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左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基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在這里說一點我個人的幾點陋見，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我今天在這說的有三個問題，總的題目我想叫做《〈左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基礎》。

這樣一個問題以前，我首先說一點題外話，最近中國先秦史學會開過幾次會，我們在會上會下討論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學術界常常把 “古代” 這個詞定義太長了。很長一段時期大家覺得“近代”以前就是 “古代”，可是最近這些年出了個新的事情 , 就是大家把 “近代” 的上限往下移了。過去我們一般人認為鴉片戰爭 ( 1840 年) 以后算 “近代”，這樣還好一點，可是現在很多的近代史學者把“近代”的期限移到辛亥革命了，那么，辛亥革命以前就都是“古代”，所以我們離這個了“古代”當然也不太遠了。這樣長的 “古代”在全世界，是沒有的，這個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我是覺得 “古代”，或者“古史”就是上古史，主要講的是秦以前的時代的歷史。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不只是中國一個，這些國家他的上古史都只能依靠一些比較晚的歷史著作，作為基本的依據，才能建立上古史的系統。比方說古代埃及的歷史，大家常常把它分為幾個大的時期：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一共有 31 個王朝。這依靠的是公元前三世紀一個埃及僧侶叫曼涅托，他的書《埃及史》里面把古代埃及歷史做了個系統的敘述, ① 以這個系統作為基礎。這部書早就散佚了, 就和許多中國古書一樣，只有輯本。同樣，關于西方古典世界的歷史主要依靠希羅多德的《歷史》。②

那么在中國，我們怎么建立起古史的系統？我們研究古代歷史文化，作為背景的系統是怎么建立的？當然，說來很簡單，我們主要依靠《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在古史方面是依靠什么？因為《史記》比較晚，比曼涅托晚了差不多二百年。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怎么建立的古史系統？這點我可以向大家報告，我曾做過一點工作，就是讀《史記》，查查《史記》里面秦代以前部分它的來源是什么，根據是什么，總的印象就是《史記》除了依靠《詩經》、《書經》、《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傳》。

我在這里向大家貢獻的一點意見就是《左傳》是《史記》建立古史系統的主要依據。當 然，司馬遷看了許多東西，有的是我們看不到的。可是最主要的依據應該是《左傳》。所以說，《左傳》是我們建立古史系統的一個主要依據。

我們依靠什么，這個問題在考古學、歷史學工作中常常會碰到。我舉兩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前些年的時候，河南的淅川下寺一號墓，發現了大鼎上有長篇銘文，銘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稱“令尹子庚”，是誰呢？我們哪里去找這個 “王子午”、“ 令尹子庚” 呢？實際上古書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傳》。如果你不相信《左傳》，不用《左傳》，就沒法研究。還有一個例，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銅鐘，這個鐘上的銘文一直講不明白。因為這個銘文不全 ,它說“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競爭的“競”，平安的“平”，安定的“定”。不知道多少學者寫文章講這個，仍不能懂。前年在澳門有一批流散的青銅器，這批東西現在已經到香港，我個人是在香港看到的，上面就有完整地銘文。什么叫做“競平王之定”，或者說是“競之定”這個詞不懂，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左傳》，因為，《左傳》里楚國的一些人名就是這個樣子，他的“什么之什么”不是像晉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這里的前面是父親 ,所以“競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個楚平王。“競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兒子名字叫 “定”。

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左傳》我們永遠沒法解釋，所以說，《左傳》是我們研究古代的歷史文化，包括古代的經典的重要基礎。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史記》 所講的歷史從哪里來？除了《詩》、《書》，就是《左傳》。當然，我說的《左傳》也包括《國語》在內。《左傳》當然詳細記載了春秋時代的歷史，可是它講的絕對不限于這段歷史，實際也涉及了從古史傳說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如果今天沒有《左傳》，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整理清楚，所以我們對古代歷史文化的依靠就是《左傳》，包括《國語》，這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點。

下面我說第二點：剛才說了，如果沒有《左傳》，那么我們很難有清晰的、準確的對古代歷史的研究。當然，有很多人不贊成。大家都知道，從漢代，特別是公羊學者何休，他是公羊學的重要代表，是反對《左傳》的，可是，大家知道正如前代學者所說的，何休或者是其他的《公羊》或《榖梁》的學者，他們反對《左傳》并不是說，《左傳》這部書是不可信的，只是說《左傳》這部書不能代表孔子的“春秋大義”，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榖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榖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于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后來，從清代的常州學派，從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以下，一直到康有為、崔適 ，他們對《左傳》都有所懷疑，說《左傳》是經過劉歆的篡改。不過他們的觀點，正如有些學者指出過的，并不是說《左傳》里面講的歷史不可信，他們沒有這個思想。他們只是認為《左傳》這部書不是《春秋》經的傳。是割裂 《國語》而成，這是他們的基本觀點。

對于《左傳》 從歷史真實性方面懷疑，說《左傳》不足據的是津田左右吉，他1936 年寫了一部書叫《〈左傳〉之思想史研究》。我建議大家多研究學術史，要很好地看一看這本書，他通過他的論證認為《左傳》從歷史上是不足據的，這個觀點是前所未有的。

有兩位學者對康有為、崔適以至津田左右吉的著作進行研究，作出了批評。我認為這對于《左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第一位是錢穆先生。錢賓四先生在1929年完成了一部書，就是《劉向歆父子年譜》。這是名著了，現在不但是在臺灣有很多的版本，內地方面也是在不斷地在翻印。可是，讀這本書一定要從學術史方面來看，為什么有這部書，這部書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針對康有為、崔適的論點進行討論。這部書的出現在錢先生的一生歷史里起著關鍵作用，因為這部書首先是給顧頡剛先生看過，而顧頡剛先生在很多方面是繼承康、崔的，可顧先生他的氣度過人。在顧頡剛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我還特別提到這件事，因為他的子女保存下來的錢先生的原稿現在還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原稿的題目叫《劉向、劉歆、王莽年譜》，顧先生給他改為《劉向歆父子年譜》，這點就好得多，而且是顧先生把這篇稿子發表在他當時主持編輯的《燕京學報》，正因為如此，顧頡剛先生后來推薦錢穆先生到燕大當上了教授，這是錢穆先生第一次跨進大學之門。所以顧先生的大度是我們一定要學習的。

可是實際上，在《劉向歆父子年譜》出版之后，康有為、崔適所談的那些問題基本上都已經解決了。因為有關的論證已經非常清楚了，在座的學者只要認真讀一下錢穆先生的這部書，他舉的28個例子，便會看出過去懷疑的論點均不足據。我想這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第二個重要貢獻比這個要晚，正好是針對津田左右吉的。上一次我在中央電視大學的那次會上也提到過，不過那時我介紹的不夠詳細，羅倬漢先生在看津田的書之后，就認為這書是完全沒有依據的。所以他就立志寫了一本書，名字叫《〈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考證》。這本書是在三十年代末，就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寫的，當時沒有能夠出版。到了1941年以后，先生在重慶，幾位先生看過他這個書。一個就是顧頡剛先生，一個是錢穆先生，剛才我們提到了，他們都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在1943 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書，印數也是極少的。這部書的紙叫“粉報紙”，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怎么能叫做“粉”或者“報紙”，可是在當時抗戰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很不差的了。或者，這本書只有這一個版本，我藏的這本是珍本，是一定要保存的。

在這本書里面，錢穆先生寫了序，顧頡剛先生寫了封信，這些對于我們《左傳》的研究都是很重要，值得特別推薦介紹。錢穆先生序里面有一段話，我想在這里念一下。這段話作于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的秋天，下面寫著錢穆寫于成都北郊。他說了這本書怎么怎么的好，主要的特點就是通過 《史記》 內容的分析證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司馬遷當時看到的《左傳》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左傳》的本子基本上相同，包括其中解經的部分，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與各個 《世家》 里都有，可見司馬遷看到的《左傳》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左傳》，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況，劉歆割裂《國語》或者是偽造這些東西的說法統統煙消云散。書中有明確的證據，證據不是一條兩條，而是有幾百條之多，是整本的書。而且他也分析了，哪些 《史記》全據《左傳》，哪些《史記》采的是其他的說法，很客觀，都一條一條擺出來了。這是前輩學者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很重要的成果。錢穆先生在序里說了一段話，他說：“考證之業有新創，有舊守。”考證的工作，有的目的在于創新，有的目的在于保守。他說如果你拿著羅倬漢這本書給現在的學者看，一定有的會不高興，也有的會驚奇，也有的會贊揚，可是，如果你找一個古人來看，不用說更早的，就是一個清朝中葉的學者，你跟他說太史公的《十二諸侯年表》是根據《左傳》的，我已經把它搞清楚了，那些人聽了以后會覺得沒有意義，因為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 ，用不著討論，甚至有人聽了這話就要睡覺去了，根本就不會理他。錢先生又說，再過了幾十年之后，風氣已經過去，所有人都知道《左傳》 是真書，《史記》是根據《左傳》，那些異說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羅倬漢的書，就同樣覺得沒意義的了。錢先生說羅倬漢先生是喜好哲學的，他把這個道理與羅倬漢討論，羅先生就特別嘆息，說我做這個工作干什么呢？

我想，錢先生寫這篇序的時間是1941年，到現在已經過了68年，幾十年已經過去，今天我們來討論《左傳》與《國語》，當然仍會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問羅倬漢先生寫這部書干什么？錢先生的預言已經真的實現了。這是我今天談的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今天談《春秋》經傳，特別談到《左傳》在座的都是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大家都知道在歷史上對《左傳》研究最有貢獻是杜預。盡管清代的一些著作，一直到沈欽韓、 劉文淇等，站在漢學家的立場上，他們力復古注，認為杜預注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春秋經傳集解》等書有如何如何的錯誤。可是，我們平心而論，對于《左傳》貢獻最大的還是杜預。我們人人都讀杜預注，這個我想是沒有疑問的。大家知道《春秋經傳集解》有一篇后序，后序里杜預說的一段話，大家都知道，我在這里重復一下。他說晉武帝元年三月，他平吳，從江陵回到襄陽 “解甲休兵”有閑工夫了，依照夙愿 ,去撰寫《春秋釋例》和《春秋經傳集解》，恰好在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有人挖墓“大得古書 ,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他講的是著名的汲冢竹書的發現，現在我們推斷最合理的發現時間應該是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 279 年 。杜預看了這個新發現，其內容，他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他是 《左傳》專家，他就把發現的材料與《左傳》對比，他就發現多數是相同的，如果說《左傳》與其他二傳有不同的地方，新材料每每是近于《左傳》，而異于《公羊》、《榖梁》，所以他說“參而窮之，可以端正學者。”杜預從他的研究出發，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 的正確性。這是王國維先生1925年所說的“二重證據法”的先聲，所以王先生在講“二重證據法”時引用了這件史事。

我今天要向大家報告的是，我們有幸遇到了同樣的機會。大家知道在去年七月，清華大學收藏了一批戰國時代的竹簡，這批竹簡經過點數，共計有二千三百八十八枚，這當然包括殘片。我們估計原有的整簡不會少于一千七百支。這個還是很保守的。這里邊包含一部史書，體例特別像《竹書紀年》，可是不像《紀年》從夏商周開始，它是從西周初年開始，一直講到戰國初年，這些材料我們正在盡可能地保護整理，會及時地公布整理報告，供大家來研究。我們有這么一個機會，和杜預一樣，來看一看戰國時代的這部史書，和《春秋》經傳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在刷洗的過程中看過一部分，看起來對于《左傳》的研究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我想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大家 ,謝謝！

① 曼涅托 Manetho （活動時期公元前四世紀末 —— 公元前三世紀初）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希臘文寫成《埃及史》一書，書有片段為教會歷史學家保存下來，成為今人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史料。

② 希羅多德 （約公元前 484 年 ——425年），古希臘歷史學家、“歷史之父”他生活于古希臘兩次重戰爭即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之間，其所著 《歷史》又名《希臘波斯戰爭史》。其說它是一部戰爭，不如說它是一部當時希臘人所知世界范圍的歷史。試圖以歷史自身去說明歷史，這在當時希臘歷史思想上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

此文為“《〈春秋〉三傳與經學文化》研討會”開幕式上的發言稿，刊發于 《中國文化研究》2009年第4期，作者系歷史學家、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轉引自“亞洲考古”公眾號。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