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岳父與女婿閑聊，提起埋在村里的烈士，女婿吃驚：那是我爺爺

1994年，河南新縣一個小院中，一位來自“將軍縣”紅安的老父親在酒桌上聊起家鄉的紅軍烈士時，意外的一句話卻讓女婿高定新猛然怔住，酒意瞬間全無。

因為，那位被提起的烈士名字，正是自己祖父失聯多年的名字。

那位烈士是誰？陰差陽錯下，又揭開了怎樣的真相？

飯桌上的驚雷

1994年，河南新縣，山風雖冷，人們心里卻暖融融的。

高定新特意請假回家幫著妻子準備飯菜，因為他的岳父就要從千里之外的“將軍縣”紅安趕過來了。

一家人齊聚以后，飯就開始了，熱氣騰騰的飯菜剛端上桌，老岳父就迫不及待地打開了自己帶來的黃酒。

這酒十分醇厚美味，愈發高興的老岳父話也變得多了起來，他先是講了些家長里短，又轉到了紅安的往事上頭。

紅安，這個坐落在湖北東北角的小縣城，說大不大，卻是響當當的“將軍縣”，出了兩百多位共和國將軍，更別提像董必武、李先念這樣的人物也是紅安人。

岳父說起這些，眉飛色舞，語氣中滿是驕傲。

他說得細致，講得認真，仿佛那些紅軍戰士的事跡是他親眼所見一般。

高定新本來也聽得津津有味，但說到后來，岳父的話鋒一轉，卻不再講那些將軍的故事，而是忽然提到了一個守墓的老漢。

“我跟你講，那地方你們可能都沒聽說過，在我們紅安縣熊家咀村，有一個姜老漢，從七十年代開始就給那片紅軍墓地守墓，一守就是幾十年！”

說著，他端起酒碗一口喝盡，聲音也拔高了些許：

“那地方不是政府建的烈士陵園，就是當年打仗死了人，就地埋了，后來慢慢就變成了一片墳場。”

岳父一邊倒酒，一邊繼續講：

“我前年回去，那地方都修好了，墓碑也換成了，就是大多數都沒名字了，只剩下兩三個還有名的。”

他頓了頓，眉毛一挑，“你猜怎么著，有一個，級別還不小，當年是營長，年輕得很，叫……高德福！”

這句話一出，原本還在慢慢喝酒的高定新，手一抖，酒碗差點掉在地上。

岳父還沒察覺出異樣，正準備接著說，沒想到高定新忽地站起來，語氣里帶著急促和不確定，

“爸，你剛才說……那個烈士叫什么？”

“高德福啊，沒記錯，就這三個字。”岳父皺了皺眉，有些不解地望著他，“怎么了？”

“那是我爺爺的名字。”高定新的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胸腔里硬生生擠出來的。

他的手已經不自覺地攥成拳頭，指節發白，額頭也沁出了細汗。

岳父一聽，整個人也愣住了，連忙放下酒碗：“你、你爺爺？你爺爺不是……”

“我爺爺的弟弟。”高定新急急地解釋道，“在我們家鄉，我們都叫他‘細爺爺’，他早年參軍，一直沒回來，從此就失蹤了，家里人找了幾十年都沒消息。”

那頓飯終究沒能吃完，桌上的菜已經涼了，酒也剩了一半，但沒有人再動筷。

高定新坐在屋檐下，雙手捧著手機，一遍遍地撥打著父親的號碼，他想要迫切地告訴父親這個消息。

爺爺的背影

1929年，高德福二十出頭，年輕力壯，那時候紅軍正好路過他的家鄉新縣，他心生澎湃，連夜去報名入了伍。

家里只剩下他的老母親和兄長高德福一家，他怕他們阻攔，天剛亮就偷偷收拾好行李準備出發。

但誰知，他被自己的兩個小侄子發現了，他們奶聲奶氣地要跟著二叔一起走。

大嫂聽到動靜，也從屋里出來，衣衫還沒整好，急忙問他：“德福，你又要出去干啥？”

高德福咬了咬嘴唇，低聲說：“嫂子，紅軍來了，他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我想去。”

“打仗的事你也敢摻和？你去干啥！”

大嫂說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她看著兩個孩子緊緊抱著高德福的腿，小手凍得通紅，卻一動不動。

那一幕，讓她的心都碎了。

“嫂子，你放心，我去是打天下的，不是去送命的。”

高德福抬起頭，語氣忽然變得篤定，“紅軍不打窮人，等我回來，日子一定能好起來。”

大嫂還想再勸，可他已經轉過身，從懷里掏出幾枚銅板塞到她手心里：“這是我攢的，都給家里留著。”

兩個孩子還在哭，一個的鼻涕糊在他褲腿上，另一個的小手死死不肯松開。

高德福蹲下身，輕輕推開他們，哄道：“乖，二叔很快就回來，給你們帶糖吃。”

他走得很快，卻還是忍不住回頭看。

屋門口，大嫂抱著兩個孩子，那一片哭聲混著晨風傳到遠處，像撕裂的布一樣顫抖。

那就是高德焱一家記憶中最后一次看見他的背影。

日子一天天過去，村里的人提起他，總說那小伙子有志氣，也有命數。

剛走那年，還能有些口信傳回來，說他在紅軍隊伍里當了通訊兵，后來升了班長，再后來……消息就斷了。

戰火紛飛，信件難通，能活著回來的不多。

高家人等了一年又一年，從盼望到失望，從夢里驚醒到麻木。

每年過年，高德焱都會在灶臺邊多放一雙碗筷。

別人問起，他只淡淡地說：“留給德福的，萬一他哪天回來了呢？”

母親也總是叨念著小兒子的名字，盼到眼睛花了，還常常守在村口。

到了三十年代初，戰爭愈發殘酷。

有人說在紅安一帶見過高德福，有人說他受傷了，也有人說他已經犧牲了。

終于有一年，一個同村的老兵回來，告訴高德焱：“你弟弟在紅安那邊打仗受了傷，被村民救走了。”

那晚，高德焱徹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他挑著一筐干糧，帶上兩個鄉親，連夜往紅安趕。

一次沒找到，他就每隔一段時間再去一次，可是每次都是失望而歸。

到后來，他再也沒說要去找，只是每年清明，默默在院子里點一炷香，朝南方磕頭。

“要是德福能回來，該多好。”

這是高家人一輩子沒說完的一句話。

熊家咀的沉眠

紅安縣熊家咀村村外的一片被松柏簇擁的山坡上，靜靜地躺著一片墓地，那便是紅軍先烈們的埋骨之地。

村里老人說，那年紅軍在楊叉山一帶與敵人激戰，戰士們前仆后繼，最后死守這片陣地。

打完仗，山坡上灑滿了烈士的血，尸體無處安置，群眾便冒著殺頭的風險，連夜把戰士們埋在山腳下，用門板做棺，用鋤頭刨坑，再就地折幾塊木板，寫上名字插在墳頭。

那些字，用炭筆潦草寫成，在風雨中堅持不了太久。

再后來，墳頭的草越長越高，木牌被風折了、被雨泡了，被人踢倒了、也被白色恐怖下驚惶的村人偷偷拔掉。

人們開始不敢靠近，“紅軍”成為了每個人心中深藏的字眼。

直到幾十年后，墓地依舊沉寂，但是村里有個叫姜能山的人，他幾十年如一日地為紅軍烈士掃墓，不求回報，只因為他們是姜能山父親的戰友。

二十歲那年的冬天，剛加入共產黨的姜能山就獨自扛著鋤頭為七十多個墳頭補土，還在周圍種上了松樹。

他每年清明、八一、國慶都去，挑著水桶灑水除草，有時還帶上老母親做的糯米團子，說是“分給烈士嘗嘗”。

七十年代初，村里搞茶葉基地，有人動了那片墓地的主意，說荒著也是荒著，不如開墾種點茶，搞點經濟作物。

聽說消息的那一晚，姜能山一宿沒睡，第二天一早，他帶著鋪蓋卷和干糧就搬到了墓地，搭了個棚子，在那里住了三天三夜。

因為他的執拗與堅持，那片紅軍墓地終于得以保留。

后來他每年都要反復修整墓地，年年攢錢給墓區修路、種樹，一直到退休以后，擁有更多時間的他幾乎一門心思撲在了那片墓地上。

在他的堅持下，政府后來終于得知介入，把那片自然形成的墓地修成了如今的紅軍烈士紀念園，立起了統一的大理石墓碑，道路也鋪成了水泥。

但姜能山并沒有因此離開，而是繼續守著。

他說：“能留下名字的太少了，我得守著。”

而其中一個名字，就是高德福。

每當有人來參觀，他都會像講故事一樣，把這兩個烈士的生平復述一遍。

他記得清清楚楚：“高德福，營長，河南新縣人，1931年在楊叉山戰斗中受重傷，養傷不治，埋在這里。”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平靜而堅定，就像是講一個自己親人。

這么多年過去了，姜能山的頭發白了，腿腳也不利索了，拐杖成了他的第三條腿。

但每次記者采訪他，他總是笑著說：“我還可以掃幾年墓。”

重逢在山林深處

得知消息的那天夜里，高定新和父親高厚學幾乎一夜未眠，然后他們一早便啟程了，高定新的妻子和岳父一起同行前去。

抵達熊家咀時，天色尚早，山間云霧未散。

村里已不如當年閉塞，紅色旅游悄然興起。

一路上，村民熱情地為他們指路，一聽是來找“烈士高德福”，就有人立刻反應過來：

“你們是河南那邊的親人吧？我們姜能山老人總提起，說他一直等著家屬來認。”

高家父子聽得一震。

那一刻，他們更加堅信，爺爺的魂，真的就在這片山林之中。

順著村口小道蜿蜒而上，遠遠望見一座小山包，墨綠松柏密密匝匝。

林中隱隱露出石碑，在陽光下泛著柔光，像一列列肅穆站立的士兵。

再往前幾步，一塊刻著“高德福”三個字的大理石墓碑赫然在列，那一刻，幾人站在墓前，無一言語。

高厚學的手顫了幾下，像是不敢相信，又像是不知該怎么面對這座遲到了六十多年的墓。

墓前擺上了帶來的供果，黃紙、香燭、土特產，一應俱全。

高家人跪在烈士墓前，像是終于把一顆壓了半輩子的石頭放下。

姜能山老人后來趕到了墓園，他已是八旬老人，佝僂著身子，卻精神矍鑠。

見面時，他緊緊拉住高厚學的手，說：“我守了這幾十年，就盼著能等來一個親人，現在等到了，高德福也不算孤單了。”

他說這話時，眼角有淚，聲音卻異常堅定。

他帶著高家人詳細介紹當年高德福負傷、養傷、犧牲、下葬的過程，他說得很慢，像是怕漏了任何一筆細節。

高定新聽著，連連點頭，不住的道謝想要報答他的恩情，姜老漢只是擺擺手。

后來，原本想要把高德福的墳遷回祖墳的他們還是猶豫了。

“爺爺不會想走的。”高定新輕聲對父親說。

高厚學點頭，沉聲道：“對，他寧愿和戰友們睡在一起。”

最終，他們決定不遷墳，他們把準備好的遷墳材料悉數收起，只留下鮮花香火和滿滿的敬意。

“他屬于高家，也屬于這里。”

那天傍晚，夕陽斜照在山頭，墓地像一塊沉靜的畫布，溫柔而莊嚴。

從此之后，熊家咀的山林里，多了一群常來的客人。

他們年年清明到來，帶著三牲五果和父輩的記憶，只為對一個名字說一句：

“細爺爺，我們來看你了。”

山林還在沉眠，松柏依舊守望，而高德福，終于不再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