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戰國時期法家的真面目，孫玉良：那從來不是現代法治的萌芽

文｜孫玉良

先秦法家思想常被冠以“依法治國”的美譽，商鞅與韓非更被視為這一傳統的基石。然而，當我們深入歷史的脈絡，便會發現這一標簽或許過于簡化。商鞅與韓非的學說，與其說是法治的曙光，不如說是以法為名的管控術，其核心在于通過嚴密的規則體系馴服人民，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精神。

現代國學大師鮑鵬山先生無情揭開了商鞅、韓非子這些先秦“法家”的瘡疤，他說司馬談命名的所謂的戰國“法家”，是指治理天下的方法，而非法治。這個方法包括法術勢，法就是制定一套法律，然后用這套法律管理老百姓，而現代法律的本質是保護人的合法權利，用法治來確定你的權利，這是完全兩回事。商鞅和韓非的“法”，是用法的方法來收拾老百姓，你看秦法對老百姓多殘酷，最后逼得老百姓群起造反，二世而亡，說起來也是一種專制，跟現代法治精神不沾邊，當然不能算現代法治的先驅或萌芽。

戰國法家之“法”，是管控而非治理。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其手段并非保護老百姓的權利，而是“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即通過焚書與連坐法，消除異見，確保絕對服從。韓非雖集法家之大成，卻將“法”異化為權術工具。他主張“法不阿貴”，表面強調平等，實則意在維護君主權威，使法成為震懾臣民的利器。這種“法”的實質，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非雙向的契約。老百姓只能被動遵循，無權參與規則的制定。

今天，法家常被賦予“法治先驅”的光環，但商鞅與韓非的實踐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真正的法治，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本應超越階級，但法家卻將其扭曲為強化統治的工具。商鞅的“告坐之過”鼓勵互相監視，韓非的“術治”依賴君主心術，二者皆以恐懼為根基。這種管控邏輯，與“布之于眾”的公開性或“任法去私”的公正性相去甚遠，反而暴露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它服務于集權，而非社會正義。

法家學說在短期內確能強國，這毋庸置疑。商鞅變法是成功的，使秦“富強數世”，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但代價也是慘痛的，它使中國人的人性受到壓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出現斷層。韓非雖批判“以譽進能”的弊端，卻以“使法擇人”的冰冷制度取而代之，將治理簡化為機械的執行。這種模式在亂世中或許有效，卻難以持久，最終因缺乏道德根基而走向僵化。法家的悲劇，在于它混淆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法成為手段，而非目的。

依我看來，商鞅與韓非的貢獻，在于揭示了規則的力量，但他們的“法”始終是管控的枷鎖。中國受益于法家的法，實現了華夏大一統；同時也受害于法家的法，這種自上而下的專制思維遏制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也是近代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這樣的土壤啊。真正的法治，需以平等、參與和人性為底色，而非將人民視為待馴的羔羊。歷史的教訓提醒我們：任何以“法”為名的體系，若背離了尊重與自由，終將淪為權力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