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黃岡書記，回憶當年麻城“宋埠殺匪”和“東義洲事件”

1947年秋冬的鄂東大地，新建立的黃岡地委面臨嚴峻考驗。首任地委書記李友九在回憶錄中記載，當年11月3日拂曉，麻城東義洲的槍聲撕裂黎明，一場精心策劃的反革命暴亂爆發。惡霸地主鄭紹生、原國民黨區長鄭家學勾結土匪頭目鄭家賢等人，通過宗族網絡脅迫80%的農戶參與，誘殺我工作隊長余清（原名石辟瀾）等50余名干部。

暴起不是突發的火頭，鄉里的保甲在前面頂著，后面是土匪槍口頂著，北邊來的工作隊步子邁大，打土豪，分浮財，節奏像鼓點，宗族盤在地里，群眾心里怕，靠過去保甲這一條線去發動，線倒是接上，走到半道又掉頭，李友九一句話戳在那兒，說利用保甲反被利用，群眾不敢靠近我們，我們又被保甲長麻痹，這股急性土改的風，帶來的是反彈，是人心散，是一段后來還要反復翻看的教訓。

東義洲的火沒壓下去，外面軍壓又進來，白崇禧把三十三個旅一股腦攏到大別山口，整編第七師插進浠水、羅田、麻城，小保隊在鄉間穿梭，地主、兵痞、土匪混在一處，地形門兒清，手段很重，李友九的記錄擺著，貧農團長被殺后拋在路口示眾，傷員在木板上釘死，劉鄧主力機動到外線，留守的地方武裝攤在三十一處分區，管著大約七十萬人口，小保隊倒像雜草一茬一茬往外冒，從三千到四千多，心腹之處開始發緊。

時間推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宋埠那一仗把氣口扳了回來，六縱十八旅肖永銀帶隊摸進去，麻城保安團八個中隊在一夜收口，俘下兩千多人，縣長羅維建也在名單里，俘虜怎么處置這一道卡在桌上，許多材料對起來看，小保隊多是本地人，收槍散到老鄉屋里，甄別一時難開口，報復心重，野司的命令很硬，全部處決，李友九在回憶里避開細節，只說麻東縣委那邊有擴大化傾向，處決班長以上骨干，地委對死刑審批的手續沒有拉緊。

表面的一仗贏下來，底下的刺還在扎，政策推到鄉村的墻根，現實一堵墻又擋回來，黃岡地委轄區里殺人過多這句判斷擺在紙上，可殺可不殺也在殺，并且有錯殺，總數約二百，錯殺四五十的估算在回憶里掛著，滕家堡的事舉作例子，一個工作隊長處決十二名俘虜，前頭截到暴亂情報有功，處分沒有落下去，這種以功抵過的處理，反映出戰時法度不成體系，李友九把緣由往農民二十年硬仗后的情緒上推一推，又把關鍵落到程序，殺人權限沒有請示清楚，手續沒有梳理到位。

宋埠這一刀切下去，震住了一片，后續剿匪的路開得順些，代價也在暗處長出毛刺，李友九在麻東工作的總結里，點到打土豪和急性分田的重要惡果，當時國民黨地方武裝從四千漲到六千，群眾路線這根線被扯得更緊，在宗族深的地帶，社會改造要一步一步落地，只靠清算，一時見效，積怨跟著加碼。

往后看一段，一九四九年的剿匪里換了打法，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傅春早再上大別山，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兩條腿一起走，政策口徑壓清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殺人權限的問題往上報，邊區剿匪指揮部把紅線劃明白，對俘降匪眾切戒打罵、濫殺，東義洲、宋埠的血和淚，轉成一條條規矩。

回看這一段，東義洲的暴起和宋埠的處置像兩面鏡子，一面對著理想，一面對著土里的現實，政策從紙面到地頭有折損，基層在火線上做選擇，李友九的價值在于把這些過程說出，不藏不繞，他說未能深刻總結東義洲事件，也就不能采取有效補救措施，這種自覺擺在今天的人面前，是鑰匙，也是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