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冬的鄂東大地,新建立的黃岡地委面臨嚴峻考驗。首任地委書記李友九在回憶錄中記載,當年11月3日拂曉,麻城東義洲的槍聲撕裂黎明,一場精心策劃的反革命暴亂爆發。惡霸地主鄭紹生、原國民黨區長鄭家學勾結土匪頭目鄭家賢等人,通過宗族網絡脅迫80%的農戶參與,誘殺我工作隊長余清(原名石辟瀾)等50余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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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起不是突發的火頭,鄉里的保甲在前面頂著,后面是土匪槍口頂著,北邊來的工作隊步子邁大,打土豪,分浮財,節奏像鼓點,宗族盤在地里,群眾心里怕,靠過去保甲這一條線去發動,線倒是接上,走到半道又掉頭,李友九一句話戳在那兒,說利用保甲反被利用,群眾不敢靠近我們,我們又被保甲長麻痹,這股急性土改的風,帶來的是反彈,是人心散,是一段后來還要反復翻看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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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義洲的火沒壓下去,外面軍壓又進來,白崇禧把三十三個旅一股腦攏到大別山口,整編第七師插進浠水、羅田、麻城,小保隊在鄉間穿梭,地主、兵痞、土匪混在一處,地形門兒清,手段很重,李友九的記錄擺著,貧農團長被殺后拋在路口示眾,傷員在木板上釘死,劉鄧主力機動到外線,留守的地方武裝攤在三十一處分區,管著大約七十萬人口,小保隊倒像雜草一茬一茬往外冒,從三千到四千多,心腹之處開始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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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推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宋埠那一仗把氣口扳了回來,六縱十八旅肖永銀帶隊摸進去,麻城保安團八個中隊在一夜收口,俘下兩千多人,縣長羅維建也在名單里,俘虜怎么處置這一道卡在桌上,許多材料對起來看,小保隊多是本地人,收槍散到老鄉屋里,甄別一時難開口,報復心重,野司的命令很硬,全部處決,李友九在回憶里避開細節,只說麻東縣委那邊有擴大化傾向,處決班長以上骨干,地委對死刑審批的手續沒有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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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一仗贏下來,底下的刺還在扎,政策推到鄉村的墻根,現實一堵墻又擋回來,黃岡地委轄區里殺人過多這句判斷擺在紙上,可殺可不殺也在殺,并且有錯殺,總數約二百,錯殺四五十的估算在回憶里掛著,滕家堡的事舉作例子,一個工作隊長處決十二名俘虜,前頭截到暴亂情報有功,處分沒有落下去,這種以功抵過的處理,反映出戰時法度不成體系,李友九把緣由往農民二十年硬仗后的情緒上推一推,又把關鍵落到程序,殺人權限沒有請示清楚,手續沒有梳理到位。
宋埠這一刀切下去,震住了一片,后續剿匪的路開得順些,代價也在暗處長出毛刺,李友九在麻東工作的總結里,點到打土豪和急性分田的重要惡果,當時國民黨地方武裝從四千漲到六千,群眾路線這根線被扯得更緊,在宗族深的地帶,社會改造要一步一步落地,只靠清算,一時見效,積怨跟著加碼。
往后看一段,一九四九年的剿匪里換了打法,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傅春早再上大別山,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兩條腿一起走,政策口徑壓清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殺人權限的問題往上報,邊區剿匪指揮部把紅線劃明白,對俘降匪眾切戒打罵、濫殺,東義洲、宋埠的血和淚,轉成一條條規矩。
回看這一段,東義洲的暴起和宋埠的處置像兩面鏡子,一面對著理想,一面對著土里的現實,政策從紙面到地頭有折損,基層在火線上做選擇,李友九的價值在于把這些過程說出,不藏不繞,他說未能深刻總結東義洲事件,也就不能采取有效補救措施,這種自覺擺在今天的人面前,是鑰匙,也是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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