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為什么7成的高校教師其實不愿意當教師？

田方萌，CCG兼職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師，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博士。田先生于2012年獲得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專業(yè)的博士學位，主修方向為科技和創(chuàng)新政策。田方萌之前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經(jīng)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并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得社會科學碩士學位。田方萌長期從事國際遷移領域的研究工作，并為媒體撰寫有關評論。研究興趣包括技術移民、科技政策、人口問題和文化現(xiàn)象。

【正文】

幾年前我留學歸國，正式成為北京師范大學一名教師。

某日我參加同學聚會，發(fā)現(xiàn)其他人都開車過來，只有自己乘公車赴宴。我心里不由得發(fā)問——是不是做錯了什么？當我和一位師長談起此事，他安慰我說：“你將來比他們混得更好，雖然起步晚點。”言下之意，我過去的確做錯了什么。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慮》(注：Status Anxiety）一書中寫過：“再也沒有任何群體比舊時的同學更堪為比照了。……世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看到大學時代表現(xiàn)不如自己的同學今天混得更好，我們尤其有理由抱怨這個世界。德波頓開出藥方，建議我們與那些幸運的家伙保持距離，做到“自己周圍的魚兒不比我們大”便好。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工蜂》，正是一本描述我“周圍魚兒”的書，它的副標題是 “大學青年老師生存實錄”。這本書出版于2012年9月，如今讀來仍使人感嘆。盡管大學青年老師這一群體被戲稱為“青椒（青年教師）”，此書卻沒有多少辛辣的味道，讀罷只讓我感到幾分苦澀。

根據(jù)該書提供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師表示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72%的受訪者感到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相較而言，我擁有的物質(zhì)和工作條件還算寬松。像德波頓建議的那樣，知道這一點的確緩解了我個人的身份焦慮。

此書主編廉思曾創(chuàng)造流傳甚廣的“蟻族”一語。他才出“蟻穴”，又入“蜂巢”。他在一次受訪時說，調(diào)查“蟻族”和研究“工蜂”的驅(qū)動力相似：他本人既當過“蟻族”，也當過“工蜂”，他1999年北大哲學系碩士畢業(yè)，在北京東城區(qū)的一個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蟻族”之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畢業(yè)后回北京任教，成為”工蜂“。

《工蜂》一書沿續(xù)了“社會性生物”的研究思路，將視角對準了他自身所在的青年教師群體。廉思和他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五個城市調(diào)查了5000多名大學青年教師。

就我理解，“工蜂”一詞 有兩層含義。一是說青年教師工作繁忙，報酬微薄，處在高教體系的最底層；二是說他們?nèi)狈θ宋年P懷，逐漸變成了專業(yè)化的知識生產(chǎn)工具。雖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良心也會患上心力衰竭或心血管硬化。

我們就來看看廉思和他的研究團隊如何診斷病理。
《工蜂》一書分三大篇章。第一篇“蜂貌”以新聞筆法記敘了十幾位青年學者的生態(tài)狀態(tài)和心路歷程；第二篇“蜂骨”采訪了一些知名學者，以對話體呈現(xiàn)了他們對學術體制的觀察和思考；第三篇“蜂聲”則是一份社會學意義上的調(diào)查報告，基于在全國所收取的5400多份調(diào)查報告，用統(tǒng)計數(shù)字描繪了青年教師的群像。三種不同體裁使此書成為非驢非馬的四不像作品，缺乏統(tǒng)一的框架和連貫的分析。作為一本研究知識分子的專著，《工蜂》明顯為大眾閱讀而撰寫。該書甚至沒有提供參考資料目錄，卻在書末附上一份會議紀錄，類似某些電影片尾的“拍攝花絮”。　　

盡管《工蜂》并非一本嚴肅深刻的學術著作，這里我并不想求全責備。在學風浮夸的中國學術界，作者具有憂患意識，并躬身了解實情，已屬難能可貴。此書的確反映出當前大學教師群體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在其他國家不是不存在，可在中國尤為突出。例如，某學者申請一個科研項目，之前須打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其間須準備繁瑣的報批手續(xù)，最后還要應付僵化的結(jié)項審查。在整個項目進程中，研究人員一半時間恐怕都沒有花在研究上，難怪近八成的青年教師表示科研時間“太不夠用”或“很不夠用”。

過多的教學工作也占用了工蜂們大量時間。在被問及科研時間不足的主要原因時，一半受訪者歸咎于“教學任務太重”。

我認識一位南開大學的教師，她自稱一學期要教五門課；而一位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朋友每周的課時高達三十小時。《工蜂》提供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年教師每周的教學工作量在十一課時以上，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反對繼續(xù)實施高校擴招政策。　

肉體的疲倦尚可承受，精神的困頓則難以忍受。選擇大學老師作為終生職業(yè)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理想情結(jié)。當他們?yōu)榱嗽u職稱而去拼揍低劣的論文，為了講課費而去教授平庸的學生，卻依然追不上不斷攀升的房價時，那種幻滅足以讓人產(chǎn)生強烈的虛無感，并否定自己走過的書山之路。

《工蜂》提供了一個側(cè)面的例證：盡管高校青年教師還保留著學生時代養(yǎng)成的藏書習慣，這些讀書人的讀書時間卻少得可憐。除了專業(yè)教材， 46%的青年教師一年之內(nèi)讀書冊數(shù)在十本以下。亞里士多德曾言：“我們反復做的事情造就了自己。”那么我們不做的事情便消磨了自己。

原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孔憲鐸在他的著作《我的科大十年》中這樣概括他的治校之道：“聘請最好的人才，并讓他們保持快樂。”《工蜂》書中接受采訪的一位青年政治學者也說：“現(xiàn)在大學體制的問題就在于，天天逼著教師開竅，卻搞得他們很不開心。……如果能做到開心與開竅的良性循環(huán)，所謂世界一流大學也就不遠了。” 中國的大學體制顯然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廉思團隊調(diào)查了一些有海外經(jīng)歷的青年教師，其中四成人對回國的選擇表示后悔。

很多原因促使大學青年教師感到不開心，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學術機構(gòu)缺乏獨立性。正如《工蜂》第二篇的開卷語所言：“……在這個名為知識經(jīng)濟的時代，知識卻不再是價值的尺度，而僅是價值的工具。”

有一年暑假，我在貴陽參加了中國社會學年會，它算得上國內(nèi)社會學界最高級別的學術會議。會上共設四十多個論壇，大多緊跟“城鎮(zhèn)化”的政策步調(diào)，還有一個解析“中國夢”。我并不認為社會學不應當研討現(xiàn)實問題，可這個年會似乎將學科自身發(fā)展拋到了一邊——你在會上甚至見不到一個關于社會學思想史的論壇。
市場力量對學術價值的侵蝕并不輸于政治權(quán)力。清華大學舉行百年校慶時，將政治局成員的頭像放在諸多大師之上，已廣為國人詬病；而該校將一座教學樓冠名“真維斯樓”，更是成為坊間笑柄。清華大學當然有權(quán)讓企業(yè)為大樓冠名，可或許更應將冠名的榮譽給予學術大師，以彰顯他們?yōu)樵撔０l(fā)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服務于商業(yè)價值的短視舉措激勵著大學教師走出書齋，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經(jīng)世濟民”。我在北師大的同事于丹老師，便是其中的知名代表人物。但法國學者皮耶·布迪厄(注：Pierre Bourdieu)就針對學者向媒體靠攏的現(xiàn)象批評說，那些看似民主的媒體評價手段取代了專業(yè)學術標準，從而賦予商業(yè)邏輯一種合法性。把愷撒的還給愷撒，把摩根的還給摩根，把牛頓的還給牛頓，這應是大學爭取學術獨立的目標。

在《工蜂》公布的調(diào)查結(jié)果中，有關職業(yè)滿意度的報告最令我驚詫。在被問及是否愿意從事目前的高校教師工作時，近七成（68.8%）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換言之，三分之二以上的工蜂們被逼無奈地拾起教鞭， “公務員”、“企業(yè)管理者”或“金融從業(yè)者”才是他們的理想職業(yè)。可見，大多數(shù)青年教師的人生旨趣并不清高，反而與主流價值觀高度一致。汲汲于名利而不可得，冷板凳自然也坐不踏實。

“采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這是工蜂們必須面對的價值選擇。學術界盡管受到政治和商業(yè)力量侵蝕，畢竟還給青年教師們留出一些自由空間。人在江湖，難免隨波逐流；鉆進小樓，只管自成一統(tǒng)。政治學家蕭功秦因而建議后輩們抱著“千山我獨行，何必相送”的態(tài)度，“在體制內(nèi)爭取自我邊緣化”。怕是要多讀些圣賢書，年輕人方能練就這等淡泊名利的功夫。

回到身份焦慮的問題，德波頓的建議其實頗為消極。“敢將十指夸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也算得一種自我激勵吧，學術事業(yè)自有其趣味和價值，青年教師不應在空間上與同輩比拼，而應在時間上向前賢看齊。這不僅有助于緩解焦慮，也將促進士林重振學風。我也希望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國大學教師能夠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既使他們?nèi)猿俗财嚫把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