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的生平及其學術

柳詒徵是開拓和發展南高史學的關鍵人物，他早年的學習環境及其獲得史地知識的由來，對于南高史學特色的形成，是有一定影響的。作為東南方學術界的代表，柳氏與執教于清華大學國學院的陳寅恪并列，時人譽為“南柳北陳”，這位南高“精神領袖”的生平和學術是有必要首先加以討論的。

一、早年接受中國傳統學術熏陶時期(1880—1900)

柳詒徵生長在一個重視禮學及孝道的塾師家庭。五六歲時，其母口授唐人五七律。稍長口授四子書、五經、《孝經》、《周官》及《爾雅》等古文諸書。母親令其天天背誦，逐日念書，書不背完，不能吃飯。與母相依，及得到鄉鄰接濟生活，培養了他孝敬母親、仁愛鄉里的品德，長大后自號“劬堂”，就是不忘幼孤家貧，母教成才、終身自勵的意思。母親教課時，經常指出“為學之道，在明德”，故詒徵受母教的啟發，以為“做詩做文不可好發牢騷，專說苦話，以及攻訐他人，觸犯忌諱等等。所以平生謹守范圍，固不屑以詩文為干謁諛諂之具，亦不敢用為玩世罵人之武器”，吾家“習于家庭禮法，亦從先妣舅妗后，承事惟謹”，因受其母的教導，柳詒徵由是孕育了以提倡道德教化為己任的思想。

除了母親為柳詒徵提供了學術知識的來源，柳氏也受趙申甫及其父親一位學生兼舅父陳慶年(1863—1929)所影響。在陳氏的教導下，柳氏由治經學轉向治史學及注意通史研究。

在1898年之前，柳氏主要受母親及外祖父的教導，并讀書于鎮江培風書院，治學以經書、駢文為主。乃至1899年，他結交趙申甫及陳慶年，治學自此轉向史學。柳詒徵在《我的自述》中強調他在廿歲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陳慶年聽說他很好學，時常找他去談論，他因而“得到許多講學問的門徑”。趙申甫是陳慶年的朋友，鎮江人，因柳氏家貧，便常借家中藏書給柳氏，并經常與柳氏談及鎮江掌故，以及清朝學者的事跡，柳氏日后注意整理鄉邦文獻，與趙氏的教導也有關系。陳慶年為鎮江丹徒縣(今鎮江市丹徒區)人，早年畢業于江陰南菁書院，長于史學，主要研究法制史、兵制史及地理學。他繼承了清代考據學的研究風氣，主張經學在禮學，認為實踐禮學是重建秩序的工具，又宗浙東學者，言性命必折中于史，但處于清末這個列強入侵的時勢下，陳氏認為士子應多注意研究通貫歷代的史學，明了歷代變化的原則，從而掌握治世的方略。他說，“漢儒欲救治經之弊，非玩經文存大體，求通今致用，宜取史學，如其事有關鑒戒宜少下己意為之發明，廣取歷代通事，觀無涯涘”，所以他曾撰《兵法史略學》，并輔佐江蘇巡撫端方，任幕府僚佐。陳氏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再次強調只考證文字的治經學方法，不足以處變列強入侵的時勢，求通今必要提倡研治通史，以求通達古今，教員也可利用中國文明發達的歷史知識，以振奮民心，增強民族自尊心，“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遠教天下”，“教育指歸，至令人愛國而極矣，然愛國之理必先由于知國，蓋治歷史者之多少，驗愛國心之多少”，“觀通百代，處變時方”。為此，他也非常重視鄉土的歷史地理教材，認為“以仁愛鄉土思想，而仁愛一縣以漸被于全國”，《兵法史略學》一書就是在“通今致用，史學所急”的思想下寫出來的，此書更成為晚清學堂兵學一科的教科書。陳慶年曾勸柳氏：“今世欲以辭章出人頭地，曳曳乎難矣。曷至力經史根柢之學乎？”而柳氏也承認“陳善余(慶年)最深于史學，勸我(柳詒徵)不要專攻詞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詩和駢文。陳(慶年)的志愿是講學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講學不做官”，由此可見柳氏受陳慶年的經世思想和言論影響之深。

二、兼習中外史地知識時期(1901—1906)

1901年至1906年，為柳氏學習中西方知識的主要階段。1901年，詒徵二十一歲，因陳慶年命錄其駢散文十余篇，轉交給任江楚編譯局總纂的繆荃孫，詒徵的文章受到繆氏稱許，故被繆氏任命為此局編纂，至1907年止。江南圖書館藏書除了中國史著作，在“史部”中，以收藏研究日本歷史的書籍為大宗，共七十九種；其次為美國史，共十九種。由是柳詒徵不獨因鉆研館藏那珂通世撰《支那通史》(此書以中文著述)，而終成《歷代史略》；更在任職編譯局期間，閱讀編譯局及江南圖書館中所藏有關中國歷史、日本史、東南亞史的典籍，而有一系列有關中國史地、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成果。

繆荃孫間接推動了柳氏對教育事業的注意。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教育改革，同年12月，令繆荃孫與徐乃昌赴日本考察學務，次年1月，柳詒徵隨繆荃孫等人，游日本橫濱、大阪、神戶及西京各地，尤考察日本的學校建制、課程改革、教材編寫。柳氏在日本逗留至3月返國，其間他得知日本推行的教育制度與國家強大甚有關系，故立志以啟導民智為己任。后來他接納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宜先辦小學和高等師范”的建議，于1902年7月與友人陶遜、陳義在南京創辦思益小學堂，自任國文、歷史、倫理、書法科教習。所以，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使柳氏對教育事業的志趣大大提高。

此外，繆氏刻書及撰述，亦推動了柳詒徵撰述方志及研究地方史的興趣的發展。繆氏曾參加《順天府志》《湖北通志》《常州府志》及《江陰縣續志》的編撰工作。柳詒徵也承認保存地方文獻的思想，得自繆荃孫的啟導，從中得到許多整理地方文獻的門徑。

三、從事教研工作及主持國學圖書館時期(1906—1937)

柳詒徵在此階段致力于教育工作及學術研究，這對南高史學的發展尤為重要。1906年至1907年，柳氏以江楚編譯局分纂的職位，兼任思益小學堂、江南高等學堂及江南高中兩等商業學堂教習，開始參與教育工作。至1908年，兩江師范監督李瑞清聘請柳氏任該校歷史學門教員。兩江師范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三江師范學堂，這亦是日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前身，而校址即今天南京的東南大學。柳詒徵自1908年起執教于兩江師范學堂，由是與師范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1年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獨立，鎮江也于11月宣布獨立，駐江寧第九鎮統制徐紹楨(1861—1936)亦宣布起義，進攻南京城，終取得勝利，卻使兩江師范大受破壞，校園設施遭到破壞，師生也未能上課。自1911年至1914年，柳詒徵也因南京戰亂及學校受到破壞而避居鎮江；1915年他回到南京，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江謙之聘，任國文、歷史部教員。江謙早于柳氏執教兩江師范時，已欣賞柳氏行誼，自1915年任南高校長后，網羅人才，邀請柳氏任教其中。江謙更確立了師范教育的辦學宗旨，并以南高作為東南地區教育學術發展的中心。

1918年郭秉文(1880—1969)繼任南高校長，于1919年秋把國文史地部改名為文史地部，并于1920年推行專科發展方向，史學系、地學系由是成立。而柳詒徵也于1920年后成為史學部專任教授，柳氏借此學術機構以傳播史學知識，并培訓學生從事史學專科的教研工作。自1919年五四運動后，南高聘請了一群曾留學美國的學者執教文史地部，這些學者——如哲學部主任劉伯明，外文部教員吳宓、梅光迪。柳氏與吳、梅、劉氏更認為南高是一群反對過于激烈地批判傳統文化，致力弘揚傳統學術文化的“同志”的聚居之地。他們也因反對以胡適、陳獨秀等人為首的激烈批判傳統文化的言論，被視為“保守”的、“反新文化運動”的學者。

柳氏極力倡導學術研究，擔任南高史地學部學生舉辦的“史地研究會”指導員，1921年與學生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等人創辦《史地學報》；又與吳宓、梅光迪及劉伯明組織學衡社，出版《學衡》雜志。柳氏又為這些學術刊物撰寫序或弁言，尤其是在《史地學報》上撰寫的序，標舉出了“史地通軌”的研究方向，及借學術研究以闡明中國文化的治學精神，這些研究特色均成為南高學生從事史學研究的指導方向。1923年南高改名為國立東南大學，確立“師范教育專業”，特重教學、研究與教育事業相結合的發展方向，東大由是積極推動學術研究的風氣。柳詒徵執教史學系，并開設中國文化史、東亞各國史、中國通史等科目，他要求學生讀原著，記心得，撰寫筆記，對學生的筆記，均能逐字眉批。顧頡剛在1924年發表論文討論傳說中的禹帝，認為其本是古代的“蟲”，懷疑古代圣君賢相均是后人偽造的，由是掀起“古史辨”的運動；而柳詒徵也從文字的本義批判顧氏的說法，開了批評古史辨運動的先河。

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等學生，于1919年至1921年入讀南高(東大)，他們四人因為積極參與史地研究會舉辦的學術活動，以及積極在《學衡》《史地學報》上發表論文，故與柳詒徵及劉伯明、竺可楨等南高史地部的教員接觸較多，治學方法上也顯然受到柳氏等人的影響。

1922年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軍閥吳佩孚屬下將領齊燮元圍攻上海，江浙大戰一觸即發，結果齊氏大敗。東大校長郭秉文因得齊氏資助，成功籌辦孟氏圖書館，這使校內一些學者認為郭氏與齊氏有政治上的關系；加上，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欲直接管理東大，由是支持“反郭”的言論，迫使郭秉文辭職，改任北洋政府所派的胡敦復為校長。而郭秉文對東大力行改革，甚得民心，學生多支持郭秉文復職，終于演變成學生們涌入校長室毆傷剛到任的胡敦復的事件，而校內方面也分成“擁郭派”“反郭派”。史學系教員徐則陵支持郭，反郭派的成員有楊杏佛、柳詒徵等。柳氏發表《學潮征故》及《罪言》二文，以為學生只有在安定的學習環境中才可上課，故應安處課堂，不應參與校園毆斗事件，此二文也表露出柳氏不滿校董會負責人沈恩孚(1864—1944)操縱省教育會，以及批評郭秉文與士紳沈恩孚相為交往，使學術發展受到政治影響。最后柳氏更與蕭純錦、熊正理及段調元等教授發出《給教育部總長函》，明確反對學生毆傷部聘校長。

結果政府派蔣維喬任東大校長，才結束學潮。而學生們認為，“教育部突然更動我們校長，是因為校內有漢奸。漢奸是誰？就是柳翼謀”。柳氏因被學生指為與政治交結，憤而離職。

自學潮后，東大師生遇此“奇變”，紛紛離校。西洋史教授徐則陵，物理學家葉企蓀，數學專家熊慶來，化學教授任鴻雋，心理學家陸志韋，生物學家秉志及地理學家竺可楨等人也離校。柳氏也因不滿東大的校政及被學生指斥而離校。此后柳氏任教于天津南開大學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然而自1926年起，柳氏雖居北京，卻因學生張其昀任教東大史學系，得以以東大史學系為文稿收集及整理的陣地，而鄭鶴聲及陳訓慈也以東大史學系學生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至1928年參與及協助《史學與地學》的出版，柳氏也欲以此刊物延伸《史地學報》倡議的“史地通軌”研究方向。

自1928年，柳氏因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館長，遂返回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前身即東大，以下簡稱中大)，并以兼任教授的身份執教于史學系，課余時協助繆鳳林、陳訓慈等昔日南高史學部的學生——當時已是史學系的教員，成立中國史學會。1928至1929年間，有感于執教中大地學系的系主任竺可楨創辦《地理雜志》，并在此刊物的《發刊辭》上提出把昔日史學系開設的人文地理學及經濟地理學兩科，改由地學系開設，這樣終將導致地理學獨立發展，也會導致“史地分途”，實有違柳氏主張的治史方法，柳氏遂與學生以中大史學系的名義，合作出版《史學雜志》，并撰寫序言，再次標舉“史地合一”的研究方法，以相抗衡。

無奈，柳氏只得以兼任史學系教員的身份執教中大，他的工作地點仍是國學圖書館，不是史學部，故未能發揮南高時期領導學生的作用。也因為自1931年后，昔日一起合作及積極參與南高學術活動的學生，如張其昀已執教中大地學系，鄭鶴聲任職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及國立編譯館，陳訓慈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只有繆鳳林以全職身份執教中大史學系，故《史學雜志》出版至1931年4月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沒有再出版。

另外，柳氏自1928年任中大國學圖書館館長。他為了世人可以得知館中藏籍，并利用館中藏籍進行研究，遂于1928年編刊《國學圖書館年刊》，柳氏在該年刊的發刊詞中曾說：“詒徵無似，未嘗攻圖書館學，承乏盋山，忽已經歲，既刊《館章》(《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章》)，緝館史，理董館書，增益而刊布之，爰綜一歲中，同人黽勉圖維討議施行之跡，都為《年報》，貢之邦人，非以稽績，昭不敏也。”編刊《國學圖書館年刊》的目的，就是把館中藏書的數量及內容公布于世，以便國人借閱。又因為中大國學圖書館藏書來自江南圖書館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為使世人了解國學圖書館的沿革及前賢的功績，柳氏又撰《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其學生王煥鑣、向達、范希曾等先后任館員，又與柳氏一起為《國學圖書館年刊》撰寫論文，而治近代思想史的學者蔡尚思，也因得閱館中藏書而撰成《中國思想史》。

及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柳氏發揮了史學致用的作用，重刊館中所藏由明代人物撰寫的抗倭寇等典籍，如《經略復國要編》《遼事紀聞經略》《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以振奮民族抗戰的精神。

四、逃避戰亂及晚年生活時期(1938—1956)

1938年，柳氏逃避戰禍，初到杭州，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邀請，與張其昀共事。及后，日軍相迫，他只好再次經浙江、江西，繞道廣東、云南、貴州，到達四川重慶，然而他未嘗執教于四川的中大。在四川休養期間，教育部組織清點文物委員會，令其負責考察地方文物及考訂文獻。柳氏更進一步整理多年講授史學方法、中國文化史等課的講義，準備撰寫《國史要義》一書。1945年，他更被教育部聘為教授。同年9月抗日戰爭結束后，柳氏復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9年定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及黨史會編纂。柳氏也曾致教育部《接收收復區圖書文物函》，指出“敵偽(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政權)對于公私書籍盡私人剽竊分據，而后匯為公藏”，建議“須對于敵偽劫去之圖書文物，徹底追查，各歸其主”，“嚴密關防，勿令彼方所留職員得乘我交替之時，隱藏盜竊”，對于“敵偽劫掠圖籍不限地域”，展開全國調查，并與海外學者“訂一共同辦法，互相聯絡”，確保國人能接收流失的文物及圖籍。1948年3月，柳詒徵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后，柳氏任上海市文物管理（也有稱保管）委員會委員，整理委員會內的圖籍，研究方向有所轉變，專注于輯錄奴隸史的資料，先后撰成《奴隸史料》及《人民生活史》。同時，他也進行輯錄鄉邦文獻及校點《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工作，但因眼疾，致“目光日昏，不克多抄，又無寫官相助，只可就力所能就者為之耳”。1951年后，柳氏與顧頡剛和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合力開辦上海圖書館，又被任命為鎮江市文物名勝保管委員會委員，直至1956年2月3日逝世。

綜觀柳氏一生，早年家貧，勞力自學，先從其母學習傳統禮教思想及古代經籍，以傳承中國傳統禮儀、孝道為依歸。及后，從陳慶年處“得到許多講學問的門徑”，因陳氏教導經世致用之學，又最深于史學，勸他不要專攻辭章，因此他“也就不大很做詩和駢文”。在陳慶年的影響下，柳氏自治經學、辭章轉向治史學，喜通觀歷代社會、經濟及民生的變化，以見當代治亂的緣由。同時，又因陳慶年的引薦，枊氏被江楚編譯局總纂繆荃孫聘為館中編纂，得以在局中接觸新學；又從繆荃孫治方志學、目錄學，“得到許多整理地方文獻的門徑”。柳氏因隨繆氏訪學日本，深明教育開啟民智的關系，乃于1902年開始辦學，更于1908年執教兩江師范，由是與師范教育結下不解之緣。終其一生，對史學研究工作從不倦怠，畢生的精力均付諸研究學術和推動教育的工作。作為南高史學部的“精神領袖”，柳詒徵可說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

摘自區志堅：《昌明國粹：柳詒徵及其弟子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