并非沒有抗爭。20世紀初，反對政府的起義頻頻發生。克魯人（Kru）于1915年和1916年大東起義，這是利比里亞史上最重要的原住民抵抗活動之一。美國政府協助利比里亞政府鎮壓了此次起義，數以千計的克魯人房屋被燒毀，許多克魯人被殺害，47名克魯酋長被絞死。這場鎮壓也是黑人移民與原住民矛盾的一個縮影。

1914年，利比里亞與西班牙締結了一項勞務輸出計劃，要求利比里亞每年將一定數量的勞動力送往西班牙殖民地費爾南多波島的可可種植園。作為交換，西班牙政府支付勞工的薪水，并向利比里亞政府支付人頭稅，而利比里亞的招工人員每帶去一名勞工便可獲得5美元傭金。這為大規模的強制招募和剝削提供了難以拒絕的條件。時任利比里亞公使威廉·弗朗西斯（William Francis，一位美國黑人民權活動家）在美國國務院的授意下，私下搜集大量利比里亞政府官員參與強迫勞動的證據，總結成報告并回傳至美國國務院。

1926年國際聯盟《禁奴公約》簽署國（含利比里亞）承諾廢除奴隸制與強迫勞動，但為“公共工程”保留例外。利比里亞總統查爾斯·金（Charles King）借此漏洞，強制征調原住民男性修筑道路——無薪水、無食物、無補給。面對生存絕境，大批青年逃離徭役，轉而涌入費爾斯通種植園尋求有償勞動。紙終究包不住火，人民黨作為真輝格黨的反對黨，其黨魁托馬斯·福克納（Thomas Faulkner）為了扳倒真輝格黨統治，維護原住民利益，猛烈抨擊金總統，指控利比里亞存在奴隸制度。美國政府隨后向利比里亞政府發出一份措辭強硬的照會，同時國際聯盟也關注了此事，但雙方均未建議任命調查委員會。1929年9月，利比里亞主動提出任命這樣一個委員會，以調查利比里亞“是否存在奴隸制與強迫勞動”。第二年8月，調查報告完成。報告中認為，利比里亞不存在經典奴隸制，但存在大量強迫勞動現象，尤其體現在公共工程與勞務輸出之上。丑聞的發酵最終使金總統辭職，接任總統之職位的埃德溫·巴克利（Edwin Barclay）同意在國際聯盟的協助下進行有限的改革。

經此一事，黑人移民與原住民斗得兩敗俱傷，利比里亞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在這一過程中，費爾斯通公司反而是最大的贏家之一。費爾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亞的種植園實行雇傭勞動制，長期以來，因利比里亞政府的強迫勞動而難以獲得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米特曼猜測，美國政府之所以斷言利比里亞的“勞工狀況近似奴隸制，是為了使費爾斯通公司的運營情況看上去更好”。通過利用國際輿論攻擊黑人共和國，脅迫利比里亞政府改善國內勞工環境、釋放勞動力資源，費爾斯通公司更容易招募到種植園緊缺的勞動力。同時，費爾斯通公司借此機會塑造出了一種拯救利比里亞的崇高形象。

美國資本：黑人國家“航行”需要白人“舵手”？

建國之初，利比里亞經濟基礎主要以種植園經濟為主，出口棕櫚油、蔗糖、咖啡、木材等熱帶產品。然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展，石油取代棕櫚油成為常用潤滑劑，巴西咖啡產業的興起也嚴重沖擊了利比里亞的經濟。20世紀初，利比里亞政府陷入債務泥潭，因此受制于英法等國財團，被迫出賣土地與勞動力換取資本。1906年向英國利比里亞發展集團的50萬英鎊借貸以英國人全面控制這個脆弱共和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源為條件——利比里亞即將淪為大英帝國的財政保護領。

兩次工業革命深刻改變了全球資源需求格局。作為美國工業基礎設施重要的“彈性肌肉與跟腱”的橡膠，其生產原料生橡膠長期依賴于巴西亞馬孫地區與英國殖民地馬來群島的供應。老哈維·費爾斯通（Harvey Firestone Sr.）與他的費爾斯通帝國在美國橡膠產業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老哈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使他不愿意參與英屬馬來亞等地區的橡膠種植業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應驗了老哈維的憂慮，1914年10月英國出臺政策，禁止從英屬港口出口橡膠。直到1917年美國加入協約國，美國橡膠工業對戰時供應短缺的擔憂才終于消散。這樣的經歷讓老哈維更加警覺，他帶頭反對英國在橡膠供應上的壟斷地位，同時積極尋求替代供應地。老哈維稱：“要采取措施確保未來美國人能生產自己的橡膠”，他的訴求得到了他的好友、時任總統哈丁（Warren Harding）的支持，商務部開始組織調查適合種植橡膠樹的地點，在排除菲律賓與墨西哥后，利比里亞進入美國政府視野。

在1924年至1930年間，費爾斯通公司通過系統性經濟滲透與政治干預，逐步掌控利比里亞的土地與資源。1924年1月，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W.E.B. Du Bois）與美駐利比里亞公使所羅門·胡德（Solomon Hood）訪問利比里亞巴克利山種植園，磋商租賃種植園以實驗大規模種植橡膠樹的可行性。同一時期，費爾斯通公司資助哈佛大學考察隊以“科學考察”名義評估土地潛力，為后續擴張鋪路。費爾斯通團隊與利比里亞政府展開土地租賃談判。1926年11月，公司利用利比里亞的債務危機，迫使政府簽訂《種植協議》，以??每畝6美分的價格租用100萬英畝土地99年??，同時捆綁一筆500萬美元的高息貸款（利率7%），由費爾斯通關聯的“美國金融公司”提供。協議規定利比里亞海關與邊防部隊需接受美方推薦的官員監督，并接受美方指派的審計員干預利比里亞政府的財政預算。該協議使國家經濟命脈落入外國資本的掌控之中。1930年，國際聯盟公布調查利比里亞“奴隸制問題”的報告，揭露利比里亞存在強迫勞動問題，費爾斯通借機聯合美國政府施壓，要求利比里亞接受“美國首席顧問”制度，進一步削弱其主權。

利比里亞哈貝爾，火石公司種植園的工人們搬運著剛從當地橡膠樹上采摘下來的乳膠桶。這條道路兩旁種滿了橡膠樹。

面對經濟扼制與外交施壓，利比里亞艱難抗爭。1932年，巴克利政府通過《延期償付法案》暫停償還貸款，并拒絕國際聯盟的援助計劃，抵制美國首席顧問條款。費爾斯通以撤資威脅，美國政府則聯合英國凍結利比里亞海外資產。1934年，英國與荷蘭收緊世界的橡膠供應，費爾斯通公司迫切需要利比里亞種植園落地，羅斯福的上臺也使得費爾斯通公司失去政府靠山。1935年，在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下，費爾斯通公司與利比里亞被迫重新談判：未償清的貸款利率降至5%，但費爾斯通獲得??60年免稅權及11萬英畝土地預付租金??，并享有所租土地的獨家采礦權。米特曼認為：“白人至上和種族剝削，維持著全球的資本流動，而這個國家（利比里亞）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且挑戰了這樣的世界。”米特曼的這句話揭示了利比里亞的特殊地位：它既是白人至上主義在全球資本流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象征，又是對這一秩序的質疑和反抗的代表。

就在這份協議墨跡未干之時，種植園內的以種族隔離制度為基礎的權力結構已如齒輪般嚴絲合縫地運轉起來。費爾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亞種植園構建了一套嚴密的種族等級制度，其核心是通過空間隔離、職業分層、文化符號等方式維持并強化白人特權。

白人管理層居住在專屬的封閉社區哈貝爾山莊（Harbel Hills），這里配備高爾夫球場、游泳池和僅供白人社交的費爾斯通海外俱樂部。他們的住宅是建在高地上的紅磚別墅，每戶配備2至5名本地仆人處理日常雜務。初級分區主管吉恩·馬尼斯（Gene Manis）與室友共享的別墅內，廚師、園丁等6名黑人仆人隨時待命，“隨叫隨到，而且被期待如此”。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位于種植園邊緣低洼地帶的黑人勞工營，密集的泥磚茅草屋與白人區嚴格分隔。

種植園的職業分工完全按種族劃分。120余位白人管理者幾乎全是美國人，他們擔任植物學家、工程師等專業技術崗位，多畢業于美國中西部贈地大學，享受年薪2100美元以上（1940年代美國國內平均年收入為1368美元），免費住房和免稅待遇。而25000名土著黑人勞工僅能從事割膠、除草等體力勞動，每日需完成300棵樹的割膠配額卻僅能獲得18美分的報酬。同時，黑人晉升存在無形天花板，最高僅可升至工頭職位，始終受白人主管的管理。

在文化層面，白人特權通過一系列儀式化活動得到強化。種植園的白人俱樂部定期上演“黑臉滑稽劇”，白人用炭黑涂臉模仿黑人勞工的刻板形象；其內部刊物《種植者的笨拙報》（Planter's Punch）刊登充滿種族主義的漫畫和笑料以取悅白人家庭，黑人員工子女可以接受費爾斯通提供的教育，但必須與白人子女隔離開來。正如米特曼在書中所寫：“費爾斯通公司的種植園到處都是白色，不管是珍貴的乳膠，還是種植園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管理結構。”

費爾斯通公司不僅帶來了種族資本主義，還帶來了醫療種族主義。費爾斯通公司雖然給所有員工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以證明其對利比里亞的善意和人道主義目的，但這種服務也存在著嚴格的種族隔離，除非需要做手術。黑人患者被限制在底層病房。更惡劣的是，公司醫生賈斯特斯·賴斯（Justus Rice）將黑人勞工視作實驗對象。1929年賴斯在三名黑人勞工身上測試實驗性黃熱病疫苗，1930年又在250多名黑人勞工及其家庭成員接種新藥帕馬喹。不久之后，費爾斯通種植園要求所有黑人傭人每日注射一劑奎諾撲喹以“化學凈化”黑人傭人體內的血液，來保護白人員工免受黃熱病威脅。這導致利比里亞傭人長期暴露在毒性物質之下。醫療種族主義并非單純的醫學實踐偏差，而是將種族剝削嵌入公共衛生體系，使醫療資源成為維護特權的工具。這種以科學為名的壓迫披著“進步”的外衣，系統性剝奪了黑人群體的身體自主權與健康權益。

1932年12月，美國殖民協會主席亨利·韋斯特（Henry West）在一次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表示：“利比里亞需要能駕駛它的‘國家之船’，走出當前危機的舵手。”他毫不避諱地表達出應當由白人帶領利比里亞駛向光明未來的看法，完全無視利比里亞的政治敏感性。費爾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亞的種植園便是一個“白人掌舵”的見證者與踐行者，其運營模式不僅依賴于對當地勞動力的控制，還借助種族隔離體系強化其權威地位。種植園內部建立的種族等級制度，既是殖民邏輯的延續，也反映了美國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運作時的種族邏輯。

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費爾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亞獲得的利潤中，大約四分之三流入了美國的母公司。在費爾斯通公司看來，利比里亞人只是橡膠生產的工具，利比里亞只是費爾斯通龐大橡膠帝國的一個不起眼的零部件。1988年，費爾斯通公司被普利司通公司（Bridgestone）收購，其在利比里亞的種植園至今仍在運營，但其重要性早不如從前。盡管“橡膠帝國”已然衰落，但其遺留的權力結構、環境傷痕和社會撕裂仍在利比里亞的土地上投下長長的陰影。

結語

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史研究經歷了深刻的范式轉變。早期研究主要受馬克思等思想家影響，聚焦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經濟結構及其擴張機制，特別強調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暴力剝奪在資本積累中的核心作用。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資本主義史研究發生了顯著的社會文化轉向。在湯普森（E.P.Thompson）等學者的推動下，史學界逐漸擺脫單純的經濟決定論，轉而關注階級的文化建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系。這一轉向拓寬了研究視野，將分析從經濟結構延伸至社會與文化維度。二十世紀末，“新資本主義史學”興起并徹底重塑了這一領域。它將“經濟”帶回歷史分析的核心，但并非簡單回歸舊的經濟史，而是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宏大的分析框架，整合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乃至環境維度，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進行跨學科和整體性的重新闡釋，且尤為強調強制勞動、種族主義和帝國權力在資本興起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愛德華·巴普蒂斯特（Edward E.Baptist）《被掩蓋的原罪：奴隸制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和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國》就是這股學術潮流的代表性作品。

《橡膠帝國》則是這一潮流下的又一力作。它通過利比里亞這一個案，深刻地揭示出土地掠奪和種族剝削在大西洋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而且，此書還探討了資本主義對于自然的破壞性攫取，指出橡膠這種單一經濟作物種植不僅導致了森林砍伐、土壤退化，破壞了自然循環，也加劇了利比里亞社會的不平等，讓當地社區陷入依賴與貧困的惡性循環。

像任何新興的學術潮流一樣，新資本主義史研究也遭到了不少批判。其中，史料不夠扎實是其廣遭詬病之處。此書不僅避開這一缺陷，還有史料發掘之功。米特曼教授多次前往利比里亞收集口述史料，采訪了數十位曾在費爾斯通種植園工作的利比里亞人。這些訪談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展現了原住民勞工在種植園生活中的生存狀態與集體記憶。通過口述史料與檔案資料的結合，作者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利比里亞原住民史料的空白，使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聲音得以在歷史書寫中重現。

總之，此書跨越資本主義史、國際史、環境史等諸多領域，在以宏闊的視野關注歷史結構的同時，又對個體命運表達深切的同情，力圖展示被遮蔽的苦難與抗爭。作者不僅描繪了橡膠帝國的權力運作機制，更以深刻的同理心記錄了那些被邊緣化群體如何在壓迫中維系尊嚴、在遺忘中尋求正義。這種歷史書寫不僅是對過去的反思，更是對當下國際秩序不平等的批判性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