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科大梁純：21年探索創新藥“無人區” 打造原創抗癌藥

30余年前，當梁純在美國布朗大學讀博士以及在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做博士后階段，他心中已經埋下了一顆種子：能否通過抑制DNA復制來開發全新的抗癌藥物？

這個想法在當時幾乎是天方夜譚。彼時的抗癌藥物研發，主要集中在已知的致癌基因靶點上，很少有人愿意冒險去驗證一個全新的治療機制。但梁純選擇了這條最難走的路。

30余年后的今天，這個想法已經走出實驗室，成為一家名為恩康藥業的生物技術公司的核心資產。從香港科技大學的基礎研究到廣州的產業化運營，從國際首次確立DNA復制起始蛋白抗癌靶標到First-in-Class藥物（首創藥物）的臨床試驗，梁純及團隊用20多年時間在無人區里開辟出一條道路。

從0到1：一條持續20多年的研發長路

梁純對DNA復制起始蛋白的想法在布朗大學和冷泉港萌生并非偶然。

冷泉港實驗室被譽為“分子生物學的圣地”，這里誕生了8位諾貝爾獎得主，見證了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遺傳密碼的破譯等里程碑式突破。1953年，詹姆斯·沃森在此與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提出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引發生物學研究的重大革命。在這樣一個充滿創新傳統的環境中，梁純對DNA復制機制的深入思考顯得水到渠成。

1998年，梁純選擇從冷泉港實驗室回到香港科技大學工作。回港后，梁純立即著手驗證那個在布朗大學和冷泉港萌生的構想。

對于這一新靶點的選擇，梁純解釋道，DNA復制是所有癌細胞分裂的必經步驟，抑制DNA復制起始蛋白理論上可以阻斷所有癌細胞的增殖。更關鍵的是，通過抑制DNA復制起始，可以讓正常細胞滯留在較安全的G1期（細胞分裂的一個階段）或者在G0期（細胞停止分裂的階段）靜止；在此情況下，癌癥細胞則因其調控機制的紊亂，無法像正常細胞一樣被保護在相應的細胞周期，從而進入無法完成的DNA復制期而誘導細胞凋亡。因此，這一靶點對正常細胞的毒性相對較低，具備了成為理想抗癌靶點的三大特征：高效性、廣譜性和安全性。

梁純在港科大用了4年時間研究，2003年通過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在全球范圍內首次確立DNA復制起始蛋白為有效抗癌靶標。隨后，他與當時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姜志宏教授合作，利用天然化合物庫篩選，找到了能夠抑制該靶點的候選藥物。

從基礎研究構想到找到具備成藥潛力的化合物，這一過程耗時就超過了10年。2014年，梁純的團隊獲得了廣州蘊泰資產管理公司1600萬元和廣東星輝投資有限公司1500萬元的天使輪投資，梁純團隊在廣州啟動商業化運作，2017年將之前成立的英特醫藥和恩智醫藥兩家公司合并為恩康藥業。2024年12月，恩康藥業完成了數千萬元的B輪融資，投資方包括諸暨謝諾盛康創業投資合伙企業等機構。

在研發進度方面，恩康藥業通過DRIP抑制劑藥物篩選平臺開發的首個創新DRIP（DNA復制起始蛋白）靶點First-in-Class一類抗癌藥物EN002凝膠已完成臨床前研究，于2021年8月獲得擬用于治療非黑色素瘤皮膚癌及癌前病變的中國I/II 期臨床批件，目前已完成以中國和澳大利亞為主的國際多中心I期臨床研究，II期臨床研究正在進行中。

臨床前體內及體外試驗結果表明，EN002與其DRIP靶標蛋白結合，可以在對正常細胞損傷較小的情況下使癌細胞凋亡。結果也顯示其藥效優于許多目前一線抗腫瘤藥物，而且能在動物模型上有效抑制肝癌、胃癌、肺癌、宮頸癌、前列腺癌、皮膚癌等10余種腫瘤細胞。

穿越“死亡谷”

一般而言，創新藥可大致分為首創藥物和跟蹤性創新藥兩大類。首創藥物（FIC，First-in-Class）是指針對全新靶點或作用機制研發的突破性藥物，其研發過程風險高、投入大，但一旦成功往往帶來重大治療突破和巨大市場回報。而跟蹤性創新藥則是在已有FIC藥物的基礎上進行結構優化與改進。從研發難度與價值來看，FIC作為源頭創新風險最高，但回報潛力最大。

在這一創新藥研發階梯中，梁純選擇的是風險最高的FIC賽道，且針對的是全新的靶點。

在創新藥研發領域，“雙十定律”廣為人知：十年時間、十億美元，是新藥上市的平均成本。絕大多數項目難以跨越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試驗的轉化階段，這一瓶頸被稱為“死亡谷”。

對恩康藥業而言，其研發也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從1999年開始驗證靶點到如今進行臨床二期，已經經過了20多年的時間。梁純坦言，研發全新靶點的新藥，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其中，藥物臨床試驗是新藥研發過程中耗時最長且成本最高的階段。

如何穿越研發的“死亡谷”？梁純認為，藥物研發中臨床價值排第一位，成功率第二位，資金和時間成本只能排第三。藥企要聚焦在能大幅度解決現有疾病的新藥，同時提升研發的成功率。

為了度過臨床試驗階段，降低研發風險，不少企業選擇對外授權（license out），即將尚未商業化的創新藥物管線，將其在特定區域（通常是海外）的研發、銷售權授權給合作的國際藥企，以換取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銷售分成等回報。這也就是創新藥領域常說的BD（Business Development）模式。

BD模式是2025年中國創新藥企業的熱點。據醫藥魔方統計，2025年上半年，中國創新藥及技術平臺相關交易License-out（授權引出）總額突破600億美元，超越2024全年BD交易總額；其中單筆超10億美元交易高達16筆。

對于BD模式，梁純認為創新藥企業應確立自身的平衡點：對于僅屬跟蹤性創新的藥物，由于其未必能突破現有療法的局限，企業可采取BD方式轉讓專利，回籠資金；若是具備突破性的首創藥物，則企業至少需掌控部分權益，從而更有效地發揮其臨床潛力。

基于這一理念，在商業模式上，梁純計劃保留恩康藥業在亞洲的權益，而將其他地區的權益商業化授權給海外的合作伙伴。

21年長跑：從實驗室到臨床的漫漫長路

《21世紀》：2015年你創辦了恩康藥業，當時的動機是什么？

梁純：實際上，我在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后期就萌生了以新靶標開發抗癌藥物的想法。我的研究領域是DNA復制，當時就認為抑制DNA復制應該是有效的抗癌途徑。

但在布朗大學和冷泉港時，我并沒有獨立決定研究方向的自主權。因此，回到港科大后，除了基礎研究，我開始專注于抗癌研究，用4年時間證明了DNA復制起始蛋白是有效的抗癌靶標，建立了這一系列的新靶標。

之后，我們與當時香港浸會大學江志宏教授（現任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合作，他提供天然化合物庫，我們利用我們的篩選平臺和技術，成功找到了具有抗癌活性的化合物。

《21世紀》：從你的經歷來看，找到靶點到研發出新藥的整個周期似乎很長？

梁純：確實如此。在學校進行研究時，資金、人力都相對有限，時間安排緊張，還需要兼顧大量基礎研究工作。從驗證靶點到找到第一個候選化合物，我們在學校就花費了10多年時間。進入公司開發階段至今又已11年。

這樣的時間周期在創新藥領域并不罕見。以PD-1抗體為例，從最初的靶點發現到最終上市也用了20多年時間。

《21世紀》：創辦恩康藥業，從學校走向商業化的過程中，有沒有碰到難題？

梁純：藥物開發本身就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除了研發周期長，還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我們開發的是全新靶點的藥物，會遇到許多預料之外的困難——即使是跟隨已有路徑開發相對成熟的藥物，也需要克服諸多障礙，更何況我們的靶點此前基本沒有現成藥物可供參考，是該領域的首創，面臨的挑戰更加復雜。不過，最大的制約因素仍然是資金。只要資金充足，其他技術問題都有解決的可能。

《21世紀》：恩康藥業目前研究的針對靶點的藥，是屬于FIC（首創創新藥）還是其他類型？

梁純：是FIC，因為這是一個新方向、新靶標，也是這個靶標的第一個藥，當然是First-in-Class（FIC）。

把最好的管線握在手里

《21世紀》：恩康藥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怎樣的？

梁純：我們計劃將海外權益授權給國際合作伙伴，而中國及亞洲地區的權益由公司自主掌控，目前大概是按這個方向準備推進。

《21世紀》：有人認為BD模式像是“賣青苗”，好不容易找到靶點、拿到“鑰匙”，卻要授權給別人，你怎么看待BD模式？

梁純：這確實需要謹慎平衡，關鍵在于藥物開發的戰略定位。如果開發的是基于現有藥物的改進版本，或者在成熟技術基礎上進行優化、原理相似且成功概率較高的藥物，這類產品對患者有益、具有商業價值、對社會也有貢獻，可以考慮通過BD方式進行轉讓。

但如果是全新的、獨創的技術，有能力持續推進且有可能解決此前未解決問題的藥物，至少應該自主推進到一定階段，確保藥物開發成功。銷售環節倒不一定必須自己承擔。

相反，如果將非常新穎的技術過早轉讓，對方可能因為不夠了解技術內容和開發難點而無法有效推進，那么辛苦研發的創新成果就可能無法真正惠及患者。

《21世紀》：你怎么評價現在中國創新藥的行業發展，現如今到了哪一個階段？

梁純：中國創新藥行業從最初的仿制到創新轉型，整個過程大約經歷了20年。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海外人才回國參與藥物開發，行業取得了顯著進展。

從某些最新藥物類型來看，比如抗體偶聯藥物（ADC），我們實際上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在新靶點發現方面，我們仍然相對落后，因為這需要深厚的基礎研究積累作為支撐——需要先發現新的靶點，再在已知的基因或蛋白中驗證哪些能成為有效靶點。無論是針對癌癥還是其他疾病，從零開始的原創性開發難度都很大，從藥效到副作用，這些都是未知領域。

突破創新藥“雙重障礙”

《21世紀》：創新藥領域一直有一個雙十定律（10年+10億美元），新藥開發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階段，你覺得中國的創新藥企業怎么能夠跨越“死亡谷”？

梁純：其實也不能叫“死亡谷”，只是一個雙重障礙，目前第二個“十”已經上升到13.8億美元，約合100億港元。

從時間上來說，要想克服這一障礙很難，AI技術可以在早期階段發揮關鍵作用，有望縮短2～3年的研發時間。比如在平均長達10年的開發過程中，AI能夠在前兩年幫助篩選和確定候選化合物（PCC），使項目從動物實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但是后面的臨床階段AI能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從原理上來講也難以被大幅壓縮。臨床一期、二期、三期涉及數百名患者，每個階段都需要充足的時間，最短也需要5年，長的可能需要7～8年。

研發一款藥物需要投入多少資金，這一點固然非常重要，但只能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成功率——如果行業普遍的成功率是8%，而你能做到20%甚至50%，那么由于有許多不成功的項目在前期分攤了研發成本，最終落實到每一個成功藥物上的平均費用就會降低。因此，對企業來說，更高的成功率意味著更可控的整體成本。

在我看來，首要因素始終是藥物的臨床價值。如果一款藥能大幅突破現有療法的局限，真正解決臨床難題，才是最為重要的。

“港版FDA”要有差異化

《21世紀》：當前香港致力于將研發實力轉化為產業成果。基于其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強大科研底蘊，你如何看待在香港建設類似“生物谷”的產業生態體系的可能性？

梁純：我會用“出大招”來形容香港近期的舉措。香港推出了名為“產學研1+”（RAISe1+）的計劃，已投入100億港元支持超過100個項目。政府目前也在推動新的投資機構加入，共同參與項目，希望以此帶動新一輪的資金熱潮。一旦生物醫藥產業形成規模，生物谷的誕生也將水到渠成。

例如，目前在深港交界處正在建設第二個科技園，其中大部分入駐企業都聚焦于生物醫藥領域。這一區域具備良好基礎，未來很有希望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生物谷。

香港正計劃籌建一個類似藥審中心的機構（即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業內俗稱“港版FDA”）。目前，除中藥外，香港尚未設立西藥的獨立審批機構，西藥上市主要依賴于其他地區的批準結果，獲批后方可在香港銷售。但現在香港的目標是發出自己的首張藥品注冊證書，因此一直在積極推進相關籌備工作。預計香港將參考美國、歐洲以及內地的藥品監管體系，待該機構建成后，我們的藥物便可以直接在香港獲批。

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一個話題：當前新藥上市的流程普遍較為保守和嚴格，這本身是好事，但是香港是否有可能在部分環節適度放寬，允許一些急需的藥物先上市再進一步收集數據和研究？在這方面，我不確定香港是否會采取更加進取的策略。如果香港的藥監機構標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近，那么企業選擇來港注冊，就只會更多地考慮成本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