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門不冷 絕學不絕 | 回鶻文文獻的中華文化基因

回鶻文文獻是中國9—15世紀北方民族文獻的典型代表，該文字上承粟特文，下啟蒙古文、滿文，不僅使用跨度時間長，而且傳播范圍廣，在了解、闡釋北方民族文字的歷時演變及其與漢文化交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可從其內容、體裁及傳抄方式等方面進行考察，進而歸納出其中蘊含的中華文化基因。

德藏 Ch\U 8152殘頁背面　作者\供圖

中原經(jīng)典抄譯文獻

中原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它的影響力很早便延伸到邊疆地區(qū)。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fā)現(xiàn)的紙質文獻中，有大量被譯為回鶻文的經(jīng)典，如《論語》《管子》《千字文》等，亦有漢傳佛教經(jīng)典，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遠傳》等。

德藏Ch/U 8152殘頁背面的“□字文一卷了畢也”右側，有一行回鶻字“[\\\\ \\]”，缺處可補為ming，即“千字文”三字之對譯，可見回鶻地區(qū)亦將《千字文》作為蒙學讀物，服務于當?shù)氐慕逃c文化發(fā)展。

《妙法蓮華經(jīng)玄贊》中可見《論語》的引文，其對應的回鶻文譯本（編號Mainz 0732），現(xiàn)存于德國柏林普魯士文化遺產(chǎn)州立圖書館。卷子裝一葉，草體書寫，存回鶻文129行，其中有10行與《論語·顏淵》中子貢問政的一則問談相關，即孔子關于兵、食、信（）三者主次關系的觀點。其中，回鶻文使用的形式，將三者依次陳列，繼而以“必不得已而去”的問詢方式，強調了信（）的重要性，次之是食（），最后方為兵（süü），體現(xiàn)了孔子論政的核心思想，即“民無信不立”，民之信乃第一要義，繼而是充足的糧食，最后才是充足的軍備。

此外，該文獻中可見tsüin-ni“仲尼”、“孔夫子”等稱謂，尤其在“孔夫子”前還有一修飾詞，可理解為尊者、圣者，足見對于孔子的尊崇，亦可窺見回鶻地區(qū)對儒家文化的認同。

漢文—回鶻文合璧文獻

除了將漢文典籍翻譯為回鶻文，現(xiàn)存回鶻文獻中還有大量漢文—回鶻文的合璧文獻。它們跨越元明兩代，形式多樣，包括雙語對照詞匯集、公文匯編、契約文書、碑刻等，是當時民族交往與政治治理的直接物證。

《高昌館雜字》系明代高昌館編撰的漢文、回鶻文對照分類詞匯集。其抄寫格式為每半頁四個詞，分上下兩排，每個回鶻語詞、漢譯、漢字標音從右至左分三行豎寫，這種形式極大地便利了當時的語言學習與公文翻譯。如文獻中例詞，右側、乃回鶻文，中間為漢文“僉事”“國師”，左側僉事、兀祿思把失乃以漢字拼寫回鶻語。

《高昌館來文》系明代新疆諸地區(qū)給中央政府的公文匯編，包括奏折和朝貢文書等，皆由高昌館進行翻譯與輯錄。該文獻中的回鶻文完全仿照漢文的體例格式，即首先書寫漢文，繼而逐詞對譯回鶻文。此外，“圣旨知道”“大明皇帝”等代表中原王朝皇權的詞皆頂格書寫。文獻中尤其對一些特殊詞匯進行了先意譯后音譯的處理，如：差來使臣中的“差”，回鶻文寫作，其中系回鶻語“差、遣”之意，b在這里表示對其進行音譯，似可理解為“即”，而乃回鶻字母拼“差”音；又如“先年”，回鶻文寫作，其中burun即回鶻語“先前、之前”之意，而san即回鶻字母拼“先”音；諸如此類的例詞在文獻中不勝枚舉，遂形成了以回鶻字母對一些漢字注音的獨特文體。作為明代中央政府邊疆治理的一手資料，這不僅是明代邊疆治理智慧的具體體現(xiàn)，也反映了邊疆地區(qū)對中央政權的歸屬與認同。

夾寫漢字文獻

出土回鶻文文獻中存有大量回鶻文中夾寫漢字的現(xiàn)象，回鶻文《阿含經(jīng)》即是典例。全書皆譯自漢文，譯本基本按照漢文逐詞直譯，且行文中大量夾寫漢字，而夾寫漢字的選擇幾無規(guī)律，多在所譯內容的起首部分，或為一字，或為四五字。

該殘頁呈現(xiàn)的是漢文—回鶻文夾寫樣貌，且主要對《雜阿含經(jīng)》第28、29卷中部分片段的關鍵信息作了漢字與回鶻文合璧書寫，即漢字后以回鶻文直譯，如“信戒爲法軛”，后面即綴寫其回鶻文對譯。

此類文獻在回鶻文文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為了確保佛經(jīng)翻譯的準確性，提升經(jīng)文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直觀地展現(xiàn)了回鶻文士對漢文典籍的精通，是中原傳統(tǒng)文化深刻影響回鶻精神層面的有力明證。

回鶻文文獻中的中華文化認同

通過上述回鶻文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大致厘清回鶻文文獻受漢文影響的軌跡：回鶻人西遷后，受當?shù)匚幕蜐h傳佛教的影響，接觸了大量漢文經(jīng)典，其中既有浩如煙海的佛教文獻，也有《論語》《管子》《千字文》《開蒙要訓》等漢文經(jīng)典。首先，回鶻文古籍吸收了大量的漢語借詞，如tsüin-ni“仲尼”、“孔夫子”、“管子”、“《春秋》”、“真”、“龍”等。其次，回鶻文一些語音、語法結構也發(fā)生了變化，甚至出現(xiàn)了《阿含經(jīng)》系列的特殊文獻風格，即先書寫漢字，然后再以回鶻文譯之，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

其一，文化自身的吸引力與實用性。夾寫漢字能體現(xiàn)創(chuàng)作者人文素養(yǎng)，同時增加佛理闡釋的信服度，客觀上體現(xiàn)了回鶻地區(qū)對漢文化的高度認同。其二，歷代中央王朝的邊疆治理智慧。從《千字文》的推廣到《高昌館課》的規(guī)范對譯，展現(xiàn)出中國歷代中原王朝對于邊疆治理及文化浸潤的重視。這種“書同文”式的智慧，既有助于回鶻群眾習得漢語，亦有助于邊疆地區(qū)漢族了解回鶻語，促進了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

回鶻文文獻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圖景。它們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過去，也必將共同開創(chuàng)中華民族更加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回鶻文《八陽經(jīng)》整理及圖文語料庫建設”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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