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紅安人才輩出，出了八位頂級戰將，五位杰出的政工干部

“1949年10月的一個深夜，又是紅安人。”中南海值班人員低聲匯報，看表后才發現已是凌晨一點。半天里，三份任命電報，竟有兩份來自同一個縣。值班長搖頭感嘆：“這個地方，真是不同凡響。”

紅安隸屬大別山腹地，山嶺綿延，溝壑縱橫，人稱“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閉塞不利于商業，卻利于隱蔽游擊。1927年秋收起義余部在此扎根，從此烽火不熄。十年間，幾乎家家有人參軍，村村飄著紅旗。

1955年首次授銜結束后，中央軍委對籍貫統計時發現，全國共有61名開國將軍來自紅安，數量高居各縣之首。對于一個常住人口不足百萬的山區縣而言，這個數字頗為驚人。外界把它稱作“將軍縣”，并非媒體嘩眾取寵，而是官方人事檔案給出的冷冰冰數據。

“為何這么多？”學界總結出三個要素：一是革命火種撒得早，二是傳統排布嚴苛的宗族社會被打碎，青年易于流動，三是斗爭環境極端殘酷，留在鄉里的生路反倒更窄。生死壓力催生了驚人的參軍率，也磨煉了戰術神經。八位純粹靠硬仗立身的“戰將”由此鍛造，其中四人在朝鮮戰場完成最后的升華。

秦基偉是榜樣之一。1930年參加紅一方面軍，正趕上蘇區反“圍剿”，天天行軍打仗，餓了啃野菜，困了席地睡。他體壯如牛，卻偏愛寒光閃閃的馬刀，戰友戲稱“秦大刀”。上甘嶺一役，他率15軍堅守陣地43天，美軍火炮把整座坑道燒成焦炭，秦基偉仍咬牙不退。停戰后，美方戰史將15軍列為“最難纏對手之一”。

提起韓先楚，部隊中多用“能攻善守”四字概括。這位青年時期動輒三天三夜不合眼埋伏的湖北小伙，在抗日時期便創下奇襲老河口的快打紀錄。解放戰爭時期，塔山迎敵、渡江搶灘、西南追剿，每一次都趕在敵人反應之前。57名上將里，只他一人獲封“常勝”二字，可見同僚認可度之高。

郭天民、王建安、王近山、陳錫聯、張仁初、胡奇才六人各有風格：郭善騎兵突擊，長途奔襲可日行兩百里；王建安冷靜沉穩，人稱“鐵面”；王近山桀驁，被劉鄧稱作“第一猛將”；陳錫聯年少出名，24歲當旅長；張仁初“敢瘋”，長津湖雪夜強渡冰河即其手筆；胡奇才負責塔山阻擊，以頑強火力將蔣軍重炮群堵在海口。六個人的履歷交叉成一張攻防兼備的紅安戰將矩陣。

紅安不僅能打，還會做政治工作。五位政工骨干正是如此組合：謝富治、周純全、徐斌洲、董必武、李先念。謝富治早年在紅四方面軍歷經磨礪，擅長用通俗語言解釋路線方針，士兵稱其“謝司令會說人話”。建國后，他成為首批大軍區司令員中最年輕的一位。

周純全走的是后勤保障路線。淮海戰役，華東野戰軍百萬大軍的糧彈都要過他這一關。為了把火車頭拖到前線，他把皖南十幾個小型車站全改成隨時卸車的戰地倉庫，效率提升50%。徐斌洲則把“39軍”這支老牌勁旅的軍魂凝聚成一句口號：“一步也不許退”，朝鮮戰場驗證了這七個字的分量。

地位更高的董必武與李先念，二人既是政工干部，又是國家領導。董必武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時，便為同鄉后輩提供資助；李先念在鄂豫皖邊區組織兵運，靠一支僅百余人的地方武裝熬過反“清剿”，后來擴張成萬人大軍。兩位紅安人，把政工視為“大政”，既抓紀律也謀生產，為新中國奠定制度雛形。

為什么紅安能培養出作戰型猛將與政工高手并存的“雙面人才”？當地老兵解釋得淋漓：“打得贏要靠鋼刀，帶得動要靠嘴巴。”大別山的殘酷環境要求軍人既能端槍沖鋒，也能夜里圍著篝火做思想動員。久而久之，強悍與細膩奇妙結合，形成紅安特有的軍旅氣質。

世紀更替，人們在新聞里看到“將軍縣”三個字，常聯想到硝煙、刺刀、粗布軍裝。然而紅安留給后人的啟示并不只在勝負數字，更在那些年輕人當年做出的選擇：放下鋤頭，挑起步槍，離鄉數千里，為了共同目標敢把命壓上。倘若沒有這樣的決斷，紅安不會成為地圖上的傳奇縣份，中國近現代史也可能失去幾抹最亮的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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