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兩漢：古代找工作有多難

漢代人找工作的第一道坎，是被牢牢捆綁在土地上的 “職業(yè)宿命”。

當土地這個最大的 “飯碗” 被豪強吞噬，絕大多數(shù)人連最基本的生存依托都將失去。

漢高祖劉邦建國之初推行 “名田制”，按爵位高低分配土地。

最低級的 “公士” 也能分到 150 畝地，這讓漢初的農(nóng)民好歹有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 的生計。

晁錯在《論貴粟疏》里算過一筆賬：五口之家耕種百畝土地，除去租稅和口糧，尚能換點布帛鹽鐵，勉強維持溫飽。

可這套制度的漏洞很快暴露，土地買賣的放開讓 “富者田連阡陌” 成為常態(tài)，居延漢簡中 “田五頃，賈錢廿五萬” 的交易記錄，印證了土地早已變成豪強囤積的商品。

到漢武帝時期，土地兼并徹底失控。

對外征戰(zhàn)耗盡國庫后，朝廷推行 “入粟拜爵” 政策，商人用糧食換爵位，再用爵位兼并土地。

官僚則 “近水樓臺”，比如張安世身為公侯，還經(jīng)營田莊和手工業(yè)，家童就有七百人，占有的土地更是不計其數(shù)。

豪強地主更用暴力手段強占土地，陽翟的趙季、李款 “以氣力漁食閭里”，把農(nóng)民的土地搶來后，再讓他們淪為佃農(nóng)。

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首先失去的就是 “主業(yè)”，董仲舒在《限民名田疏》里描述的 “貧者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正是這些無地者的真實寫照。

他們要么 “父子低首，奴事富人”，成為佃農(nóng)。

可 “見稅什五” 的地租意味著收獲的一半要上交，比自耕農(nóng)的 “三十稅一” 重了十幾倍。

要么只能背井離鄉(xiāng)，加入流民隊伍，而流民的 “找工作” 之路，遠比想象中更艱難。

即便是有機會從事農(nóng)業(yè)雇工，等待他們的也是微薄的報酬和殘酷的競爭。

漢代的雇傭勞動稱為 “傭作”，陳勝起義前就曾 “傭耕于壟上”，可見這種工作古已有之。

農(nóng)業(yè)雇工的崗位極具季節(jié)性，只有春耕、夏耘、秋收時才有需求，冬閑時大量雇工失業(yè)，工錢更是低得可憐。

更絕望的是 “粥少僧多” 的競爭，土地兼并讓流民數(shù)量激增，成千上萬的流民擠在城鄉(xiāng)邊緣，搶著干最苦的活。

對想進入官府 “體制內(nèi)” 找份穩(wěn)定工作的人來說，隱形的門檻足以把九成以上的普通人擋在門外。

漢代官府的 “工作” 主要是吏員和徭役，徭役是強制的苦差，而吏員雖有俸祿，卻有著嚴苛的準入條件。

最要命的是 “貲選” 制度 。

當官必須有足夠的財產(chǎn)，漢景帝之前是 “算貲十以上乃得宦”，要十萬錢家產(chǎn)，后來降到 “算貲四得官”，也得四萬錢。

按 “日傭八錢” 算，一個雇工不吃不喝要干十三年才能攢夠四萬錢，這對普通人家來說根本是天文數(shù)字。

應(yīng)劭注解時就說 “廉士無貲又不得官”，連廉潔的士人都因沒錢被卡，更別說窮人了。

身份限制更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漢書?哀帝紀》明確規(guī)定 “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商人再有錢也不能當官；漢文帝還把贅婿、巫人、刑徒及其子孫排除在選官之外。

這意味著大量群體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競爭官府崗位的資格。

即便有幸當上最低級的小吏，日子也不好過。

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領(lǐng)域的工作看似有生機，實則充滿了剝削與限制。

漢武帝鹽鐵官營前，豪強大家的冶鐵、煮鹽作坊能雇傭上千人。

可這些作坊的雇工大多是 “流庸”，也就是逃亡的流民，他們 “依倚大家”，失去了戶籍，人身依附性極強，本質(zhì)上和農(nóng)奴差不多。

鹽鐵官營后，這些崗位被官府壟斷，改用 “卒、徒”，也就是刑徒和徭役人員，民間手工業(yè)的崗位大幅減少。

商業(yè)領(lǐng)域的伙計也不好當。

商業(yè)崗位多集中在大城市，長安、洛陽的酒肆、商鋪雖多，但競爭激烈，還要有 “熟人引薦”，流民根本擠不進去。

更別說私鑄貨幣、經(jīng)營奢侈品這些 “高利潤” 行當被官府嚴打，普通人能做的只有挑著擔子賣些瓜果蔬菜，賺點小錢糊口。

運輸業(yè)的 “僦人” 是另一種辛苦活，負責運輸官私貨物，看似需求量大，實則風險極高。

而且運輸要長途跋涉，遇到劫匪、暴雨就會血本無歸，很多 “僦人” 因為賠不起損失，只能賣身為奴。

漢代找工作難，還難在制度性的 “鎖死”， 戶籍和地域的限制，讓跨區(qū)域找工作幾乎不可能。

職業(yè)的 “世襲化” 更讓底層人看不到希望。

官府的工匠多是 “匠戶”，子孫必須繼承父業(yè)；醫(yī)生、算師等職業(yè)也多是師徒傳承，外人很難進入。

農(nóng)民的兒子大概率還是農(nóng)民，雇工的兒子大概率還是雇工，這種 “代際傳遞” 的困境，讓 “找份好工作” 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即便幸運地找到工作，也隨時可能失業(yè)。

農(nóng)業(yè)雇工靠天吃飯，災年雇主會減少雇工；手工業(yè)作坊受政策影響大，鹽鐵官營一推行，無數(shù)作坊倒閉。

這種 “朝不保夕” 的就業(yè)狀態(tài)，讓漢代人即便有工作，也時刻活在恐懼中。

從漢初的 “樂業(yè)” 到漢末的 “流民四起”，漢代找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本質(zhì)上是土地兼并、制度不公、資源集中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統(tǒng)治者雖喊著 “重農(nóng)抑商”，卻放任豪強兼并土地。

雖設(shè)著 “吏員崗位”，卻用財產(chǎn)門檻排除窮人。

雖有 “雇傭市場”，卻沒有任何保障制度。

對普通人來說，“找工作” 不僅是找一份生計，更是找一條活路，可這條路上，滿是土地兼并的深坑、制度門檻的高墻、雇傭剝削的荊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