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一場風暴終結了中國的大航海時代

永樂三年，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從太倉劉家港起航。那是世界上最浩大的艦隊——六十多艘巨艦，水手近三萬人，隨行士兵、商人、譯官、工匠不計其數。船體用柚木與鐵釘鉚接，最大的寶船長達四十四丈，寬十八丈，足以容納上千人。那一年，距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差整整六十年。

此后近三十年間，鄭和七下西洋，航跡遍及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海岸。明朝的旗幟在滿刺加港口迎風招展，也在非洲的摩加迪沙港被異國國王迎接。航船載回象牙、香料、寶石與長頸鹿，沿途也留下廟宇碑銘，記錄一個東方帝國曾經的雄心。

但當第七次航海開始時，一切已不復當年。那是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此時鄭和已近花甲，身體多病。朝廷內部的爭論愈發激烈——有人認為下西洋勞民傷財、耗盡國庫；有人擔心接觸外邦會帶來動亂。永樂皇帝早已去世，新主并無繼續擴海的意愿。鄭和此行，更多是“收尾”而非“開拓”。

艦隊從太倉出發，經占城、爪哇，再到蘇門答臘。海上風暴頻仍，船只多有損毀。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行至古里，鄭和病，卒于途。”
所謂“古里”，即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科澤科德港。那是一處香料之城，也是鄭和七次遠航中最熟悉的停泊地。有人說他葬于海上，也有人說他遺骨被帶回南京牛首山。歷史沒有留下確證，只有那句簡短的“卒于途”，像被浪潮吞沒的嘆息。

他死后，寶船繼續返航，但損失慘重。途中遭遇暴風雨，部分艦船觸礁沉沒。幸存的船只抵達福建泉州時，已是殘破不堪。隨行官員向朝廷上奏：“舟楫多壞，不可復修。”宣宗聽后，隨即下令停建海船、裁撤造船廠。至此，大航海的門緩緩關上。

之后的數十年里，明廷頒布海禁法，民間不得私自出海。船工失業、港口荒廢、航海圖被封存。曾經揚帆萬里的艦隊，最終化作史書中的寥寥幾行。那座劉家港碼頭上，錨鏈生銹，倉庫空空，風吹過桅桿，像在為一個時代送葬。

在那段漫長的歲月里，海外的風帆卻愈加密集。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歐洲的船舶逐漸主宰了世界的航線。而中國，這個曾經最早到達非洲的國家，卻在沉默中失去了海洋。

鄭和生前并非不知道風險。早在第五次航行時，他的副將王景弘就曾在錫蘭島遇襲，船只被焚。風浪、瘟疫、補給、叛亂，幾乎每一次遠航都有人葬身海底。但他仍舊選擇出海，因為那是帝國意志的體現，也是他個人信念的延續——“奉天命以懷遠”。

有人說，鄭和的航海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展示。船上帶的不只是武器，還有絲綢、瓷器、書籍和醫藥。明朝的外交官們在海外筑廟、立碑、留書信，那些石碑至今仍在斯里蘭卡與非洲的土地上。那是一種文明式的自信，用文化與貿易，而非殖民去交流。

然而歷史的走向往往不取決于個人。鄭和死后，他的艦隊被解散，寶船被拆解作民用；造船廠的圖紙被封存，能造巨艦的工匠四散他鄉。等到嘉靖年間，倭寇橫行東南沿海，明朝再想造船御敵，已無昔日技藝。

一個時代的沉默，總是從“不再出海”開始的。

如今人們在江蘇太倉立起了鄭和紀念館，港口邊還有“寶船殘骸”的復制品。但那一場風暴，那一聲“卒于途”，早已不僅是航海的終結，更是一個國度從開放走向封閉的分界線。

如果那年海面平靜一些，也許鄭和能帶著全部艦隊回國，也許明廷能看到外洋的希望，也許中國的大航海時代不會被歐洲人改寫。可歷史從不接受假設。那場風暴注定要來，注定要讓一艘船永遠留在海上。

五百多年過去，我們仍在仰望那片海。只是如今的浪花不再拍打木船，而是拍打著每一個“是否敢出發”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